不過後來（這是我們故事的另一部分），就如經常發生的那樣，經濟發生了變化，監管制度也被改變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人們普遍信仰資本主義應當是完全自由的。遊戲場或許已經發生了變化，但遊戲規則沒有跟著變化，這種情況在金融市場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我們在前文講過的有關住房市場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證。過去，對住房抵押貸款有一些基本的限制。商業銀行和儲蓄銀行會謹慎地發放抵押貸款，因為它們自己最有可能是抵押貸款的持有人。不過後來，所有事情都變了：銀行變成了抵押貸款的發起人，而不是持有人，但監管方式並未根據金融結構上的這種變化做出調整。
公眾對監管的反感是這種不作為背後的原因。美國深深地沉溺於一種新的資本主義觀。我們也相信遊戲應該毫無約束的說法，但我們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以巨大代價換來的難得教訓：資本主義必須在政府設定規則並充當裁判的競技場上才能發揮優勢。
不過，我們現在並非真的處在資本主義危機中。只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資本主義只有在一定的規則內才能生存。其實，我們的整個經濟觀，包括對動物精神的全部認識，都說明了政府為什麼必須制定這些規則。古典理論所描述的充分就業的確有可能存在，但我們認為，總需求的巨大變化來自樂觀和悲觀情緒的起伏與波動。因為工資主要是由公平因素決定的，所以需求的變化就無法轉變為對價格的調整，而只能轉變為對就業的調整。當需求下降時，失業就會增加。抑制這些變化，正是政府的作用。
在這裡，我們要再次強調我們的觀點，即資本主義不僅出售人們認為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還出售人們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尤其在金融市場上，這一特點導致了相對過剩和銀行破產，而銀行破產又造成了更廣泛的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過程都受到各種故事的推動。人們講給自己聽的關於他們自己的故事、關於其他人會怎樣做的故事以及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會如何運轉的故事，所有這些故事都會影響人們的行為，而且它們並不穩定，會隨時間而變化。
這樣一個充滿了動物精神的世界為政府幹預提供了機會。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設定條件，使我們的動物精神可以創造性地發揮更大的作用。換言之，政府必須制定遊戲規則。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應該自由放任，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應該在制定規則方面發揮最少的作用。我們和這些經濟學家不同，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對經濟有不同的認識。如果我們認為人們完全理性，而且幾乎都按經濟動機來行動，我們也會相信政府不應該監管金融市場，甚至不應該在決定總需求水平上發揮作用。
但恰恰相反，動物精神的各個方面會推動經濟朝著不同的方向運轉。如果政府不進行干預，經濟就會在就業和失業之間大幅搖擺，金融市場也會不時地陷入混亂。
動物精神是人們行動的真實動機
人們應該接受我們的觀點，不僅僅因為它解釋了宏觀經濟的歷史，還因為它能夠詳細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細節。本書前五章討論了各種動物精神：信心、公平、腐敗、貨幣幻覺以及故事，有大量證據證明它們才是人們行動的真實動機，而且無所不在。主流宏觀經濟學假設它們不具有任何重要作用，這真可謂荒謬。
如果認識到動物精神在回答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8個基本問題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這樣的假設就更顯荒謬。本書後面幾章討論的8個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會陷入蕭條？為什麼中央銀行擁有控制經濟的權力？為什麼存在非自願失業？為什麼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間存在權衡關係？為什麼儲蓄的決定如此易變？為什麼股票市場波動如此不受控制？為什麼房地產市場的週期變化如此巨大？為什麼少數族裔一直在貧困中掙扎？
如果我們重視動物精神，這些問題就很容易回答；而現在的主流宏觀經濟學不能或者說幾乎不可能解答這些問題。
重振全球經濟的新思路
本書講述了經濟是如何運轉的。從個人層面看，關於經濟運轉的正確觀點對個人做出正確決策非常必要，比如說，我們應該儲蓄多少，應該在哪裡投資，應該買什麼房子，以及我們能否相信僱主（或社會保障）會支付我們的退休金。而且，對經濟運轉機理的正確認識，對公共決策而言更加不可或缺。
本書出版時正好趕上人們開始反思對經濟的看法。最近的經濟動盪把很多以前認為已經解決了的問題重新擺到桌面上。現在，人們正在非常急切地尋求新的答案，報紙、智囊團、各種會議以及各個大學的經濟學系都在討論這些問題。
民主國家關於「人民是誰、人民應該是誰」的看法，時不時地會經歷重大變化。和這些變化相伴而來的，是關於經濟如何運轉的故事的變化。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經歷了6次主要的類似變化：大革命時期，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總統後，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後，重建時期結束時，大蕭條期間，以及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之後。歷史學家可能在這些故事變化的細節上持不同意見，但因為歷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這些變化有關，所以對這些變化的存在應該沒有太多的爭議。
他們同樣也不太會否定我們關於最近一次變化的看法，也就是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後所帶來的變化。當時，關於經濟如何運轉的解釋轉向了保守派的象徵，也就是我們在本書開頭提到過的「看不見的手」。當然，那次變化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英國已經在18個月前選舉瑪格麗特·撒切爾作為首相。其他國家，從印度到中國到加拿大，都緊隨其後，有時候還非常積極。
「看不見的手」的故事及其影響對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詳盡的解釋，甚至回答了一些極為特殊的問題。不過，人們現在又重新提出這些問題。下面只是一個小小的樣本：我們如何讓有著不同能力和不同經濟知識的人表達他們的投資偏好，又不會使他們受兜售偽劣產品的商人的傷害？我們怎樣讓人們發揮他們對投資機會的強烈直覺，又不會引起投機泡沫及其破滅？我們應當如何決定該救助誰，在什麼時間救助？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那些已經受害或受騙的個人和機構？銀行應該如何進行資本評估？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的本質和力度應該如何確定？如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得過早或過遲，是否真的會產生什麼影響？財政和貨幣政策應當集中使用還是四面開花？存款保險該如何設計？何時能夠以最低成本重組銀行？何時對所有儲戶進行支付？如何監管對沖基金？如何監管投資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在考慮到系統性風險的問題後，應當如何修訂《破產法》？有關這些問題的傳統答案似乎已經不再管用。只要經濟學家和那些關心或研究經濟問題的人聚在一起，我們都會看到他們在努力尋找新的答案。
本書不能對所有這些問題作詳細的回答。本書的論點是，理解經濟的運轉以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不能僅僅考慮經濟動機，還需要我們深入考察信心、公平、腐敗、貨幣幻覺以及歷史帶給我們的故事。所以，回答上述問題還需要更多資訊，非本書所能涵蓋。但是，本書確實給我們提供了背景故事，或許所有答案都能夠在裡面找到。而且，本書還強調了建立有關委員會和調查團的緊迫性，它們要繼續開展對金融機構和監管體系的改革，我們確實亟須這些改革。
最重要的是，本書告訴我們，只有在思想和政策中充分重視動物精神的作用，才可能找到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
該法案就是《2001年經濟增長與減稅調和法案》（egtrra），後來還採取了進一步的減稅措施，即《2003年就業與增長減稅調和法案》（jgtrra）。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當jgtrra通過時，該法案對聯邦收入的影響約為10年（2001～2011年）1.3萬億美元，考慮到合理的養老支出和有選擇的最低稅收調整後，影響為1.7萬億美元。
gdp增長從2001年的低點0.7%提高到了2004年的3.6%。
從1991年到2000年，國內總私人投資從8291億美元增加了102.5%。其子項（裝置和軟體投資）更是從3459億美元增長了165.6%。對比來看，這段時期的gdp僅增長了38.3%。參見美國《2008年總統經濟報告》。
洛杉磯房價上漲了173%，邁阿密房價上漲了181%。
可能的例外是那些與戰爭或和平有關的繁榮和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