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幾年前一次晚餐聊天時的情形。一位來自挪威的遠房親戚，可以說是相當遠的遠親，在家族婚禮上與阿克洛夫有過一面之緣。據說，在房價暴漲期間，這位遠親花了100多萬美元，在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市買了一棟房子。對於紐約、東京、倫敦、舊金山、柏林甚至奧斯陸來說，這筆錢也許都算不上大數目，但對位於挪威海岸極其偏遠的、幾乎稱得上是世界最北城市的特隆赫姆來說，這可是一筆鉅款。而且，那還不是一棟大房子。阿克洛夫並沒有在意，只是把它視為斯堪的納維亞房價高企的又一個表現。
最近，他告訴另一位作者希勒，他一直在猶豫，是否應該再多考慮一下特隆赫姆市發生的事。我們對此進行了討論。阿克洛夫當時的反應有些大意，以至於把花高價買一棟小房子看成了一樁無關緊要的怪事。與之相反，阿克洛夫本應該看出這個故事非同尋常，值得對其進行積極的思考，並將其放在更大的市場背景中進行分析。
我們確信，這個小故事值得認真思考，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洞悉經濟週期的兩個主要特徵——繁榮和衰退——背後的思維模式，尤其是當前席捲全球的信心和信用雙重危機背後的思維模式。
信心：最重要的動物精神元素
當經濟陷入衰退時，報紙和專家告訴我們需要「重塑信心」。正因如此，1902年美國股市崩盤時，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各大銀行家集中資金投資股票市場。1907年他又採取了同樣的策略，試圖恢復信心。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分析大蕭條時也使用了類似的詞語。他在1933年首次當選總統時的演講中說：「我們唯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他在同一演講中隨後補充道：「我們遇到的問題並不嚴重，要有信心。」自有美利堅合眾國以來，經濟衰退就一直被認為是缺乏信心的結果。
經濟學家對信心這個詞語的含義有過特別的詮釋。很多現象都有兩個（或更多個）均衡結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颶風過後，如果誰都不在新奧爾良州重建家園，那麼，其他人也不會去重建。誰願意孤零零地住在沒有鄰居也沒有商店的廢墟中？但是，如果有許多人在新奧爾良重建家園，其他人也會願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個好的（重建）均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說人們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個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說人們缺乏信心。從這個角度來看，信心只不過是一種預測，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對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園的預測。有信心的預測會認為前景樂觀，而缺乏信心的預測則認為前景暗淡。
但一查詞典我們就知道，「confidence」（信心）可不光是一種預測。根據詞典中的解釋，「confidence」的含義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belief）。這個詞語來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在我們寫作本書之時，我們所處的信心危機也被稱為一場信用危機（creditcrisis）。「credit」一詞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
考慮到這些詞的其他含義，經濟學家以雙重均衡或樂觀預測vs.悲觀預測為基礎的觀點，似乎漏掉了一些東西。sup/sup經濟學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義。他們認為，信心是理性的：人們利用手頭資訊做出理性預測，然後再以這些理性預測為基礎做出理性決策。當然，人們經常按照這種方式自信地做決策。但信心這一概念的含義遠不只這些。信任的真正含義恰恰是我們會超越理性。誠然，容易輕信他人的人經常拋棄或者忽視某些資訊，他甚至不會理性地處理他所得到的資訊。即使他理性地處理資訊，也不一定會據此理性行事。他行動的依據是那些他確信正確的東西。
如果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信心，那麼，我們立刻就會知道，為什麼隨時間變化的信心在經濟週期中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們有信任感。他們自發地做決策，並本能地相信自己會取得成功。他們把懷疑擱置，而當每個人都這樣做時，資產的價值就會升高，而且可能還會繼續上漲。只要人們保持信任感，他們的衝動就不會顯現出來。一旦信心消散，人們決策的衝動就暴露無遺。
信心這個詞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決策涵蓋的行為，它在宏觀經濟學中起著重要作用。當人們有信心時，他們就會買進；缺乏信心時，他們就會退縮，就會賣出。經濟史充滿了這樣信心滿滿與信心消退的迴圈。誰不曾在徒步遠足時突然發現一條荒廢已久的鐵路，它在某人的舊夢中曾通往華廈和財富；誰沒有聽說過17世紀荷蘭發生的鬱金香泡沫，或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荷蘭人一直以思想保守聞名於世，以致被揶揄為世界上最謹慎的人；又有誰不知道，即便是牛頓這位現代物理學和微積分學之父，也在18世紀的南海泡沫中損失慘重。
所有這些把我們再次帶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錯誤地看待了他那位親戚的百萬住宅所反映的現象。他本應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價不僅反映了斯堪的納維亞的房價過高，而且是全球房地產泡沫的一部分。他過去一直輕信了自己的判斷。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凱恩斯關於動物精神的描述。當人們做重大投資決策時，他們必須依靠信心。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則不這麼認為。它為理性決策提供了一個正式程式：人們考慮所有可能的選擇、這些選擇的結果、每個結果的優勢、每個選擇的機率，然後再做出決策。
但是，我們真的會這麼做嗎？我們真的有辦法確定那些機率和結果嗎？或者相反，經濟決策，以及我們自身關於買什麼資產、持有多少資產的大部分決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們有無信心的基礎上嗎？這些決策過程不是更接近於我們翻煎餅或打高爾夫球時所做的決策嗎？我們所做的大量決策，包括我們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某些決策，都是因為它們「看起來是正確的」。在通用電氣擔任了多年ceo（執行長）的傑克·韋爾奇（後文還會討論到他）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說，這些決策「全憑直覺」（straightfromthegut）。
而在宏觀經濟層面，總的來說，信心時有時無。有時候，它是合理的，有時又不合理。信心不僅僅是理性預測，還是動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
信心乘數效應
凱恩斯經濟學理論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乘數概念。這一概念最初由理查德·卡恩作為一種反饋系統提出，後被凱恩斯所用，成為其經濟理論的核心。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不到一年，約翰·希克斯就對凱恩斯理論進行了定量化的詮釋，該詮釋強調剛性乘數以及乘數效應與利率的相互作用。希克斯的解釋很快就取代了《通論》原版，成為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權威解讀。凱恩斯的著述雖然發人深省且趣味盎然，但結構鬆散、不連貫甚至令人費解，而希克斯的論述則有條有理、言簡意賅且邏輯完整。所以，希克斯風靡一時。不過他的名氣不及凱恩斯，因為在人們眼裡，他只不過是凱恩斯天才思想的詮釋者而已。但是，就希克斯對思想史的影響而言，「凱恩斯主義革命」同樣是一場「希克斯主義革命」。
但是，我們相信，希克斯主義的凱恩斯思想過於褊狹。我們應該研究信心乘數這個關聯概念，用它取代希克斯的簡單乘數概念。
凱恩斯乘數概念歷經數十年，被數百萬在校大學生認真學習。該乘數是這樣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個專案，讓人們賺到錢，然後再由他們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輪」。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終都會變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們就會將此收入再花出去一部分。這個比例就是mpc（邊際消費傾向）。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會帶來第二輪支出，這輪支出是由人們而不是由政府花費的。這些支出又會成為某些人的收入，其數額為mpc美元，這些人也花費收入的一部分，即相當於mpc2美元，這就是第三輪。不過，這個過程不會終止。隨後是一輪接一輪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mpc+mpcsup2/sup+mpcsup3/sup+mpcsup4/sup…）美元。所有這些數值的總和並不是無窮大，它實際上等於1/（1-mpc），此數值即凱恩斯乘數。但是，這個總和可能要遠大於第一輪的政府刺激。若mpc為0.5，凱恩斯乘數就是2；若mpc為0.8，凱恩斯乘數就是5。
凱恩斯在《通論》中闡述的思想吸引了許多人，隨後，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這一思想並用其解釋大蕭條之謎。大蕭條一直是個難解的謎，因為人們找不到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數理論說明，支出的小幅下降會產生放大效應。如果人們由於擔心發生像1929年那樣的股市崩盤而反應過度，導致消費支出產生實質性的小幅下降，那麼，這就像是一個具有負面效應的政府刺激。人們的消費每削減1美元，就會有另一輪削減支出，然後，一輪接著一輪。這意味著，經濟活動的下降會遠大於初始的衝擊。因為遭受多輪負的支出衝擊，經濟會陷入更深的危機，所以大蕭條會持續多年。該理論獲得了廣泛讚譽（只不過沒有立刻付諸政策實施），因為它形象地再現了大蕭條在1929～1933年日益加深的場景。
凱恩斯的乘數理論非常受計量經濟學家歡迎，因為它可以量化並建模。在《通論》出版和希克斯對它的詮釋發表前後，有關國民收入和消費的權威統計資料已經出現，這就為他們的分析提供了資料。最早的國民消費估算資料是由布魯金斯學會在1934年釋出的。米爾頓·吉爾伯特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建立了美國的國民收入與產出賬戶，並將其納入一個適合用凱恩斯-希克斯理論進行分析的框架。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同其他主要國家的政府一樣）都是按照這一理論的要求編制國民收入和消費資料的。儘管經濟學文獻瀚如煙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希克斯之後，似乎還沒有哪個宏觀經濟模型有如此權威，可以引起國民資料收集方式的重大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是正式建模的基礎，也是資料收集的基礎，因為我們今天的資料都是從同一套理論中產生的。
資料集的建立，促進了各國建立大規模計算機模擬經濟模型的大發展。簡·丁伯根在1936年為荷蘭經濟建立的計量模型和1938年建立的包含48個方程的美國經濟模型，拉開了這種建模方式的序幕。1950年，勞倫斯·克萊因為美國經濟建立了另外一個模型，在其後幾十年裡，它發展成了龐大的聯合國世界計量經濟連線模型系統，連線著世界上每一個主要國家的計量經濟模型，總共包括幾千個方程。在這些模型中，動物精神的作用很少體現，因而凱恩斯對這些模型持懷疑態度。sup/sup
不過，設想信心在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還是有可能的。我們通常認為，乘數只與那些易於度量的傳統變數有關。但是，乘數概念也同樣適用於特殊變數，或者不那麼容易度量的變數。因此，不僅有消費乘數、投資乘數和政府支出乘數（它們分別表示當消費、投資或政府支出發生1美元變動時，收入會怎樣變動），信心乘數也同樣存在。信心乘數表示由於1個單位信心的變動（這種變化總有辦法感知或度量）而導致的收入變動。
像消費乘數一樣，我們也可以認為信心乘數是若干輪支出的結果。與上文列舉的各輪消費支出中的反饋機制相比，信心乘數中的反饋機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變化導致收入的變化和下一輪的信心變化，而每一輪變化都會進一步影響未來各輪的收入和信心。
人們對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指數。部分統計學家已經研究出了模型，並使用這些資料來檢驗信心對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反饋。這種可衡量的信心是未來支出的預測器，人們對此並沒有太大異議。對幾個國家的因果性檢驗表明，當前衡量的「信心」的確會引起未來gdp的變動，這一結果似乎證實了信心乘數中隱含的反饋機制。其他統計學家利用信貸利差（高風險債券的利率和低風險債券的利率之間的差距）進行了類似分析，他們將利差解釋為信心的衡量指標，並檢驗它們是否影響gdp，或是否有助於預測gdp。但我們相信，這樣的檢驗實際上價值不大。即使檢驗結果可靠，也並不一定意味著是動物精神在起作用。為什麼？因為這些信心指標可能並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費者對當前和未來收入的預期。
當然，我們希望它們能夠準確預測未來的支出和收入。衡量信心對收入的影響也很困難，因為在不同的時候，信心對收入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當經濟開始下行時，信心變動對收入的影響就特別大，而且具有決定性，但在另一些時候就不那麼重要。奧利弗·布蘭查德正是用信心指數來描述美國1990～1991年的衰退（有時被稱為「科威特衰退」，因為在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之後，石油價格的上升引發了這場危機）。布蘭查德相信，信心指數恰恰反映了當時發生的情況。他發現，在經濟衰退之前，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曾出現不可預測的巨大波動。他認為，這歸因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出現的悲觀潮。緊隨信心喪失的是消費的大幅下降。
信心會對乘數產生更深層次的影響，其他乘數也高度依賴信心水平。當前（截至2008年11月）的經濟狀況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導致信貸市場凍結，放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貸款。在這種情形下，那些有消費意願的人發現，他們難以得到所需的信貸；那些供貨商發現，他們難以獲得所需的流動資金。其結果是，通常的財政政策（政府增加支出或減稅）的乘數都會減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在第八章，我們建議政府設定兩個目標來解決當前的危機。第一個目標，也是在正常衰退當中唯一需要的目標，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緊密結合充分發揮作用，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但是，由於（由信心低落引起的）信貸緊縮極其嚴重，這樣的刺激是不夠的。的確，在信貸緊縮時期，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或減稅。因此，我們認為，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有第二個目標或中間目標，也就是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將信貸流量控制在充分就業時的水平之上。在第七章，我們將討論美聯儲如何制訂靈活的計劃，以便在當前的危機時期也能實現這樣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可以恢復因信心驟降而消失的信貸流量。
拉塞爾·庫珀和約翰·安德魯特別強調雙重均衡在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本章對信心的看法超越了這種解釋。我們所描述的信心對應於羅蘭·伯拉布在其開創性論文中提出的觀點。伯拉布認為，信心概念對應一種心理狀態，在該狀態下，人們並不充分利用他們可以得到的資訊。他們過分信任經濟，這種心態導致了過度投資。奧利弗·布蘭查德對動物精神的本質也持類似觀點。他對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所預測的未來收入變動到底是反映了消費者的信心還是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測，進行了區分。布蘭查德把這種消費者信心看作是「動物精神」。
在評論簡·丁伯根和他的建模努力時，凱恩斯寫道：「在現階段我不相信任何擺弄模型的人，這種像鍊金術一樣的統計學也許會成為一個科學分支，但我還未被說服。牛頓、波爾和洛克都玩過鍊金術。因此，他就繼續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