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債券大會之後不久，德崇公司就在整個公司發起了一個長達兩週的垃圾債券慶祝活動，包括舉行體育比賽、舉辦演講和放映電影等，極力吹捧垃圾債券的光輝業績和它們對美國的貢獻。在大會上，該公司首次宣佈了一項改變政策的決議。長期以來，德崇公司一直想用流行的「高收益」一詞替代「垃圾」一詞，但是現在，它放棄了這種想法，並且決定對「垃圾」一詞突出宣傳。員工們收到了公司的徽章，上面印著：垃圾債券讓美國健康成長。在一個片子中，約瑟夫和公司的董事長羅伯特・林頓一同唱出了一句歌詞：「艱難之路，唯德崇行。」
該公司還在報紙上登了整版的廣告，展現了垃圾債券所謂的受益人。當然，受益人不是米爾肯自己或者他的支援者，如卡爾或者斯皮格爾，而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男子和他懷孕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孩子，他們全家站在一座即將完工的新家面前。這個幸福家庭的場景和垃圾債券有什麼關係呢？原來，該新家的建築商霍範尼安公司（hovanian）是德崇公司的一個客戶。廣告上聲稱，在垃圾債券的支援下，該公司能夠為「5萬人提供住房，幫助2萬人謀生」。此外，德崇公司還投入400萬美元在電視上展開廣告攻勢。廣告設計得同樣煽情，裡面展示了一座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維代利亞市的發電廠，該廠是由德崇公司的垃圾債券資助建造的。據說，該廠吸納了貧困的維代利亞市的大量失業工人，降低了失業率。《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勞麗・科恩指出，這則廣告根本就不是在維代利亞市拍攝的，該廠的大多數工人都居住在其他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的勞動部門也對廣告所聲稱的該廠降低了失業率的說法提出了質疑。科恩的這篇文章見諸報端之後，德崇公司的許多員工都憤怒不已。
電視廣告只是媒體攻勢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和公司中米爾肯陣營的其他人都開始對米爾肯在媒體中形象的各個方面實施控制。他們對報道米爾肯的每個記者都進行「分析」，然後，根據他們對米爾肯的支援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程度對他們「評級」。米爾肯的陣營把記者大致分為兩大類別：理論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理論主義者可以指望支援米爾肯，因為他們持有類似的政治觀念；實用主義者需要米爾肯陣營提供幫助，因為他們無法獨自獲得新聞。
米爾肯的團隊最喜歡的理論主義記者就是愛德華・j.愛潑斯坦，他是《曼哈頓公司》（manhattaninc.）的專欄作家，也是第一批撰文支援米爾肯的記者之一，他曾經報道說米爾肯正在遭受檢察官們的不公正追查。愛潑斯坦所表現的主題激發了里根執政時期放寬管制政策和供應經濟學派支援者們的強烈共鳴。在經過威廉斯的面試之後，愛潑斯坦成為第一個獲准採訪米爾肯的記者。但是，米爾肯不允許愛潑斯坦對調查提出任何問題。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作者成了支援米爾肯路線的最強有力的代言人。他們似乎支援反正統流派的「創造性破壞」，他們相信其中有米爾肯的功勞，並且對證券法表現出了幾乎毫無掩飾的蔑視，認為這是政府對革新和企業家精神的不必要的限制。
隨著1987年盛夏的逐漸退去，一種不安的平靜降臨華爾街。合作的時期顯然已經結束，這種合作以布斯基和西格爾的認罪協議為高潮。現在，對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新起訴似乎更為遙遠。除了在繼續調查中直接牽涉到的事情外，這個醜聞似乎已經隱退到了歷史之中。
套利人們又一次開始慶祝。布斯基的認罪導致股市下跌，給套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現在大部分都已經彌補回來了。他們所擁有的資金甚至比以前更多，他們紛紛把這些資金投入實際的或者是預期的收購目標公司的股票。股市上漲得更高，在8月初，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超過了2,700點。小道訊息稱，到年底道指將會達到3,000點。
約瑟夫竭力提醒德崇公司的員工們要警惕不斷高漲的市場熱潮，尤其是小心股東們在公司兼併和槓桿收購中得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價。那年秋天，他同米爾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其他員工見了面，告訴他們德崇公司必須準備接受垃圾債券市場巨大份額的萎縮。約瑟夫督促說：「讓其他人做這些交易吧。你們必須讓訂單和客戶到其他地方去。」大家似乎都點頭表示了同意，包括米爾肯，儘管「放走」客戶的想法讓他痛恨不已。
美國股市不久之後就施行了自我制約。第一次震盪是在10月14日出現的，當天從華盛頓傳來謠言說，國會即將立法，準備限制惡意收購融資中利息的扣除。許多股票的價格原來在人們對收購的期望下被推到了過高的水平，現在這些股票似乎都陷入了危險之中。有人開始低價拋售，最初是慢慢地，因為有些套利人介入進來以低價收購股票。但是，緊接著，拋售就更為迅速起來，因為一些投資機構為了鎖定未實現的利潤開始迅速清倉。10月15日和16日（即星期四和星期五），股市每天都下跌100多點。
那兩天，米爾肯都坐在交易桌前，他向德崇公司的客戶保證，現存的垃圾債券不會受到被提議的立法的直接影響，並繼續做市。然而，他要為市場的震盪承擔間接的責任，因為是他表示併購可以以前所未有的價格得到融資。股市震盪之前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已經上升到了2,700點以上，這是由股價的大幅上升而造成的，而米爾肯正是幕後的推手，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其他人。
接著，在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跌幅超過了500點，創有史以來單日損失的紀錄。投資者們開始瘋狂地拋售，幾乎每隻股票都在猛跌，收購目標公司和最為安全的藍籌股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市場接近崩潰，尤其是在10月20日星期二，股市進一步下跌，只是下午有所止跌回升。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許多做市商都缺乏資金來收購遭拋售的股票。美聯儲不得不拿出大筆現金來救市。
同1929年的大崩潰不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沒有造成全國性的經濟蕭條。這只是一種心理上的崩潰，而不是經濟崩潰。公司收益仍然非常可觀，美國公眾繼續消費，甚至股市自身也從低谷中開始反彈。垃圾債券在經歷了最初的暴跌之後，卻成了更為安全的國債，恢復的速度更快，部分是因為米爾肯不辭辛勞地宣傳垃圾債券仍然是可靠的投資。確實，他告訴他的大客戶們介入進來，併購買更多的垃圾債券，而他們也按照他的話做了。米爾肯對他巨大客戶網的影響力使他在恢復人們對市場的信心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市場的暴跌卻造成了實際的破壞。小投資者們損失慘重，許多人都對這次經歷痛不欲生，決定永遠退出股市。這些投資者已經對市場的公正充滿了懷疑，現在他們也相信股市是受到專業人士操縱的遊戲。投資者的這種態度最終將會嚴重地損害國家的融資體系——正如證券法起草者所擔心的那樣。
華爾街上到處都是受害者。從深遠的程度上來說，人們的心態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掙大錢了，他們也不再那樣期望了，工作也失去了樂趣。
套利人是借貸投資時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在模仿布斯基時，沒有任何群體能夠這樣瘋狂地信奉借貸的理念，也沒有任何人為此付出過這樣沉重的代價。在大批套利人垮臺的慘痛經歷中，股市暴跌給了人們一個重要教訓：高回報並不一定是市場異象，而是更高風險的衡量標準。這一點對垃圾債券購買者本來應該是很明顯的，他們的回報遠遠高於風險，似乎已經不成比例。然而，大部分人仍然對比弗利山他們心中的「太陽王」頂禮膜拜。
也有個別人發出了警告。奧馬哈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長沃倫・巴菲特就不斷警告垃圾債券的危險。沃倫・巴菲特被認為是美國最為精明的投資家之一，他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說：「當你給不合格的司機做保險時，你賺到的保費要比給合格的司機做保險時高。有的人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則命喪黃泉。」
12月20日，滿臉憔悴、面色極其蒼白的伊萬・布斯基出現在了曼哈頓的聯邦法庭，此時，他所熟悉的那個套利世界仍然處在股市暴跌的混亂之中。警方不得不豎起路障維持秩序，數百名文字記者、攝影記者、攝像記者和好奇的旁觀者擠滿了法庭的臺階。法庭外面也擠滿了記者和律師，但要進入法庭必須經過法警的同意。當布斯基站起來向聯邦法官莫里斯・拉斯克陳述時，人群安靜下來，聚精會神地聽著布斯基的話。
布斯基輕聲地說道：「我深感慚愧，對自己的行為很不理解。去年，我花費了一年的時間來思考我是怎樣偏離正道誤入歧途的。我很想利用這個機會來為自己救贖，在這個世界裡留下一個好名聲。這就是我想要做的。」
在這一天宣判是布斯基自己請求的。一般來說，同政府合作的證人，為了保證他們繼續合作，要到作證結束時才能進行宣判。布斯基是米爾肯一案的主要證人，在結案前也不能宣判。但是，檢察官們卻允許對布斯基進行宣判，因為審判米爾肯似乎還要好幾年的時間，如果布斯基必須蹲監獄的話，他想盡早進去。他也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他厭倦了漫長的等待。在此期間，他到聖約翰大教堂從事慈善工作，並在猶太神學院學習。這些努力對公眾輿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允許布斯基接受宣判是檢察官們將會後悔的一個決定，但是在當時，布斯基給檢察官們提供的資料已經很多了，讓他接受宣判似乎也沒有太大的損失。在判決之前的一個聽證會上，檢察官約翰・卡羅爾聲稱布斯基的合作是「證券法歷史上最為不同尋常的」。他補充說：「在我們看來，更大的犯罪是布斯基先生主要在他人的指示下參與的犯罪。我們正在應對一個非常系統性的問題，一個在根基處損害金融世界的系統性腐敗，不幸的是，這樣說並不是誇大其詞。」考慮到華爾街上後來其他人向政府的挑戰，布斯基的忠誠似乎更為不同尋常。
法官拉斯克稱讚布斯基的合作。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樣，他稱這種合作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了一些同情，並說：「毫無疑問，布斯基已經受到了羞辱，遭到了汙衊，身份也被貶低了。以前，他是一個知名人士，現在卻生活在這樣一種聞所未聞的處境之中。」
布斯基僅僅承認了一項重罪，結果，他要面臨最高5年的刑期。馬上就要宣判了，法庭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息。最後，拉斯克法官宣判布斯基入獄3年。儘管這個判決立即遭到了米爾肯陣營的攻擊，聲稱判決太寬容，不過這個判決比布斯基可以接受的最高刑期的一半要多。這也是到目前為止，這起仍然在繼續的醜聞中最為嚴厲的判決。
「必須傳遞出去一個訊號，」拉斯克法官總結說，很顯然他對所獲悉的華爾街上非法活動的規模感到極為不安，「這一刻已經來臨，法庭完全不能接受監獄對白領被告是不可想象的想法……為了保護金融市場的實際公正，以及表面上的公正，任何犯罪行為都不會無人監管、放任自流，布斯基先生的結果就是證明。」
布斯基想通過後門離開法院，從而躲避媒體的圍追堵截。但是，當他走到人行道上時，等待在那裡的記者蜂擁而上。他們爬上停在路邊的汽車上，拿著照相機和攝像機，不停地拍著。第二天的報紙上全都是布斯基的特寫鏡頭，他一臉恐懼地鑽進了一輛等候的汽車中。
1988年2月18日星期四，天氣陰沉寒冷，新澤西州北部地區即將面臨大雪的威脅。當約翰・穆赫倫從他那座維多利亞風格的別墅的前門出現時，他的心情就像天氣一樣糟糕。他把一個運動包放到了汽車的後座上。在包中，穆赫倫放了一把0.233英寸口徑的以色列加利爾突擊步槍和一套軍裝，這把槍是他兩週前剛剛買的。他還有一箱子彈，共計300發。另外，他的車裡已經有一把9毫米的半自動手槍，一把0.357英寸口徑的馬格南手槍和一把12口徑的手握式獵槍——他的汽車都快要成為一個武器庫了。
政府調查的壓力不斷增加，穆赫倫已經快要崩潰了。他極其沮喪。前一天晚上，他幾乎沒有睡覺，一直坐在那裡看電視，電視裡連續不停地播放著電影，但是他甚至連電影的名字都沒有記住。他已經不再服用那種含鋰的藥物。昨天，他的律師告訴他，他可能也要被起訴。更讓他沮喪的是，他的律師還告訴了他一個事實，他應該認罪。
穆赫倫坐上車，發動起來，將車倒出來，然後沿著長長的、彎曲的車道駛向北區大道。他的使命是去殺死一個人，這個人導致了他所有的痛苦，然而，這個人還曾經被他認為是最好的朋友之一。這個人就是伊萬・布斯基。接著，「獵頭行動」就會結束，他後來就是這樣稱呼的。
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白領醜聞中，暴力也會發生。涉及的金錢和權力都是巨大的，許多人都為了小事去殺人和被殺。西格爾害怕布斯基會殺了他，而布斯基害怕米爾肯會殺了他，現在，穆赫倫卻要真的去殺布斯基。
自從布斯基的認罪協議擊碎了穆赫倫的人性觀之後，他的精神狀況幾乎在不斷地惡化。在獲悉布斯基這個他仍然認為是朋友的人可能會把他牽連進去（穆赫倫稱這是「背叛」他）之後，他的精神狀況更為糟糕。
在去年的1月，穆赫倫收到了和布斯基有關的傳票，上面清楚地羅列了被指控的寄存交易安排，最開始的就是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這是穆赫倫在1985年替布斯基做的。穆赫倫的反應是：「那又如何呢？」他認為這是在幫布斯基的忙，誰會在乎這呢？當然，這也不是犯罪。
穆赫倫只是不能相信布斯基或者達維多夫竟然會說他的壞話。但是，他聽說穆拉迪恩正在和政府合作。穆赫倫用來向布斯基支付被指控的寄存股票的收益時所使用的發票在傳票中顯得非常突出。穆赫倫猜想可能是穆拉迪恩向政府透露的這些情況。
1987年2月，穆赫倫又收到了一張傳票，上面問到了海灣西方石油公司的股價被操縱的問題，當時，布斯基和伊坎曾經聯合威脅過該公司。這也沒有困擾穆赫倫。當他的律師肯尼思・比亞爾金拒絕讓他作證時，他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比爾亞金提醒他說：「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比爾亞金堅持讓穆赫倫再諮詢一下刑事律師，並向他推薦了奧托・奧伯邁爾。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像穆赫倫一樣滿不在乎。他的一些投資人都很擔心，並問了一些煩人的問題，如他們可能會有什麼情況「被曝光」。律師們不斷來找他，而穆赫倫對律師們並不怎麼有好感。但是，這一年即將結束，而政府的調查活動並沒有什麼明顯的進展。
從經濟上來說，穆赫倫在10月之前都很不錯，收益很多。布斯基脫離套利界增加了他的獲利機會，因為競爭減少了。1987年的前9個月，穆赫倫的賬面收益為1.2億美元。他做得比布斯基給他提供內幕訊息時還要好。
接著就是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同其他的套利人一樣，穆赫倫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僅現金損失就高達8,000萬美元。和他的許多同事不同，他似乎對身邊的動盪、混亂和恐慌非常激動。當股市暴跌時，他在交易大廳跳來跳去，大喊道：「我們要把損失彌補回來。」他之所以非常激動，是因為這種暴跌給了他一個新的挑戰、新的機會，使他可以賺到更多的錢，擊敗更多的對手。穆赫倫經常喜怒無常，即使對他這一點早已習慣的人看來，他這種反應似乎也有點兒不太合適，畢竟一下子損失了8,000萬美元啊。然而，穆赫倫卻以全新的激情重新投入工作當中，大膽出手，將剩餘的資金投到股市，而他的對手們正在收拾行裝準備撤退。當年結束時，他的回報率高達18%，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收益。
然而，即使在十二月份穆赫倫的業務恢復得很順利，他也仍然表現得非常怪異。在此期間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穆赫倫和他的朋友布魯斯・斯普林斯廷吃晚飯。斯普林斯廷剛剛完成一張新唱片，為了配合唱片的發行，他計劃舉行巡迴演出，他興奮地和穆赫倫談論著。接著，穆赫倫提到，他在《時代》雜誌的封面上看到過巴拿馬鐵腕總統曼努埃爾・諾列加（manuelnoriega）的照片。穆赫倫說：「諾列加是美國壓迫的受害者。」斯普林斯廷似乎非常困惑。接著，穆赫倫提到了美國猶他州的辛格案，在該案中，州政府的警察包圍了摩門教堂爆炸案一個嫌疑人的家。穆赫倫說：「這個州是專制統治。」斯普林斯廷沒有理會這些煽動性的話。
不久，穆赫倫就開始帶著一把裝了子彈的武器外出，無論去哪裡都帶著。他現在得出結論，警察和政府的檢察官是一夥的，都在試圖把他牽涉到布斯基的醜聞之中。穆赫倫感到他應該武裝起來，以便警察殺他時可以自衛。他現在深信所有的警察都企圖殺他，以至於當他看到警察朝他走來時，都會迅速跑到旁邊去。
12月的一個星期五，穆赫倫沒有出現在辦公室裡。他的同事們得知，他按時乘直升機來上班了，然後在曼哈頓南部的炮臺公園停機坪降落，接著就不知所終了。
穆赫倫身穿平常穿的卡其布褲子和t恤衫，沒有穿外套，從曼哈頓南端的炮臺公園徒步走到了北端的哈萊姆和華盛頓高地。穆赫倫也解釋不清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他已經不再服用以前定期服用的含鋰藥物了，因為這種藥對身體的副作用比較大。他感到想自殺。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四年一個週期的「黑色情緒」又開始困擾他了。
然而，穆赫倫似乎已經從這些異常行為中恢復過來了。然後，在1988年1月，有訊息傳來，達維多夫同意合作，並承認一項重罪。現在，穆赫倫可能也會被達維多夫牽涉進去。他從律師那裡獲悉，是布斯基把達維多夫牽涉進去的，這就意味著布斯基可能也把他牽涉進去了。更為糟糕的是，達維多夫所承認的那項罪名就是通過寄存計劃逃避淨資產管理規定，而這正是穆赫倫堅持認為不能算作犯罪活動的指控。
穆赫倫再次陷入了絕望之中，鬱悶地沉思著他以前這些朋友最近對他的這種嚴重的背叛。實際上，他是頂著壓力在作證時沒有出賣朋友、以前在斯皮爾・利茲・凱洛格公司的同事，以及貝爾茲伯格家族。他什麼也沒有說。
2月15日星期一，穆赫倫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甚至沒去上班。星期二，他的情緒又轉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極其興奮，過於活躍。他一早就去找牙醫，然後又興高采烈地去辦公室。他告訴同事們說，大家工作一直都很努力，值得放鬆一下。穆赫倫租賃了下週一的5架直升機，然後他對大家說，下週一股市一閉市，他就會帶著大家飛到大西洋城，盡情賭博和狂歡，想玩多久都行，第二天早上股市開盤前飛回來，所有的費用都由穆赫倫承擔。即使按照穆赫倫的標準來看，這也是一種極大的慷慨。
2月17日星期三，穆赫倫的情緒又低沉下來。他尖叫著向牙醫說他牙疼得厲害，醫生只好給他開了可待因（codeine）。然而穆赫倫還不知道，他的最大厄運即將來臨。
貝爾德在接任卡伯裡的職務之後，就把穆赫倫的案子分派給了羅伯特・蓋奇。蓋奇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位經驗豐富的檢察官，去年才加入反欺詐處，就是為了加強該處的力量。穆赫倫一案同弗里曼或者米爾肯的案子不同，這是布斯基的認罪協議衍生出來的最為一目瞭然的案子，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容易審理的。在這個案子上，政府有兩個主要的合作證人——布斯基和達維多夫。在一月份，布斯基在陪審團面前做了不利於穆赫倫的陳述，講述了他和穆赫倫之間的交易，包括股票寄存、操縱股價和透露股票的內幕訊息。例如，布斯基作證說他曾經告訴穆赫倫說「推高」海灣西方石油公司的股價，而穆赫倫回答說：「我明白你是什麼意思。」
布斯基在陪審團面前的大部分供述都和穆赫倫被調查的各種犯罪活動的因素非常接近。在1月13日，蓋奇追問布斯基的動機，問他為什麼要和穆赫倫從事這些非法活動。布斯基的回答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華爾街全盛時期所特有的心態，當時，犯罪活動似乎已經內化到了人際關係的組織結構中。
布斯基對這個問題似乎有一點兒吃驚，他回答時說話的速度也比以往慢了許多。布斯基說起了他和穆赫倫，他說：「我們之間的友誼已經有許多許多年了，互相支援，互相幫襯，一起致富，需要時互相救助，並且兩家人的關係也很不錯，我們都對慈善事業很感興趣。」他停頓了一下，思考片刻，然後簡單地做了個總結：「我們是朋友。」在布斯基的世界裡，金錢和幫助——尤其是訊息的交換——就是友誼的實質。他同西格爾和米爾肯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同穆赫倫的關係尤其如此。
2月17日下午晚些時候，當穆赫倫仍然在忍受牙疼的折磨時，他的刑事律師奧伯邁爾直接到他那豪華的辦公室裡來了。當天下午早些時候，蓋奇給奧伯邁爾打電話，告訴了他一個不祥的訊息：他打算要求大陪審團起訴穆赫倫，罪名是寄存交易和操縱股市。蓋奇說，政府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證據支援這項起訴。除了布斯基的證詞之外，政府還有書面的佐證，包括虛開的對穆赫倫極其不利的發票。蓋奇強調說，如果穆赫倫希望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就必須在訴訟被公開之前認罪，現在就是最佳時機。但是蓋奇還明確表示，穆赫倫至少要接受一項罪名，豁免是根本不可能的。
奧伯邁爾得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為了穆赫倫自己的利益，他必須說服穆赫倫認真考慮認罪的問題。政府所指控的事實基本上沒有什麼爭議，交易記錄印證了所有股票的交易。穆赫倫可以證明他自己的心態——他相信他為布斯基聲稱「寄存」的股票承擔了風險，而且他對布斯基操縱海灣西方石油公司股價所獲得的利益一無所知——但是，大陪審團必須相信穆赫倫，還必須超過對布斯基和達維多夫的信任，而且旁證也非常重要。
奧伯邁爾向穆赫倫講了他和蓋奇之間通話的主要內容，簡要分析了政府在該案上的優勢和薄弱之處，然後他提出了同政府合作的可能性，這正是穆赫倫長期以來一直頑固拒絕的。奧伯邁爾問道：「為什麼不了結此事呢？」他竭力讓語氣輕鬆一些，就好像這並不是世界的末日，「去認罪吧。如果你不去的話，他們就會毀掉你的生活。」穆赫倫滿懷疑慮地聽著。
穆赫倫生氣地大喊道：「我什麼事也沒做。」他一直堅持說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幫了布斯基幾個忙。
奧伯邁爾建議道：「收起你的這套理論吧！」這句話把穆赫倫給逼急了。
穆赫倫差一點兒就要咆哮起來：「我不去認罪，我才不管他們怎麼對我。」向政府壓力低頭的想法激起了穆赫倫對當局的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他的反應也因為躁狂狀態而更加激烈。
奧伯邁爾繼續說道：「坐牢也不是太糟糕的。」很顯然，他沒有注意穆赫倫不斷積聚的憤怒，「你可以辭職不幹了。」
穆赫倫忍耐不住了。他一躍而起，大聲尖叫，咆哮著。他告訴奧伯邁爾要辭退他，並且對他破口大罵。最後，他說：「奧托，我怎麼會需要你這種渾蛋律師？」穆赫倫怒不可遏地從辦公室走了出去。
在奧伯邁爾離開之後不久，焦躁不安的穆赫倫給肯尼斯・比亞爾金打了個電話，這是他原來的律師，就是肯尼思建議他聘請的刑事律師，現在他仍然參與這個案子。比亞爾金竭力勸說穆赫倫平靜下來，這卻讓穆赫倫更生氣了。穆赫倫大喊道：「你們這群律師全都他媽的一個德行！」並且說他也要炒掉比亞爾金。說完，穆赫倫就摔掉了電話。比亞爾金和奧伯邁爾對穆赫倫的行為和脾氣毫無辦法，當晚，他們想找穆赫倫的心理醫生談一談。但是，這位醫生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無法聯絡上。
當天夜裡，穆赫倫一夜未睡，一直坐在那裡看電視上的電影。他感到自己正處在生死攸關之時：他的生活正在被摧毀，他是一個受害者。
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穆赫倫的精神狀態繼續惡化。他也越來越焦慮和好鬥，顛來倒去地說著布斯基和達維多夫對他的背叛。他說他想殺掉他們。最後，他的妻子南希給當地的警察打了個電話，說她非常擔心丈夫的情緒狀態和行為舉止，因為他手裡有武器，並且說他似乎被布斯基搞得非常焦躁不安和苦惱。警方派出一輛巡邏車，停在了北區大道穆赫倫家的院子大門口附近。
不一會兒，穆赫倫從房子裡出來了。他上了汽車，朝著大門口開來。警察把車往前開了開，在大門口處擋住了穆赫倫的路。然後，警察從車裡下來，來到穆赫倫的車旁，立即就看到了後座上的手槍。警察把槍拿走了，但是沒有逮捕穆赫倫，因為穆赫倫有持槍證，並且他也沒有將武器帶出自己的家。穆赫倫似乎極為憤怒焦躁，但是他開車回去了。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穆赫倫又從家裡出來，匆匆上了汽車，帶著他的運動包，裡面裝著突擊步槍和軍裝。這次，他猛踩油門，直接衝到了大街上，警車沒有來得及堵住他。當穆赫倫加速前進時，又來了一輛警車。追了沒多遠，警車就把穆赫倫給逼停了。
警察朝著穆赫倫的車走過來，大喊道：「你想讓我開車直接撞你嗎？」
穆赫倫認識這兩個警察，他們負責這片地區的治安。他們過來之後，穆赫倫就開始嘮嘮叨叨地譴責布斯基和達維多夫，他說「如果沒有布斯基和達維多夫，就不會有獵頭行動」。他咆哮著說，他對司法制度已經失去了信心，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聲稱前幾天已經到達維多夫家裡探過路，希望找機會幹掉他。現在，他要去找布斯基。當警察詢問他的精神狀態時，穆赫倫說他「足夠聰明」，可以假裝精神錯亂，一旦被釋放出來，他還會去殺布斯基和達維多夫。警察逮捕了他，指控他沒有帶持槍證就把步槍帶出家門。
穆赫倫被指控謀殺未遂。考慮到他的精神狀態，警察很難弄清楚他真正想幹什麼。也有可能是他想被抓起來，也許他希望待在監獄裡，這樣相對安全些。穆赫倫沒有把步槍藏起來，他承認把槍帶到外面是違法的。實際上，當警察考慮以什麼理由逮捕他時，是穆赫倫自己建議警察這樣指控他的。儘管穆赫倫說他前幾天到達維多夫的家中探過路，但後來他說他沒有去過。他只是吹牛，說說氣話，他說他在躁狂憂鬱症發作時經常這樣。然而，穆赫倫的行為不能完全用精神問題而導致的結果來開脫。他已經被布斯基和達維多夫牽連進去了，他們很可能成為對他不利的證人。他打算殺死他們，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很多這樣的犯罪先例。
當天晚上，警方把穆赫倫關到了蒙莫斯縣的監獄。他們還通知了曼哈頓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布斯基正在那裡接受傳訊。布斯基聽到事情的奇怪發展之後，嚇得倒吸了一口冷氣。他原來就對自己的安全非常擔心，現在他甚至更加恐懼了。他問道他是否可以立即開始服刑，他認為在監獄中可能會更安全些。
第二天早上，穆赫倫被帶到了新澤西州的一個臨時法庭，他的左手腕和其他十幾個嫌疑犯被銬在一起。南希和他的父母都來旁聽，穆赫倫被指控兩項和武器有關的罪名，保釋金為1.75萬美元，相對還是比較少的。同一天，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也拿到了逮捕穆赫倫的逮捕證，指控他威脅和企圖威脅一個聯邦案件的證人。穆赫倫在新澤西提出了保釋申請，並被帶到了紐約大都會拘禁中心。在他被捕之後數日，他的傑米證券公司開始進入正式解散程式。該公司曾經讓華爾街無比敬畏，它的客戶包括顯赫的蒂施家族（tisch）和貝爾茲伯格家族。無論穆赫倫一案的法律訴訟結果如何，他在華爾街的事業似乎就要像流星一樣隕落了。
與萊文和泰伯爾不同，穆赫倫在大都會拘禁中心不是待了一天就被釋放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極力反對批准穆赫倫的保釋申請，他們聲稱穆赫倫對布斯基和達維多夫仍然是個危險人物，應該被繼續拘禁起來。在保釋穆赫倫的聽證會上，檢察官告訴法官：「這是一起最嚴重的企圖妨礙司法的案子。」聽證會一連持續了好幾天，穆赫倫在戒備森嚴的情況下被帶到了法庭，他的妻子和其他親屬們把法庭擠得滿滿的，他不時向他們揮揮手，勉強微笑一下。
在大都會拘禁中心，穆赫倫非常高興，因為他身材高大，體格強壯，而且他很慶幸曾和斯普林斯廷在一起健身。他的身邊都是一些頑固的要犯，包括紐約西幫（westies）和孟山都幫（monsanto）的成員。拘禁中心沒有牢房給他了，他只好睡在過道的一個簡易小床上，他感到在這裡尤其容易受到攻擊。除星期天外，每天早上他都在5點半被叫醒，先洗漱，然後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帶到囚車上，在上面等著出庭受審，通常要一直等到9點半或者10點。由於穆赫倫重新開始服藥，他的憂鬱症得到了緩解。他成了囚車中最受歡迎的人，常常和其他的囚犯一起打牌、聊天，消磨時間。很快，他就成了安東尼・薩萊諾面前的紅人。安東尼・薩萊諾綽號「胖託尼」，據說是黑手黨的大佬。穆赫倫還和姆舒盧・沙庫爾建立起了一種關係。沙庫爾自稱是一個革命者，也是布林克斯搶劫案的被告。穆赫倫仔細地聆聽他講述激進的左翼政治理論，一聽就是好幾個小時。沙庫爾聲稱，自己過去常常用搶來的錢救濟窮人。穆赫倫對他說，自己非常敬佩他的這種奉獻精神。
穆赫倫每被關押一天，他認罪的壓力就增加一分。奧伯邁爾不斷向他建議，勸他屈服和認罪，這讓穆赫倫非常煩惱。政府表示，如果穆赫倫願意承認寄存股票的罪名，並同政府合作的話，就會被撤銷關於武器和證人的罪名。穆赫倫拒絕了。現在，他的精神狀態比以前好多了，這使得他更為堅定地反對承認一項他認為沒有犯的罪。最後，穆赫倫在監獄中被關了近兩個星期之後，奧伯邁爾同政府達成了協議，政府同意釋放穆赫倫，讓他到監管最嚴的卡里爾中心（carrierfacility）接受治療。這是新澤西州一個私人精神病院，聲譽很高。
在穆赫倫離開大都會拘禁中心時，薩萊諾走到他的身邊，祝他萬事如意。薩萊諾說：「你不會有事的。」說著，他親切地拍著穆赫倫的後背，「你是華爾街上唯一的正人君子，不是告密者。」
穆赫倫堅決宣告：「但是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沒有什麼壞事要告訴他們。」
「哦，是的。」薩萊諾一邊帶著誇張的諷刺意味咯咯笑著，一邊轉動著眼睛，「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