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13日，是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年度聚會的日子，許多助理檢察官和紐約南區的校友紛紛來到公園大道兵工廠大廈參加當年的年會。他們全都穿著深色套裝和正式禮服，看上去有點兒呆板。這種年度聚會是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長期以來的一個傳統，目的是把在那裡工作和曾經工作過的律師們召集在一起，以維持一種非正式的校友關係網路。今年的主辦人是保羅・柯倫。
這一天正好是政府要求撤銷對弗里曼等人訴訟的那天，而弗里曼是柯倫的客戶。在聚會的大餐廳裡，大家都在議論著這件事，幾乎一致地批評該辦公室的這種行動。有些人甚至責備高盛公司，說如果被告不是這樣有錢有勢的話，就不會引發這樣的喧囂，當然也不會引起媒體的關注。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寥寥無幾。撤訴至少讓檢察官們非常尷尬，更為糟糕的是，它也反映了該辦公室的無能，損害了其聲譽。
在當晚的聚會上，傑德・拉科夫來到霍華德・威爾遜的身旁，半開玩笑地對他說：「這是一起前所未聞的大案啊，可是你們卻搞砸了。」
威爾遜立即替朱利安尼辯護，他說：「你在說什麼呢？是你們那傢伙的錯，導致我們必須進行大量的確證工作。」他說的那傢伙是指西格爾。
拉科夫本來希望友好地討論，但是現在，威爾遜的話激怒了他。他反駁道：「那不公平，我總是說，他能提供的就這麼多了。他完全坦白了，撤訴是你先提出來的。」
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受到打擊最大的似乎是卡伯裡。他像往常一樣神秘莫測，但是似乎缺少了熱情。負面報道是令人痛苦的。卡伯裡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甚至正面的宣傳也會讓他坐臥不安。
在柯倫的聚會之後不久，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在低潮中掙扎著重聚動力和士氣，而卡伯裡則突然宣佈辭職，讓同事們大吃一驚。他公開地說，辭職只是因為德崇公司和弗里曼這兩起重要的調查可能要耗費好幾年的工夫。此外，弗里曼的案子對他來說似乎沒有太大的挑戰，和米爾肯的案子不同，沒有那麼複雜，只涉及相對簡單的內幕訊息交換，只需要做慣常的確證工作就行。不過，他辭職還有其他的原因。卡伯裡感到，當1986年他被任命為反欺詐處的負責人時，他在紐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工作的時間太長了，已經超過了通常3~4年的任期。他在這裡已經工作了8年，他的親密朋友已經離開了，現在他也該「活動」一下了。
這些理由都是真實的，但是，卡伯裡的許多同事並不認為這就是充分的解釋。對他們來說，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朱利安尼已經對卡伯裡失去了信任，儘管朱利安尼並不承認。沒有了信任會讓任何具有卡伯裡那樣自信和專業知識的人對工作失去熱情，無法繼續工作下去。
卡伯裡還沒有找到新的工作，他很害怕到陌生人面前推銷自己。然而，最為重要的是，他的朋友們很難相信卡伯裡會放棄對米爾肯的調查。他正置身於一場執法行動，而這場行動可能會重塑華爾街的基本態度，整頓全美國的金融市場。米爾肯是這次調查活動的中心，當卡伯裡最初取得萊文合作的時候，他就下定決心要將米爾肯這樣的頂級人物拿下。現在，他怎麼能夠中途退出撒手不管呢？
做出這個決定之後，卡伯裡立即開始找工作。8月，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jones,day,reavis&pogue）和卡伯裡聯絡，邀請他到該律師事務所紐約辦事處負責白領辯護業務。這是一家大型的全國性律師事務所，總部位於克利夫蘭。卡伯裡甚至不知道該律師事務所在紐約還有辦事處，他立即飛到了克利夫蘭，同未來的合夥人見面。他渴望趕緊結束找工作的奔波，沒有考慮其他機會就立即接受了他們的邀請。10月，他離開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原本這應該是一個功成身退，現在看來卻似乎更像退卻。
朱利安尼立即行動，任命布魯斯・貝爾德為反欺詐處的負責人，希望藉此得到支撐，重獲主動。布魯斯・貝爾德是朱利安尼的高階助理之一，多年前和朱利安尼在司法部是同事，後來在1980年加入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已經成功地處理過一些有組織的犯罪案件。他先是任緝毒處的負責人，後來又成為刑事處的負責人。他曾經在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polk&wardwell）做過合夥人，對證券法有所瞭解。達維是一家聲望很高的律師事務所，現在同凱壽（kaye,scholer）律師事務所一起擔任弗里曼的代理。
卡伯裡身材肥胖，詼諧幽默，而貝爾德則完全相反，身材高挑、消瘦，嚴肅認真，說話輕聲細語。貝爾德生長在美國的中西部，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他的風格比卡伯裡甚至還要強硬。由於他曾經在最為艱難的執法領域工作過，因此，他對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被捕並當眾被銬上手銬並沒有感到煩惱。他的是非觀念極為鮮明，這一點和朱利安尼很相似。
貝爾德毫不猶豫就接受了朱利安尼讓他擔任證券反欺詐處負責人的要求。他知道，他要在公眾的關注之下負責本辦公室兩起最為重要的案子，也就是弗里曼和米爾肯的案子。他明白，朱利安尼的政治前途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信譽都將取決於這兩起案子的結果。他必須獲勝。
然而，當他著手工作時，他才發現勝利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由卡羅爾和法德拉負責的對德崇公司的調查工作似乎停滯不前，對弗里曼的調查也毫無進展。華爾街是團結起來和政府對抗。
貝爾德立即發現內幕交易案的調查同他處理過的黑手黨案件之間具有相似性。和有組織犯罪分子一樣，華爾街上的嫌疑人也珍視沉默和忠誠，完全拋棄了講述真相和根除腐敗的職責。例如，如果高盛公司的一名合夥人犯了罪，他寧願自己去坐牢也不願把公司的其他合夥人牽涉進來。此外，在有組織犯罪活動的調查中，有許多相互關聯的案子，但是因為缺乏足夠的人手，無法追蹤所有的線索。貝爾德畫了一個圖表，把嫌疑人的名字寫下來，並用方框圈了起來。接著，他根據關聯性把這些方框連在一起。當他完成時，已經畫了將近20個方框，大概形成了一個圓。不是所有的線索都能查到什麼。米爾肯位於最上方，德崇公司位於靠近中心的地方。
12月，貝爾德和他的同事們偶然發現了一些可以指控米爾肯的重要證據。在辛辛苦苦審查關於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檔案時，調查人員從布斯基的一份個人檔案中發現了一個資料夾，上面標記為「dbl計劃」。這個資料夾顯然是由布斯基的秘書保管的，看起來很像穆拉迪恩製作後又遵照布斯基的命令銷燬的對賬表。卡羅爾立即把穆拉迪恩叫來辨認。
穆拉迪恩一看到這些資料，就大喊道：「就是它，這就是我在佛羅里達州做的東西。」很顯然布斯基早就忘了，他在把原始檔案還給穆拉迪恩之前，命令秘書影印了一份德崇公司的持股記錄。
現在，穆拉迪恩就不用再重新補做這份檔案了。政府不僅僅有了原始檔案的副本——這份證據更有價值——而且裡面的數字也確證了穆拉迪恩根據記憶講述的證詞。
在穆拉迪恩的檔案被找到之後不久，米爾肯和弗里曼的案子又出現了一個重大突破。在貝爾德任職之後，他就同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坐下來討論弗里曼的案子。考慮到該案引發了糟糕的負面報道，朱利安尼明確表示此案要優先處理。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因為在撤銷起訴時，他們說這只是冰山的一角，併發誓要找到更多的證據來確證。但是，到哪裡找額外的證據來確證呢？
卡圖希羅想起來，西格爾在供述中說，他記得在斯托勒公司一案中曾經和弗里曼談過話。弗里曼向西格爾保證說他知道科尼斯頓合夥公司正在囤積股票，並且準備「認真地」推動一起重大交易。西格爾問弗里曼是怎麼知道的，弗里曼回答說：「我同給科尼斯頓公司買股票的人關係很密切。」
卡圖希羅認為西格爾想到的這個情況很有價值，因為它顯示弗里曼除了西格爾以外，還有內幕訊息源。但是西格爾想不起來那個人的名字了，因此他懷疑弗里曼是否向他講過這個人的名字。然而，卡圖希羅通過調查，迅速解開了這個謎團。科尼斯頓公司通過一個名叫奧克利・薩頓（oakley-sutton）的公司囤積斯托勒公司的股票，而這家公司的人員和經營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是同一群人。該公司的負責人詹姆斯・裡甘和弗里曼在達特茅斯學院上學期間是室友。當然，這就是那個透露訊息的人。在弗里曼被捕和西格爾認罪之後大概兩個星期，裡甘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受到了傳訊。交易記錄顯示了斯托勒公司股票的預期交易情況，而且電話記錄也顯示，在交易期間，裡甘和弗里曼經常通電話。
貝爾德認為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可能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可以進一步調查的目標。也許，該公司的負責人是弗里曼的同謀，他們本身就可以被提起訴訟，或者他們可以與政府達成認罪協議，也可以通過提供弗里曼有罪的證據和證詞而祈求豁免。然而，貝爾德需要更多的資訊，他不想打草驚蛇，讓該公司意識到已經成為政府的調查目標，因此貝爾德採用了傳統的調查方法：尋找一名對公司不滿的僱員，一般很可能是前僱員。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個這樣的人。
在弗里曼一案調查工作的壓力下，卡圖希羅將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員工的交易記錄收集起來，然後花費大量時間仔細審查。這項工作雖然單調乏味，但是卻有所回報。他發現一個名叫威廉・黑爾的員工的交易記錄有些可疑，涉嫌內幕交易。當檢察官們尋找黑爾時，他們得知他已經不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工作了，他被解僱了。黑爾也是達特茅斯學院的畢業生。
檢察官向黑爾發了傳票，但是，這種方法卻失敗了。黑爾說他不會自願和政府合作的。他還聘請了一位律師。檢察官希望和他的律師達成某種協議，並且暗示他們想得到一份價值估計，尤其是如果黑爾能夠揭發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有違法行為的員工。很快檢察官收到了回話，黑爾的律師說，黑爾拒絕提供價值估計。檢察官們只好採用最後的辦法——讓黑爾在大陪審團面前接受訊問，迫使他在取得豁免的前提下作證。這是有風險的，但是，他們知道可能之後黑爾會面臨起訴，但是他們感到別無選擇。
1987年11月，黑爾前來作證。他是一個身材高挑的年輕人，稜角分明，深金色頭髮，似乎沒有感到緊張。貝爾德親自訊問，正如他所預料的，黑爾含糊其詞，不願回答，訊問似乎毫無結果。接著，貝爾德轉到了一個似乎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問黑爾為什麼離開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黑爾只是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後就坦白地回答說：「不是我要離開的，我是被解僱的。」
貝爾德問道：「為什麼？」他本能地抓住機會利用黑爾突然出現的坦誠。但是，緊接著的回答讓他震驚不已，在他作為檢察官的職業生涯中，他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
黑爾回答說：「我不能容忍他們正在做的各種違法行為。」
當黑爾突然開始談起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各種違法活動時，貝爾德幾乎無法壓制心中越來越強烈的興奮。這種事情遠遠超出了檢察官們的想象，他們全都喜不自禁。似乎政府現在不僅可以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及其高管立案調查，並且，根據黑爾所講，該公司的主要同謀不是別人，正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突然之間，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活動看起來像是連線反欺詐處兩起最大案件之間的關鍵一環。
根據黑爾的講述，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經常在德崇公司和美林公司「寄存」股票，製造虛假的損失，從而欺騙國內稅務局。在德崇公司的聯絡人是布魯斯・紐伯格，他是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員，就是有一次把電話線咬斷的那個人。為了製造損失，達到避稅的目的，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常常以虧本價將證券「賣給」德崇公司的高收益證券部，不久之後再以同樣或者稍高的價格「買」回來。黑爾說，這種交易確實是虛假的，因為德崇公司不承擔所有權的任何風險。德崇公司這樣做，只是幫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忙，目的是讓該公司成為受它控制的客戶，當德崇公司的銷售人員推銷垃圾債券時，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就會樂意，甚至迫切渴望購買。
黑爾解釋說，當他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時，他的上司保羅・伯克曼就指派他負責處理所謂的「避稅寄存」交易，這使他非常擔憂，因為這中間存在著明顯的潛在的法律問題。但是伯克曼對他的擔心滿不在乎。在一次由公司其他人員參與的會議上，伯克曼毫無顧慮地說：「國內稅務局根本沒有人力來分辨這些交易，也沒有能力將它們弄清楚。」伯克曼指示黑爾先將一些證券賣出去，然後再以稍微不同的價格買回來，以此達到「掩蓋」這種計劃的目的。他還告訴黑爾把數量和價格記錄下來，做成他所謂的「寄存清單」。
黑爾告訴貝爾德，當他不願意執行這種計劃時，他就被解僱了。
雖然黑爾並沒有向檢察官們提供關於裡甘和弗里曼之間關係的情況，但是，他突然之間成為調查活動中最為意外的證人，給檢察官們提供了更多可供追查的線索。他說，在德崇公司，紐伯格毫無疑問是一個獲悉內情的參與者。並且，紐伯格還有一個助手，叫莉薩・安・瓊斯，她可能會確證黑爾所講述的大部分情況，因為她常常幫紐伯格處理交易。此外，黑爾還披露了一個情況，關於寄存交易計劃的談話很有可能被無意之中錄了音。黑爾解釋說，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保持著一種錄音制度的習慣，常常將公司交易員的談話錄製下來，儘管他們不是公司的高管。這樣的制度在許多公司都很常見，常常是為了解決和客戶之間關於命令和執行情況的糾紛。
貝爾德和卡圖希羅決定，要在黑爾被豁免並作證的訊息傳出去之前，對他提供的資訊迅速展開調查。幸運的是，他已經被解僱了，這就讓他和以前的同事們疏遠了很多，因此，他自己向別人透露他和政府合作的風險幾乎沒有了。然而，資訊在辯護人律師之間的傳播將會很快。檢察官們尤其擔心那些磁帶。黑爾說，按照慣例他們一般在6個月之後銷燬磁帶，如果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知道黑爾洩露情況的話，可能會提前銷燬磁帶。
儘管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一事上招致了負面報道，但是檢察官們並沒有對再次實行強硬打擊而有所畏懼。根據黑爾披露的情況，他們迅速獲得了搜查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辦公室的搜查證，理由是涉嫌偷稅漏稅，但是沒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弗里曼。貝爾德的執法手段更加強硬，這可以從檢察官們的行動中得到印證。從他們現在的行動中似乎可以看出，以前抓捕弗里曼等套利人的問題並不在於檢察官辦公室過於嚴厲，相反，問題是他們還不夠強硬，沒有對嫌疑人產生震懾，迫使他們認罪和合作。作為曾經辦理過黑手黨和毒品案的檢察官，貝爾德明白，他的嫌疑目標明白什麼是強力。在朱利安尼的批准下，貝爾德計劃實施一次大搜查，同這次行動相比，逮捕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行動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黑爾在大陪審團面前接受訊問之後幾個星期，也就是12月中旬的一天，幾輛警車停在了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中心一座很不顯眼的辦公樓前，這座樓依稀看來像是殖民地時代的風格，這就是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辦公樓。聖誕節即將來臨，樓前街道兩邊的商店櫥窗裝飾一新，不遠處就是普利斯頓大學的大門口，裡面是寧靜的校園。警車停穩後，50名聯邦執法官從車上跳了下來，他們全副武裝，身穿防彈背心。
這些執法人員蜂擁進入電梯，然後從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玻璃門衝進辦公室。在出示了搜查證之後，他們紛紛進入各個辦公室，而員工們全都驚呆了，恐慌地坐在辦公桌前。在執法人員搜查完畢之前，任何人不準離開辦公室。執法人員開啟檔案櫃和辦公桌抽屜，把裡面的東西全都裝進紙箱子裡。到下午結束搜查時，他們運走了300多箱檔案和記錄，其中就包含最為重要的東西——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錄音帶。
貝爾德和卡圖希羅還邀請他們的高階調查員托馬斯・杜南參與此案。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被搜查的當天，杜南飛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然後驅車來到莉薩・瓊斯的家。她住在洛杉磯北部一座現代風格的公寓樓裡，當杜南到她家門口時，已經接近晚上10點了。
瓊斯從14歲就離開了新澤西的家，來到加利福尼亞州，通過虛報年齡在一家銀行找到了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工作。她參加進修課程獲得了高中文憑。現在，她只有25歲，年薪就已經達到了11.7萬美元，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助理。瓊斯在布魯斯・紐伯格手下工作，而且她的辦公地點距米爾肯只有一步之遙。瓊斯每天早上5點半就來到辦公室，整天的工作就是為紐伯格寫指令，併發給不同的交易所。有時，她要同時接聽3個電話。她工作非常努力，已經過上了一種舒適和安全的生活，這是她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她屬於那種米爾肯喜歡僱用和提拔的人。
杜南按響了瓊斯家的門鈴，瓊斯開啟門。她身材矮小，深褐色捲髮。杜南禮貌地問道：「我可以和你談談嗎?」然後，他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並且說帶給了她一份聯邦傳票。瓊斯請杜南進屋，杜南迅速簡要講述了德崇公司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之間的交易，並且表示他已經對相關的情況有所瞭解。一開始，兩人的談話還很順利，瓊斯坦白地確認了她與紐伯格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各種細節。接著，杜南談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你們在為他們做寄存交易嗎？」杜南問道。
「是的。」瓊斯猶猶豫豫地回答說。
「是為了避稅嗎？」杜南繼續問道。瓊斯突然之間好像有點兒惴惴不安。
「不，不是。」她開始說，但是，接著她的聲音幾乎小得聽不見了。接著她說：「我要和律師談話。」杜南嘆了一口氣，但是他沒有逼迫她說。
「我們一直都希望你會願意在這次調查中同我們合作。」杜南遺憾地說。他把大陪審團的傳票交給她，然後離開了。瓊斯突然害怕家中電話被竊聽了，她立即找到一個投幣電話，給她唯一認識的律師打電話。
回到紐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調查人員開始分類整理查獲的資料，並檢查磁帶的內容。許多都是日常事務，對政府沒有什麼用。但是，卡圖希羅發現了一個特別的情況：由於某種原因，顯然是由於涉及與一個客戶的糾紛，1984年12月有幾天的錄音資料沒有被銷燬。當他聽這些錄音時，其中幾段談話讓他激動萬分。他立即把貝爾德叫了過來。
很快，他們就把20多段談話轉錄到了一盤磁帶上。貝爾德把負責弗里曼、德崇和米爾肯案的檢察官們都召集過來，一起聽這些錄音。聽完後，他們全都異常興奮，就好像這些密謀正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展開一樣。這些重要的錄音談話，大部分發生在紐伯格和查爾斯・扎爾熱茨基之間。扎爾熱茨基是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交易員和高階合夥人。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在錄音中發現了一段可以證明德崇公司的卡里・穆爾塔什有罪的證據。很顯然，在紐伯格不在時由他負責處理相關事務。這可能成為擊垮穆爾塔什的確鑿證據，因為他一直在頑固抵抗，拒絕和政府合作。
負責德崇公司一案的檢察官約翰・卡羅爾那天因感染流感而在家休假，同事們禁不住也給他打電話通報了這個幸運的發現，他們甚至還把錄音通過電話放給他聽。
在其中一段錄音中，裡甘和紐伯格因為寄存股票的「存放」成本發生了口角。紐伯格說：「我已經為你存放了許多股票，萬一你沒有變現的話，我會一直都向你收取存放費的。」
裡甘回答說：「我也為你存放了股票。」他的話似乎清楚地承認，德崇公司的股票寄存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發現，也是自從撤訴以來6個月內檢察官們所取得的最大突破。這些錄音帶是違法活動的鐵證，所暴露的問題比黑爾講述的還要多。除了涉及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寄存股票避稅外，這些談話還披露了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遵照德崇公司的要求為它的非法活動提供幫助的問題。它在1985年曾經寄存過美泰玩具公司的股票，並實行了操縱股價的計劃。這些錄音帶顯示，德崇公司曾經利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操縱一隻場外交易的股票的價格。這就是m.b.公司，它是一家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當時德崇公司正在為它承銷證券。檢察官們心想：如果這是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和德崇公司在任意幾天內就做成的交易，那麼這兩家公司可能還犯過其他什麼罪行呢？貝爾德立即意識到，只憑這些錄音資料就可能給德崇公司定罪。弗雷德・約瑟夫反覆說他想要公司違法的證據——現在，他可以親自來聽聽這些錄音。
但是，在所有對話的錄音中，有兩段給檢察官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兩段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僅僅是因為它們作為證據的價值（若單獨拿出來，它們不能指控任何犯罪活動），並且還因為它們揭示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華爾街上的一種流行心態。
在第一個對話中，是弗里曼和扎爾熱茨基在交談。弗里曼用一種留戀的語氣告訴扎爾熱茨基，他最近剛剛去了一趟大西洋城，並且說當他年輕的時候，他很喜歡到拉斯維加斯去賭博，但是現在他不喜歡這些了。他說：「這不再有意思了，我想可能是我在這一行幹得太久了吧。我習慣於具備優勢。」在第二個對話中，扎爾熱茨基和比弗利山分部的紐伯格在交談。在安排了他們之間的一起虛假交易之後，紐伯格對扎爾熱茨基說：「你是一個大騙子啊。」
扎爾熱茨基回應說：「是你教的我啊，大哥。嘿，聽著，笨蛋……」
紐伯格打斷了他的話，嘲諷地笑著說：「歡迎來到這個騙子的世界。」
儘管醜聞不斷爆出，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大牛市仍然在繼續。1986年5月12日，萊文被捕的那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超過了1,800點。很少有人能從一個不知名的投資銀行家的被捕中看到不祥的徵兆。到11月，當布斯基接受認罪時，道瓊斯指數已經接近1,900點。在經歷了最初的震盪（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業務方面）之後，股市重新恢復了攀升的勢頭。弗里曼、米爾肯和高盛公司以及德崇公司的抵抗如果有什麼影響的話，那就是消除了投資者的顧慮，讓他們認為兼併狂潮的發動機將會繼續運轉。
德崇公司全力支撐著讓人們繼續保持這種印象。儘管籠罩在政府調查的陰影下，但是該公司仍然能夠繼續利用客戶的忠誠維持自己的業務和市場份額，甚至接近了歷史最高水平。德崇公司可能是華爾街上獨一無二的一家公司，因為它能夠抵禦對其業務合法性的攻擊。畢竟，當它的許多大客戶，如波斯納等，遇到麻煩而無人願意支援時，是它站出來支援它們的。現在，該輪到它們幫助德崇公司了。
這些客戶們紛紛做出了反應。儘管德崇公司隨時都可能被指控或者被提起訴訟，但是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宗垃圾債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過德崇公司的客戶給它施加壓力，迫使它合作；相反，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客戶都會像米爾肯一樣和政府大膽對抗。考慮到米爾肯對許多客戶仍然有著控制能力，這些客戶別無選擇。
然而，德崇公司的新業務卻受到了影響。該公司失去了它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動力。它不得不放棄了購買世貿中心7號樓作為自己辦公樓的計劃，它憎恨的對手所羅門兄弟公司買到了這座大樓。德崇公司支援的惡意收購的報價也失去了其心理影響力。佩雷爾曼退出了對吉列公司的收購，伊坎收購usx公司的失敗被看作德崇公司的失敗。但是，德崇公司迫切希望與惡意收購中備受爭議的角色拉開距離。在198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它沒有再支援任何一起惡意收購活動。
在布斯基出事的訊息被披露之後，約瑟夫就聘請了威嘉律師事務所（weil,gotshal&manges）的高階合夥人伊拉・米爾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師，該律師事務所是紐約一家著名的大型律師事務所。米爾斯坦迅速得出結論：約瑟夫個人不會承擔刑事責任。然而，從個人層面而不是法律層面來說，他提醒約瑟夫，米爾肯可能會遇到嚴重的麻煩，對約瑟夫來說最佳的策略就是從德崇公司辭職。約瑟夫聽到這個建議後大吃一驚。這種情況是不可想象的。他堅持向米爾斯坦說，米爾肯非常富有，這樣一個人墮落到犯罪是無稽之談。
在緊接著的幾個星期裡，約瑟夫似乎決定把他和公司的命運更緊密地綁在米爾肯的身上。甚至早在布斯基的醜聞公開之前，約瑟夫就希望g.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所率領的以紐約為基地的投資銀行集團可以發展成為一支東海岸客戶開發小組，從而和米爾肯的西海岸小組相抗衡。但是，這個希望卻沒有實現。因此，米爾肯堅持要把唐納德・恩格爾召回來，以重新恢復德崇公司的客戶開發能力。恩格爾對米爾肯極為忠誠，因為道德缺失而被約瑟夫解僱。
約瑟夫一開始不同意，巴徹勒和安德森一派也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然而，米爾肯強調說，在艱難時期，「客戶關係」最為重要。米爾肯說他自己的關係正在拯救公司，並且補充說恩格爾似乎是德崇公司中除他之外唯一一個懂得如何培養客戶忠誠的人。很顯然，這是對巴徹勒、安德森以及他們東海岸公司金融部人員的侮辱。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樣，這次，約瑟夫又向米爾肯的陣營妥協了。約瑟夫告訴恩格爾：「邁克爾想讓你做這件事，我們需要你。」恩格爾同意在1987年1月回到投資銀行業務部，擔任聯合主管。他還想法保持了他的補償協議，並堅持直接向約瑟夫彙報，而不是名義上和他平起平坐的巴徹勒或者安德森。
恩格爾一勝利迴歸就把投資銀行集團更名為「客戶關係集團」，並且沒有和安德森等人協商。安德森怒氣衝衝地跑到約瑟夫的辦公室，威脅著要辭職。斯蒂芬・溫羅思一開始就反對恩格爾的迴歸，他也威脅要離開。東海岸派系的其他成員也紛紛效仿。
在恩格爾迴歸之後還不到一個月，約瑟夫就勸說他從聯合主管的職位退出，重新做顧問。畢竟，恩格爾現在仍然負責捕食者大會的工作，這個會議現在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因為政府正在對德崇公司進行調查，這種會議可以顯示它的實力。
當1987年的「捕食者大會」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召開時，會場瀰漫著一股恐懼的氣息。每天都有謠言說，政府要發動大規模的突然查抄，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被捕讓這些傳言似乎更加可信。然而，恩格爾對此根本不害怕，他挺身而出應對這些挑戰。1987年的高收益債券大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2,500多名參與者，充分展示了客戶對德崇公司的忠誠。
很顯然，這次會議的真正聽眾不是在比弗利山分部，而是在國會，甚至在全美國。今年的會議論調和往年截然不同。認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種無拘無束、無所不能的感覺隨著愉快興奮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恩格爾8號別墅的聚會仍然只允許男客參與，這和隨後在蔡森餐廳舉行的晚宴，與往年比起來都有點兒呆板。耀眼炫目的搖滾錄影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叫《德雷克塞爾公司幫助美國》的類似紀錄片的片子，裡面出現了德崇公司大客戶的員工，他們對垃圾債券大加頌揚，並滿懷深情地盛讚該公司。
該公司在宣傳公關。當片中斯通集裝箱公司的一位員工說他願意和任何擁護垃圾債券的人「握手」時，觀眾中一位憤世嫉俗的人脫口說道：「我們給那傢伙付了多少錢？」在片子結束時，解說員說出了德崇公司因政府調查而確定的新主題：「高收益債券融資和德崇公司——幫助美國運轉。」觀眾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
米爾肯也講述了類似的主題，並且開始推銷他作為「國家財富」的新形象。在開幕詞中，他沒有提到惡意收購，而是重點講述了垃圾債券是如何促進中等規模企業的成長以及如何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的。布恩・皮肯斯原來計劃把為併購激情辯護和股東民主作為演講的關鍵詞。德崇公司審查了他擬定的發言稿，沒有通過，他就改變了主題，索然無味地談了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經濟形勢。
會議的基調應該是暗示，政府的調查對德崇公司和米爾肯是無關緊要的。然而，很顯然，在負面報道的共同影響下，這樣做正在付出代價。約瑟夫面容憔悴，而穆爾塔什甚至更為糟糕。相比而言，米爾肯的一切——他的精力、他的行為舉止、他的一直在場——都在傳達著一種信心。一位參會人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在我看來，米爾肯根本沒有一絲問心有愧的感覺。我認為，這就是說，他要麼無罪，要麼就是毫無良知。」
同以前一樣，這次大會也禁止媒體採訪，但是許多記者仍然來到了比弗利山希爾頓酒店。他們沒有遭到驅逐，但是卻被密切監視著，不允許進入會場。只有指定的參會者，如鮮果布衣公司（fruit-of-the-loom）的總裁威廉・法利才允許向記者發表評論，而且評論內容必須由德崇公司仔細稽核，以突出該大會的主題。
這是刑事調查案件中一個私人被告發起的最大規模的媒體攻勢，這次大會只是這一攻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轉移人們對米爾肯被指控的違法行為的注意力，並樹立他在全國的聲譽。公眾輿論可以用來左右刑事調查的結果，但是其影響究竟多大，這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