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奇認為這是公然企圖從證券交易委員會套取資訊，而不是向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供資訊。林奇一般情況下是不容易發火的，但是這已經超出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出離憤怒了，他說：「你知道你們做錯什麼事了。」會見在互相指責中不歡而散。
在約瑟夫走後，林奇對斯圖克說：「真是不敢相信，他們竟然這樣做。他們的意思是：‘我們要繼續保護米爾肯。’」斯圖克點了點頭，困惑地表示同意。他們知道米爾肯是該公司的實權人物，但是沒有料到他的實力會如此強大。
考慮到布斯基指控的情況非常重要，並且德崇公司和米爾肯不合作，林奇和斯圖克得出結論，他們可能要面臨一場訴訟大戰，這起訴訟的規模之大可以和美國曆史上導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被拆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並論。他們迅速把負責此案的律師從6個增加到了20個。是證券交易委員會摩拳擦掌、奔赴戰場的時候了。
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卡伯里正在努力工作，確保對德崇公司的指控不是僅僅依賴布斯基的供詞。他讓兩位年輕有為的助理檢察官參與到了這起案子中，他們是：31歲的約翰・卡羅爾，紐約大學法學院畢業，在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理查德・歐文手下幹過；35歲的傑斯・法德拉，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原來是波士頓羅普斯・格雷律師事務所（ropes&gray）的合夥人。
自從卡伯裡第一次傳訊過布斯基之後，卡伯裡就發現，這起案子的許多情況都必須再得到確證。布斯基和米爾肯的風格是儘量保持交易的全部保密，只讓手下人做一些他們認為無關緊要的工作，充當記錄人的角色。卡伯裡已經將布斯基的幾名手下定為調查目標，尤其是交易主管達維多夫和財務主管穆拉迪恩。
布斯基的幾名手下很快就落入了政府的羅網。達維多夫是布斯基手下人中級別最高的，他也涉嫌違法行為。最終，他同意與政府合作，並接受了一項逃避淨資產管理規定的罪名。達維多夫向檢察官提供了大量布斯基的交易和穆赫倫有關聯的證據：寄存安排、償還方案，以及他和穆赫倫直接聯絡的詳細情況。達維多夫一個人的供詞就足以引發對穆赫倫的調查。（穆赫倫不是布斯基價值估計中提到的五個目標之一。布斯基對他提供的關於穆赫倫的訊息的價值一直很低調。如果說布斯基在華爾街還有真正的朋友的話，穆赫倫就是和他關係最好的朋友了。）達維多夫指證德崇公司和米爾肯之間的秘密交易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他對秘密交易的安排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所負責的一些交易。
另一方面，穆拉迪恩卻很有價值。在布斯基的訊息被公佈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他像平常一樣到百老匯11號去上班。辦公室裡擠滿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人員，他們把各種檔案從櫃子裡取出來，裝到了硬紙箱裡，然後蓋上章，貼上封條。穆拉迪恩還抱著一絲希望，認為公司能存活下去，但是現在看到這種情況，他立即意識到公司基本上已經被解散了。他對同事們說：「我們要被掃到歷史的垃圾堆了。」
當天上午晚些時候，穆拉迪恩接到了皮特的電話。皮特問他：「你有律師嗎？」這個問題讓穆拉迪恩非常不安，像皮特這樣重要的人竟然給他打電話問這個問題，更是讓他憂心忡忡。對他來說，這都意味著壞訊息。
穆拉迪恩回答說：「沒有，我為什麼要找律師呢？我什麼都不知道。」早先的時候，皮特和羅伯特・羅馬諾聯絡過。羅馬諾原來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執法處的律師，現在是美林公司的高管，他曾經負責調查過加拉加斯辦事處的匿名信事件。從那之後，羅馬諾就離開了美林公司，成了私人執業律師。皮特告訴羅馬諾要推薦他做穆拉迪恩的律師。皮特認為布斯基的四名員工需要律師，其中之一就是穆拉迪恩。皮特對穆拉迪恩說：「你最好找個律師。」皮特還建議他跟羅馬諾聯絡一下。穆拉迪恩遵照皮特的話做了，接著他又給妻子打了個電話。
他預言說：「用不了一個小時我就可以談完，我對內幕交易的事一無所知。」
當天下午，羅馬諾來到了布斯基的辦公室。羅馬諾開始說：「你認為政府想跟你談什麼？」儘管穆拉迪恩聲稱自己一無所知，但是，他卻開始連續不停地講了起來。
他一上來就先解釋了一番他以前被證券交易委員會處罰的事，他說：「你應該知道，我以前也遇到過麻煩。」接著，他說：「我被捲入了德崇公司的事。」他講述了他為布斯基做交易記錄、核對賬目以及比弗利山之行的情況。而且，他也告訴了羅馬諾那530萬美元的付款，以及3月21日發生的事，當時布斯基對他大吼大叫，說他幾乎把德崇公司的融資計劃破壞了。另外，他還講了布斯基後來命令他銷燬用來計算那筆付款的檔案。
羅馬諾問道：「你把它們銷燬了嗎？」
穆拉迪恩說：「是的。」羅馬諾看到一個可以很好地確證米爾肯非法行為的檔案消失了。
第二天，羅馬諾找到了卡伯裡。卡伯裡像往常一樣，開門見山地說穆拉迪恩在布斯基篡改和德崇公司非法交易記錄上受到了牽連。羅馬諾明白自己沒有太多的迴旋餘地，穆拉迪恩昨天所告訴他的大部分情況，卡伯裡已經從布斯基那裡知道了。羅馬諾問道：「穆拉迪恩怎樣做才能幫你們呢？」
卡伯裡列舉了一些名字：德崇公司、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塞利格曼・哈里斯（布斯基在倫敦的經紀人）和穆赫倫。
羅馬諾回到穆拉迪恩的辦公室，他們竭盡全力尋找有價值的東西。穆拉迪恩絞盡腦汁地回憶，最後他想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銷燬檔案的具體細節。他們仔細搜尋了穆拉迪恩的檔案，穆拉迪恩讓羅馬諾看了看他在布斯基的要求下重新做出的和德崇公司的對賬表。但是，對於卡伯裡所列舉的其他目標，他沒有任何發現。
當穆拉迪恩和卡伯裡再次見面時，穆拉迪恩說他兩手空空，一無所獲。卡伯裡告訴他，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想讓他接受一項重罪。穆拉迪恩聽到後火冒三丈。
他激動地說：「我不是重罪犯，我從來沒有從中拿過錢。」在他看來，他只是執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華爾街上司空見慣的事情。
穆拉迪恩不想充當他所謂的「告密人」。但是羅馬諾和卡伯裡達成了一項協議，大意是說，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將推遲指控穆拉迪恩或者要求他認罪，直到他合作為止。這樣，他們就可以評估穆拉迪恩的表現。如果他們感覺他表現不好，他仍然應該接受重罪，那時他就必須接受。
當穆拉迪恩作為合作證人第一次同卡伯裡和其他政府律師見面時，他非常緊張。當他隨意地稱卡伯裡為「查理」時，卡伯裡立即打斷了他的話。他說：「我們這裡都稱呼姓氏，穆拉迪恩先生。」對穆拉迪恩來說，這次見面的陣勢真不小，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來了5名律師，證券交易委員會來了8名律師。然而，慢慢地，他對合作產生了興趣，向他們講述了和德崇公司的安排，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當談到3月21日的事情時，他有點兒猶豫，接著，律師們問他，當他因無意之中洩露那筆530萬美元而差點兒破壞交易之後，布斯基對他說了什麼時，他完全停了下來。
「布斯基對你說了什麼？」其中一位律師問道。穆拉迪恩焦慮地看了看房間裡的兩位女律師。
「他說髒話了嗎？」這位律師繼續問道。
「你們真想知道嗎？」穆拉迪恩緊張地問道，害怕因冒犯別人而受到責備。穆拉迪恩說：「他說：‘你他媽的是個蠢貨！’他反覆地罵我。」
穆拉迪恩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銷燬了那筆530萬美元付款的對賬表，這份冗長的材料成了調查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檔案。但是，當布斯基改變主意之後，是他繼續努力，在瑪利亞・特明的合作下，根據他在檔案中發現的一些殘留記錄，想方設法重建了底賬。
穆拉迪恩很快就成了本案律師們的非正式顧問。這些律師們大都對金融市場和證券業的運作方式一無所知，甚至一些最基本的賣空或者期貨買賣和期貨承購（putsandcalls）都不懂，更不要說布斯基和米爾肯為了實施他們的陰謀而採用的複雜、深奧的戰略了。他們對會計工作也不太瞭解。
穆拉迪恩花費幾個小時的時間來給這些律師們講述，然後仔細講解交易記錄，這些記錄顯示了資料是如何確證各種策略的。他成了這裡最受歡迎的人，腳踏實地，樸實謙遜，渴望取悅他人。穆拉迪恩自己也逐漸明白並體諒到了布斯基打算合作的決定。他認識到，當你處在生死攸關之時，你對合作就會有與眾不同的看法。他也看到，如果布斯基撒謊的話，那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有很多人，包括他在內，都知道實情。
在穆拉迪恩披露的情況的支援下，政府很快就得到了德崇公司會計查爾斯・瑟恩納以及唐納德・巴斯勒的合作。這兩個人的代理律師都是西摩・格雷恩澤，華盛頓的一位刑事律師，是由彼得・弗萊明和阿瑟・利曼推薦的。從一開始，格雷恩澤就示意他的當事人，如果被問話，就援引《第五修正案》。
瑟恩納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會計，可能會因為他在非法交易中的作用而受到指控。然而，他對政府更有價值，因為他和布斯基沒有什麼關係，對布斯基也無所謂忠誠，他可以確證布斯基的證詞。瑟恩納只是遵照米爾肯的命令列事。巴斯勒被牽涉得更少，他只是一個旁觀者。當時德崇公司需要為那筆530萬美元的付款提供書面證據，稱它是一筆投資銀行服務費，當洛厄爾寫完信後，需要有人簽字，他碰巧遇到了巴斯勒，就強行讓他簽了字。
卡伯裡感到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他可以從豁免權談起，給予他們豁免權。如果他們想要豁免權，就必須誠實地回答問題。既然他們所說的話不會再用來指控他們，那麼他們就沒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開口了。
然而，把這個過程稱為合作還是有點兒誇大其詞。格雷恩澤在和米爾肯的律師團隊談話時總在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瑟恩納和巴斯勒作證是被政府強迫的，他們不會牽連任何人的。同穆拉迪恩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瑟恩納自願提供的東西很少。同布斯基一樣，米爾肯在很多事情上都對手下人隱瞞著。米爾肯從來沒有告訴瑟恩納，他為什麼讓瑟恩納做各種事情，因此，在確證米爾肯的動機和心態方面，他幾乎沒有什麼價值。有一次，瑟恩納在作證時說，米爾肯甚至沒有要求他保留賬單。還有一次，他說米爾肯認為這些賬單全都是「一堆廢紙」。
瑟恩納必須謹慎行事，在不說謊的前提下儘量少說。不止一次，檢察官們不得不威脅他說，如果他不老實坦白的話，就會用偽證罪起訴他。桑德勒不斷和格雷恩澤聯絡，格雷恩澤吹噓說瑟恩納沒有給政府提供任何幫助。
然而，政府卻對瑟恩納的證詞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是一位不情願的證人，但是他承認自己毀掉了用來計算那筆530萬美元付款的電腦磁碟。儘管他沒有說他這樣做是受到了米爾肯直接命令的結果，但是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得到了米爾肯的指示才這樣做的。他也確認了同穆拉迪恩一起對賬的事。重要的是，瑟恩納作證說，他是在米爾肯親自指示下制定了那筆530萬美元投資銀行服務費的分配表，而這份檔案正是米爾肯的律師們十分倚重，用來說服德崇公司的律師相信米爾肯所說的這筆款子的說法是正確的。因此，瑟恩納無法根據自己的認識說明這種分配準確地反映了這筆錢的目的。
這是非常關鍵的資訊，它可能會影響德崇公司對這份證據的看法。但是，當柯寧找到瑟恩納瞭解情況，問他都告訴了政府什麼情況時，格雷恩澤不讓瑟恩納說出大部分的回答。當柯寧離開時，米爾肯的律師團向他保證說，瑟恩納沒有做任何不利於他們的事情。
米爾肯的律師要求瑟恩納避免和政府真正合作，這對瑟恩納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儘管瑟恩納的證詞似乎對米爾肯或者德崇公司沒有什麼傷害，但是，比弗利山分部繼續保持沉默，這讓柯寧感到非常擔憂，這些人對傳票上羅列的情況都有直接的瞭解。
接著，4月2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那筆530萬美元付款的文章，文中詳細地描述了這筆款子是如何計算出來的，並且指出：「這筆款子的發票是在已經付款之後才倉促開具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審計員懷疑這筆大額款項缺乏單據時才開的。」柯寧和約瑟夫看到這篇報道後心煩意亂，在這件事情上，記者知道的情況似乎比他們還多。他們擔心這篇文章報道的情況可能確實如此。
米爾肯的陣營對此沒有這樣的疑慮，在德崇公司內部和其他任何願意聽的人面前，他們對媒體的報道都不屑一顧。威廉斯發現自己要不斷提醒他們謹慎小心，甚至他自己對這一案件的控制也開始減弱。在1987年年初，威廉斯因癌症而動了手術，這使他的身體和精力明顯地衰弱了。他感到這個案子還沒到應該考慮和政府合作的時候，並且他知道米爾肯是不會接受這種可能性的。但是，他也知道，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保持聯絡是很明智的。正如他向利特秘密透露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該案上可能會越來越強勢，而不是越來越示弱。
威廉斯做完手術之後不久，他在紐約和卡伯裡安排了一次會談，參與的人還有刑事處的負責人霍華德・威爾遜和另外一名負責此案的檢察官。威廉斯是一個人來的，沒有帶米爾肯辯護團隊的其他律師。在他們討論了這起案子的有限進展之後，卡伯裡反覆強調，調查活動仍然處於初級階段，他不願意說太多的東西。最後，威廉斯問道：「這個案子要持續多久呢？」
卡伯裡估計在起訴之前還需要兩年的時間。威廉斯停頓了一下，看上去很憂鬱。他說：「到那時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你們不能快點兒嗎？」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的下午，在離開西格爾的公寓之後，杜南匆忙趕到聖安德魯斯廣場同卡伯裡和尼爾・卡圖希羅開了一個會。卡圖希羅是助理檢察官，卡伯裡指派他處理由西格爾的調查活動衍生出來的案子。由於泰伯爾顯然已經覺察自己成了被秘密調查的目標，時間已經非常緊迫。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對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採取行動，並想讓西格爾在那個星期五出庭作證。卡伯裡同意了。
卡伯裡認為這三個嫌疑人都應該被逮捕，而不是像西格爾和布斯基那樣接受傳訊或者允許他們前來自首。在對布斯基進行調查時，弗里曼已經被傳訊過，但是他斷然拒絕了任何合作的建議。不過，卡伯裡已經從另外一個律師那裡聽說，弗里曼現在「緊張得都快要崩潰了」。泰伯爾剛剛被美林公司解僱，也非常脆弱。卡伯裡認為，公開逮捕所產生的壓力可能會導致他們中的一個或多個屈服和坦白。他得出結論，華爾街上的人犯罪傾向不是很強，他們太在乎自己的聲譽和麵子。
卡伯裡和卡圖希羅到樓上同朱利安尼和威爾遜開會研究了一番。卡伯裡相信弗里曼肯定參與了交換內幕訊息的非法活動。他不僅利用內幕訊息進行交易，並且還交換訊息，這種違法行為對市場公正的破壞性更大。至於威格頓和泰伯爾，西格爾並沒有說他們知道他和弗里曼之間密謀的事。但是西格爾至少有一次向他們提到弗里曼是個訊息源，並且卡伯裡相信他們肯定知道西格爾在高盛公司有一個線人，這一點從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門的交易模式中可以明顯地看到。
卡伯裡說：「讓我們逮捕他們吧。」朱利安尼毫不猶豫就同意了。他們沒有討論可能會引發的公眾反應。逮捕嫌疑人是常規的活動。他們從帕斯卡爾記錄的西格爾的供詞中整理出一份宣誓書，然後讓杜南簽上名字，這樣就有了得到逮捕證的依據。接著，杜南急匆匆地趕往泰伯爾位於上東區的公寓。
事情幾乎從一開始就出錯了。泰伯爾在公寓大廳裡被戴上了手銬並被搜身，然後被允許回到自己的房間拿件上衣，然後在當晚被關在了大都會拘禁中心。檢察官們希望他坦白和合作，但是泰伯爾沒有服軟。卡伯裡可能錯誤地判斷了華爾街上許多人的心態和忠誠。布斯基和西格爾願意坦白和合作，但是他們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規情況。華爾街是一個狹小、封閉的世界，裡面的人都是靠金錢、互利和強烈的忠誠而驅動的。也許泰伯爾從來沒有弄明白西格爾和弗里曼之間的關係，沒有什麼可以坦白的。泰伯爾在大都會拘禁中心被關一晚如果說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似乎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決心。
第二天早上，下著大雪，雪花紛紛揚揚地飄過金融區的高樓大廈，落到了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另外兩名郵政稽查官來到百老匯大街高盛公司的總部大樓。杜南對大樓的一位保安說：「我們要逮捕羅伯特・弗里曼。」驚慌失措的保安立即順從地帶著他們上樓。
弗里曼的辦公室在29層，四周全是玻璃，距公司的大型交易廳不遠。當杜南等人走進弗里曼的辦公室時，他站了起來，似乎非常震驚，他正在忙著處理一些懸而未決的事情。當天下午他計劃出去度總統日的長週末，到落基山脈和家人滑雪。
杜南告訴弗里曼：「這是聯邦逮捕證，現在，我要逮捕你。」弗里曼遵照杜南的指示，身子向前傾，把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對他搜身，把他口袋中的東西全都掏了出來。弗里曼一言未發。這件事立即在交易大廳引發了一陣騷動，交易員們紛紛伸長脖子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弗里曼請求用電話給他在高盛公司內部的一位律師打個電話，那位律師匆忙地趕到交易大廳。然後，這位律師又給拉里・佩德威茲打了個電話。自從弗里曼因為布斯基一案被傳訊後，佩德威茲就成了高盛公司的代理人。
佩德威茲曾經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和杜南是同事。杜南給他解釋了一下對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說他有搜查證，要對弗里曼的辦公室和附近的地方進行搜查。接著，兩位郵政稽查官押著弗里曼向電梯走去。一到大樓的大廳，他們就給弗里曼戴上了手銬。杜南留了下來，他在弗里曼的辦公室裡用繩子圈出一大片區域，然後開始仔細搜查辦公桌的抽屜和檔案櫃，並把相關的檔案都放到了硬紙箱裡。
當這兩位郵政稽查官押送著弗里曼走出高盛公司總部大樓時，另外一組聯邦執法人員來到了漢諾威廣場上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辦公樓。理查德・威格頓正在18層的辦公桌前忙碌，突然，他抬起頭來，看到公司前臺的一位女職員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口。她說：「有位莫雷諾先生要見您。」
威格頓掃了一眼桌子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沒有安排任何約見。現在正是交易的高峰時刻，威格頓不打算放下手中的工作。他告訴前臺女職員說：「我現在沒有時間，他沒有提前預約啊。」威格頓心想，可能又是找工作的人。大學畢業生都迫切希望在投資銀行找到工作，有的人在華爾街上四處奔波，直接上門求職。威格頓繼續工作。
幾分鐘後，他一抬頭，看到那個前臺女職員又回來了。她面露焦慮的神色，說：「他們現在就要見你，他們說沒有什麼藉口，必須接受。」威格頓認為這真是粗魯至極，並且太不正常了，不過，他決定到大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大步來到電梯附近的大廳，前臺女職員跟在他身後，有幾步遠。他看到兩個執法人員正在等著。突然，他們拿出證件，宣告他們是美國政府稽查官，接著開始宣讀：「你被捕了。」威格頓就這樣被捕了。這是開玩笑嗎？其中一個人抓住威格頓的胳膊，一把扭到了背後，然後把他猛地推到了牆上。他們很快就對他搜了身，接著把他的胳膊扭到了後面，立即給他戴上了手銬。
然後，這兩位執法人員押著威格頓，在公司員工的眾目睽睽之下穿過交易大廳，來到他的辦公室。目睹了這一過程的一位交易員立即給公司的總裁約翰・羅奇打電話。羅奇接到電話後匆忙趕了過來，他義憤填膺地說：「我是公司的總裁，這裡發生了什麼事？」這兩位執法人員解釋說，他們剛剛以證券欺詐罪逮捕了威格頓。威格頓仍然感到非常震驚，他呆呆地站在那裡。羅奇對執法人員說：「請等一下。」然後，他拿起電話，給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在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法律顧問馬文・施瓦茨打了個電話。羅奇向威格頓保證說：「我們會給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師。」
執法人員開啟威格頓的手銬，讓他穿上外套和大衣。威格頓給妻子辛西婭打了個電話。她焦慮地問道：「你還回家吃晚飯嗎？」
「我不敢肯定。」他沉重地說。然後，兩位執法人員又給他戴上了手銬。
辦公室裡的大部分交易員此刻都放下了電話，密切注視著威格頓辦公室中的動向，為了看得更清楚些，有些人還站了起來。接著，兩位執法人員又帶著威格頓穿過交易大廳。當他走向電梯時，兩個執法人員一邊一個，看押著他。威格頓開始流淚，由於雙手戴著手銬，他無法擦眼淚，任淚水順著臉頰淌下。
威格頓和弗里曼在曼哈頓南部的郵政稽查官辦公室（西格爾也曾經在這裡接受過訊問）待了大概一個小時，然後被分別帶到了聯邦法院準備接受庭審。在那裡，他們見到了泰伯爾。泰伯爾看上去頭髮凌亂、衣冠不整。他身穿一件白色的開領短袖襯衫和一條卡其布褲子，腳蹬一雙運動鞋。
這是三個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頂尖人物，從來都沒有給威格頓回過電話。
「你好。」威格頓說。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們似乎無言以對，不知說什麼好。
這三個人的律師都傾向於慫恿他們與檢察官對抗。在布斯基的事情被公開之後，由於擔心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可能會受到牽連被捲入醜聞之中，該公司的法律顧問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聘請了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師，此人名叫斯坦利・阿金，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刑事案件常常都由他負責。現在，阿金成了威格頓的代理律師。阿金喜歡和政府對抗。阿金還給泰伯爾推薦了一名律師，安德魯・勞勒。正如米爾肯的案子一樣，律師們之間的經濟關係意味著一個核心的辯護團隊——在這起由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主導的案子中——將會對事情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將承擔所有的律師費。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在整個交易過程中一直都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顧問，而現在這些交易卻被指控有罪。高盛公司的代理律師佩德威茲建議弗里曼聘請保羅・柯倫做代理律師。柯倫以前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現在是凱壽律師事務所（kaye,scholer,fierma，hays&handler）的合夥人。在布斯基的認罪協議中提到弗里曼將被傳訊之後，佩德威茲所在的沃切爾律師事務所已經在高盛公司進行了一次調查。那些傳票在高盛公司內部沒有引起過度憂慮，而且沃切爾律師事務所的調查也表明弗里曼和高盛公司沒有什麼罪責，他們沒有發現高盛有任何違法行為的證據。
弗里曼三人是在2月12日星期四接受庭審的，時間大概是中午時分，審判室只來了一半的人，大部分都是記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弗里曼三人被捕的訊息要比德崇公司和米爾肯被指控的訊息更具轟動性。雖然他們三個人在權力和影響上都無法和米爾肯相提並論，但是他們所在的公司——高盛和基德爾・皮博迪卻是華爾街上鼎鼎有名的大公司。雖然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經營狀況不佳，正在苦苦掙扎，但是高盛公司從總體上來說，可是能夠號令華爾街的重要公司。這不是一個牽涉到暴發戶或者貪婪新人的案件。以內幕交易罪指控這種級別的公司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逮捕的方式也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與逮捕萊文的情況不同，這幾個人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逮捕的——泰伯爾是在自己公寓樓的大廳裡，威格頓和弗里曼都是在公司裡——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這個訊息在華爾街和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並且還引發了一些誇大不實的報道，例如有的報道說，平常溫和無比的威格頓竟然用力擊倒了一位執法人員，最後被戴上手銬後才服帖了。華爾街上的許多人都憤憤不平，他們的同行竟然被像普通犯人一樣對待。有許多人一再聲稱，朱利安尼一直都喜歡在媒體上出風頭，並且總想往上爬，這次也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製造轟動效應。儘管逮捕建議是卡伯裡提出的，但是聽到這些指責的人全都信以為真。
到現在，華爾街上的人們都非常恐懼。說得客氣一些，許多人都曾經在機密訊息上不太慎重。甚至就在這次逮捕行動之前，許多套利人和交易員還在擔心這次調查活動可能會朝哪裡發展。他們害怕，證券法中的刑事條款——甚至那些他們長期以來因為技術性問題而不予考慮的方面，如嚴禁「寄存」的法令——可能真要執行了。現在，兩家舉國聞名的大公司也受到牽連，許多人認為政府的調查已經失去控制，正在威脅著每一個人的安全。
這次庭審激發了更多的傳言、猜測和妄想。政府把指控這三名套利人的證人稱為「cs.1」，即為「機密證人1號（confidentialsourceone）」，這就意味著可能還有「cs.2」。政府說cs.1在案發期間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職員，但是拒絕透露更為具體的情況，只是說cs.1的「可靠性和確實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實」。
根據公開的指控，cs.1曾經在kkr公司收購斯托勒通訊公司時向弗里曼透露過訊息。而弗里曼當時已經購買了大量斯托勒通訊公司的股票，他利用這些內幕訊息「來決定在合適的價位出售認購股權」。指控還聲稱，弗里曼還在布恩・皮肯斯收購聯合石油公司期間，將聯合石油公司防禦戰略的關鍵訊息通過電話透露給cs.1。cs.1反過來又把這些訊息透露給了威格頓和泰伯爾，這兩個人利用這些訊息對聯合石油公司實施了複雜的交易戰略，通過賣出期權非法獲益。另外，牽涉到聯合石油公司的指控尤其讓高盛公司尷尬不已，因為該公司在最近發表的1986年年報中還突出強調了它為聯合石油公司制定的防禦戰略。政府補充說，這種非法活動大概從1984年6月一直持續到1986年1月，牽涉到了「許多具體的重要交易」。
庭審之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魯道夫・朱利安尼舉行了一個新聞釋出會。他說逮捕行動只是「漫長而重要的調查活動」的開始。在一項明顯針對米爾肯、德崇公司、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以及其他一些知道自己被牽涉到此案但卻沒有被點名者的評論中，朱利安尼說：「如果他們還有常識和道德感的話，就應該站出來和政府合作，盡力幫助政府收拾這個爛攤子。」
在庭審之後，弗里曼回到高盛公司和該公司的套利部前主管羅伯特・魯賓會談。多年前，魯賓曾經和西格爾一起參加過一次併購的小組討論會。魯賓對布斯基一案引發的傳票沒有感到憂慮，但是政府的逮捕行動卻使情況發生了改變。
弗里曼說：「這是一派謊言。」
魯賓很顯然是公司董事長約翰・溫伯格的繼任者之一，在公司內部他非常欣賞弗里曼。他決定負責這起調查工作，同佩德威茲密切合作。當魯賓看到政府的逮捕證時，他對廣泛密謀的說法不相信。如果弗里曼和西格爾一直都在密謀的話，那麼為什麼高盛公司實際上在政府指控中沒有提到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交易上會賠錢呢？魯賓很瞭解弗里曼，這根本都不是他認識的那個鮑勃・弗里曼。魯賓對朱利安尼公開羞辱弗里曼和高盛公司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怒。作為一名民主黨的捐款人，魯賓不能容忍共和黨的朱利安尼通過汙衊高盛公司來取得政治上的收穫。
此外，還有一些更有影響的因素。當魯賓和佩德威茲有機會更加仔細地審查政府的指控時，他們迅速得出結論：政府完全搞錯了。杜南簽署的宣誓書在描述聯合石油公司的情況時，出現了一個差錯：它說有關聯合石油公司的訊息弗里曼在4月就透露給了cs.1，而這起可疑交易的實際時間卻是5月。
杜南在抄寫帕斯卡爾的筆錄時，也犯了一個錯誤。這種情況政府後來可能會做出解釋。實際上也確實如此，政府解釋說倉促之間，他們在時間上犯了一些純粹的技術性錯誤。但是，對於那些相信弗里曼是無辜的而懷疑政府有錯的人，這些解釋是不會被理睬的。鑑於高盛公司的強硬態度，政府的錯誤無論多小，都會損害政府在此案上的可信性。
高盛公司管理委員會當天下午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會議，會上全體一致同意支援弗里曼。同時，魯賓告訴佩德威茲繼續進行調查，並且說他想弄清事實真相，查明弗里曼是否確實做過錯事。然而，他們關心的焦點問題是政府是否可以排除一切懷疑「證明」這個案子，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過錯事。因此，調查的主要興趣是為可疑交易尋找貌似真實的藉口，而不是確定西格爾是否真的給弗里曼透露過訊息。這種處理方法可能也是高盛公司強烈反對政府心態的必然副產品，這是在弗里曼被捕之後開始出現的。
當天晚些時候，當威格頓和他的律師談完之後，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辦公室。當交易大廳的同事們看到他從門口進來時，全都站了起來，熱烈地鼓掌歡迎他。威格頓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向她保證自己可以準時回家吃晚飯。下午5點45分，就像往常一樣，威格頓找到了其他兩個住在新澤西州的拼車友一起回家。一路上他們討論著當天的市場活動和週末的度假計劃。考慮到對威格頓的尊重，他的同伴沒有提到他被捕的事情。威格頓自己也沒有提，他認為說這種事會顯得他不禮貌。
在威格頓等人被捕和提審的當天，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都公開發表了宣告，否認自己有違法行為。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一名發言人說：「本公司長期以來一直都反對利用內幕訊息進行交易，這是公司一貫的政策。據我們所知，公司一直在嚴格恪守這項政策。」高盛公司的宣告更加強烈：「根據我們自己內部的審查，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者本公司有任何違法活動。」
cs.1當然就是西格爾。在星期四一大早，杜南就往西格爾家裡打了一個電話，命令西格爾：「今天不要去辦公室了，直接去傑德（拉科夫）的辦公室。」在路上，西格爾感到杜南是打算讓他認罪的。根據他和政府的協議，他知道何時認罪需要聽從政府的命令，他無權選擇認罪的日期，從而挑選寬容的法官。
當西格爾抵達馬奇・羅斯的辦公室時，大概是上午10點30分，拉科夫告訴他，秘密行動將被終止，他要在第二天認罪。（「他們可能會讓你在黑色星期五，也就是13日認罪。」拉科夫在幾個星期前就詼諧地預料說。現在看來，他說得沒錯。）西格爾給他在德崇公司的辦公室打了個電話，告訴他的秘書凱茜他沒有去上班。凱茜再次成為重要訊息的傳遞人，她非常興奮。她說：「他們已經逮捕了威格頓、泰伯爾和弗里曼，是給他們戴上手銬銬走的。」她把股票行情記錄紙上的訊息放在面前，然後讀出了逮捕的報道。當然，凱茜認識這三個人：威格頓和泰伯爾來自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弗里曼經常給西格爾打電話。
凱茜繼續說著：「這裡的每個人都很興奮。」她是指德崇公司的人，她說公司的人知道這個訊息後全都非常高興。西格爾一時有點兒困惑，但是凱茜迅速解釋了一番。幾個月來，媒體上刊登了無數關於調查的報道，這導致德崇公司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現在，被牽連的不是德崇公司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牽連的不是別人，而是高盛公司，這是華爾街的頂級公司，是德崇公司最為尊敬的公司，也是它一直想超越和取代的目標。
讓西格爾吃驚的是，凱茜沒有暗示有人懷疑他可能被牽涉進來。在和凱茜談完之後，他結束通話了電話。讓他感到難過的是，凱茜對他這麼忠誠，但是現在他卻要讓她震驚。
拉科夫和斯特勞斯幫著西格爾演練了一下第二天將要發生的事情。西格爾認罪的訊息和政府新聞稿的副本在當天晚上很晚才到。很顯然，事情的發展節奏很快，政府幾乎無法跟上這種發展速度了。
在討論政府將要披露關於西格爾的什麼情況時，西格爾和政府在他實際上從布斯基那裡拿了多少錢發生了爭執。西格爾堅持說只收到70萬美元，但是布斯基告訴政府說他給了西格爾80萬美元。檢察官們似乎對其中的差異非常惱火。他們不想公開揣測他們的兩位明星證人中的一位在撒謊，因此，他們給西格爾施加壓力讓他接受布斯基的說法，因為他們想把這個數字寫在新聞報道中。西格爾斷然拒絕了，他懷疑錢數之所以不同，是因為送錢人從中私吞了，但是這和他沒有任何關係。他只收到了70萬美元，他不打算接受其他說法，無論受到的壓力多大，他都不會屈服。多年來，他一直生活在謊言之中，他不打算再這樣了。最後，政府只好讓步。
現在，輪到西格爾做一件他擔心是最為困難和耗費精力的事了。在和政府秘密合作期間，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他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出什麼事了。現在，他要把實情告訴自己的家人、最親密的同事和朋友，他要面對這種痛苦。
他給自己的父母打了個電話，他們正在佛羅里達，乘坐他送給他們的旅行汽車旅行。他讓他們兩個人都來聽電話。幾周前，當西格爾告訴他們說可能無法參加他父母結婚40週年的紀念活動時，他們心煩意亂。現在，他們的兒子又告訴了他們這個訊息，他們幾乎要受不了了。他們的兒子曾經取得了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成功，現在，這個訊息更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他的母親啜泣起來。然而，他們最主要的擔憂是兒子的幸福。他們想立即見到他，但是西格爾勸說他們不要過來。他向他們解釋了幾天後將會發生的事情，以此消除他們的疑慮，讓他們放心。
西格爾繼續打電話。他給弟弟、妹妹和簡的父母一一打了電話。幾乎每個人在聽到這個訊息後都是震驚和懷疑，並哭泣起來。接著，他又給自己關係最親近的客戶和同事們打電話。他竭力想找到kkr公司的亨利・克拉維斯，但是一直都沒有找到。最後，他只好把電話打給了喬治・羅伯茨。羅伯茨聽到後表示非常遺憾，希望他好運。他還給以前的鄰居塞繆爾・海曼打了個電話，海曼是gaf公司的董事長。海曼說他試圖支援西格爾，說他知道出了問題，但是他沒有迫使西格爾和政府對抗。西格爾又給公司公關專家葛森・凱克斯特以及另外一名重要的客戶斯托克頓・斯特羅布瑞吉打了電話。他還給彼得・施瓦茨打了個電話，這是西格爾經常乘坐的計程車的司機，後來也成了他的朋友。西格爾說：「很抱歉，我讓你失望了。」
最後，他給馬丁・利普頓打電話。利普頓是他的導師，對他非常重要。西格爾仍然不知道利普頓和他的律師事務所正在做高盛公司的代理，他重複了一遍先前說過的道歉的話，並且一遍遍地說著「對不起」，並且絕望地等待著一些同情或者寬恕。
最後，利普頓說：「我要看看能為你做些什麼。」即使利普頓冰冷的臉上只露出一絲神采，也會讓西格爾大受鼓舞的。
接著，西格爾又給凱茜打了個電話，這次是讓她到拉科夫的辦公室。當她趕到那裡時，西格爾把她領到了一個會議室，然後關上了門。西格爾對她說：「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讓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兒坦白一樣。凱茜似乎還是不太明白，他告訴她說他犯了內幕交易罪。
凱茜突然大哭起來，她哽咽著問：「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西格爾一時無法回答她的問題。他感到這一天的痛苦和壓力快要使他崩潰了，兩人一起抱頭痛哭。
拉科夫仍然對西格爾的心態很擔心，第二天上午，他開車接上西格爾，送他去法院。他不想冒險，因為西格爾在去法院的路上可能會再次產生自殺的念頭。西格爾被從側門帶到了法院，然後被帶到了一層的大審判室，在這裡可以聽到訴訟人的請求和抗辯。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西裝，裡面是一件藍襯衫，繫著紅領帶。羅伯特・沃德法官把西格爾的庭審安排在當天日程中的最後一項，這就意味著他必須等待近3個小時。
cs.1即將亮相，並且接受認罪的訊息傳到了各大媒體，因此審判室裡擠滿記者，同前一天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接受審訊時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整個庭審過程中，人們目不轉睛地盯著西格爾。各大電視臺的攝影記者擠滿了通往審判室的入口和聯邦法院大柱子的臺階。最後，沃德法官宣佈西格爾出庭受審。
西格爾向法官保證他沒有服用藥物，也沒有在接受精神病醫生的治療。沃德法官問他的教育程度。西格爾猶豫了片刻，他打算說哈佛商學院，這是他的母校，但是他不能這樣說。他感到非常羞愧。最後，他回答說：「大學畢業。」法官宣讀刑事起訴書中的指控，他被控一項違反證券法罪和一項逃稅罪，因為他從布斯基那裡獲得的非法收益沒有報稅。西格爾幾乎沒有聽到法官在說什麼，他只顧著擦去眼中的淚水。
「你有什麼申辯的嗎？」他聽到巨大的法庭裡迴盪著這句話，然後是一片寂靜。
「我有罪，法官大人。」他說，聲音輕柔而堅定。沃德法官宣佈，將在4月2日宣判，還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西格爾被帶進了被告廳，在那裡他和當天上午受審的27名毒販一起按指印。為了避免記者的圍堵，他試圖從一個地下室的門走出法院，但是卻被國家廣播公司的一個記者給堵住了。當西格爾的律師們護著他向一輛等著他們的車走去時，照相機跟著他們一直不停地拍。在上車前，他停頓了一下，在奧德麗・斯特勞斯的面頰上親了一下，然後他上了車，車門隨即關上，直接朝機場開去。
西格爾的認罪以及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被捕的訊息使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新主人通用電氣公司大為震驚。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併購部主管聽到西格爾的訊息後，哭著從交易大廳跑了出來。西格爾仍然有許多仰慕者，尤其是在那些支援他的員工當中。但是，隨著真相不斷浮出水面，尤其是他曾經從布斯基那裡拿過黑錢的事被披露之後，公司內部反對他的情緒日益高漲。對於西格爾跳槽到德崇公司，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一直耿耿於懷。現在，這種憎恨更加強烈了。
通用電氣公司的高管們獲悉這個訊息時，他們正在公司位於康涅狄格州的費爾菲爾德總部大樓的餐廳裡吃飯。他們原來認為基德爾・皮博迪是一家出色的投資公司，因此向它投入了6.5億美元，現在，他們意識到這筆投資很危險了，這讓他們非常震驚。當天晚上，在曼哈頓的高檔餐廳貝納丁（lebernardin），通用電氣公司和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舉行了一個晚宴，慶祝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最近剛剛做成的一筆業務，這個晚宴卻警醒了他們。
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他們的新主人之間一直都有隔閡，而這次逮捕事件更加深了他們之間的不信任。當基德爾・皮博迪的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頓辯護時，通用電氣對此卻不以為然。通用電氣有應對政府刑事控訴的經驗，他們認為沒有可靠的證據，政府是不會發起大規模調查活動的，更不要說公開抓人了。他們也知道，在西格爾的合作下，政府會獲得強有力的證據來指控基德爾・皮博迪。一個公司通常會為自己員工的犯罪行為負責，而西格爾正在認罪。
在通用電氣兼併了基德爾・皮博迪之後，該公司仍然由德農西奧具體負責，通用電氣很少插手。然而，認識到目前情況的嚴峻性之後，通用電氣負責處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事務的副總裁兼財務主管勞倫斯・博西迪安排公司的約瑟夫・漢德羅斯負責此案的具體工作。漢德羅斯是通用電氣公司的副總法律顧問，富有刑事案件經驗。博西迪曾經是一位著名的職業棒球運動員，正直誠實，而且對「過去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毫無個人感情，他決心迅速修復已經造成的損害。
通用電氣已經派自己的一個審計小組進駐基德爾・皮博迪，徹底審查該公司的財務狀況和財務管理。現在通用電氣立即指示審計小組調整審查方向，進而調查被指控的內幕交易。基德爾・皮博迪也組織自己的工作人員參與其中，包括約翰・戈登、西格爾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內部的律師羅伯特・克蘭茨。隨著他們開始工作，恐懼感——大多是不可言喻的恐懼感——瀰漫在整個公司之中。西格爾是否會牽連他人，尤其是德農西奧？基德爾・皮博迪的套利部門是怎麼運作的？有些人聽到該公司有一個套利部門時，都非常震驚。審計小組在審查時，按照「可疑」和「有問題」將交易記錄分類整理，並統計出總共的數目。哈爾・裡奇瞭解到，「可疑」交易在幾天之內就達到了100多項。
裡奇和戈登還有其他擔憂的理由。他們在研究政府對弗里曼的指控時，回憶了他們自己在sca公司交易中的經歷。他們當時的懷疑現在似乎都得到了確認。他們不願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政府對弗里曼的指控可以斷定是真的。
在西格爾認罪之後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工作小組被召集到了聖安德魯斯廣場同朱利安尼、卡伯裡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刑事處的負責人威爾遜和負責弗里曼一案的檢察官卡圖希羅。此外，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林奇和斯圖克也參加了，因為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任何決議都必須包含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協議。基德爾・皮博迪方面參加的人有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馬文・施瓦茨（負責人）、克蘭茲、漢德羅斯和加里・納夫塔里斯。納夫塔里斯曾經是威爾吉斯的律師，後來受到漢德羅斯的聘請出任通用電氣公司的法律顧問。
朱利安尼開始說：「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肯定有違法行為。」但是施瓦茨立即開始反擊，他義憤填膺地告訴朱利安尼：「你們應該道歉。」並且，他還譴責聯邦檢察官在辦公室逮捕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行動。
卡伯裡反駁說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存在利益衝突，因為它在其他事務上同時代表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施瓦茨幾乎都要從椅子上跳起來了，他提高嗓音，大聲說：「我不需要你們來教訓我。即使我在職業道德方面需要建議的話，也輪不到你們說三道四。」
政府的律師們幾乎都不敢相信這件事。自從維南斯一案之後，他們一直懷疑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它的法律顧問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維南斯一案已經明確顯示出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內部缺乏管理、法紀渙散。現在，該公司之前的明星已經坦白承認了在該公司期間的重大犯罪活動，而現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卻認為政府應該道歉。
克蘭茲心平氣和的方式也於事無補。他說：「有什麼問題呢？請告訴我吧！」說著，他環視著政府的律師們。律師們沉默不語，他繼續說道：「我真不明白有什麼違法行為。」
朱利安尼一直都很平靜。現在，他說：「我們的認識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有問題，你們越早解決越好。你們必須接受處罰。」接著，卡伯裡接過話繼續說。他指出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要為西格爾的行為承擔可能的刑事責任，並提醒他們在維南斯一案中的表現不佳，包括維南斯在一本書中所披露的違規行為。然後，卡伯裡又丟擲了一枚重磅炸彈：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問題絕不僅限於西格爾的事。政府還掌握了其他的情況，該公司駐波士頓的經紀人唐納德・利特爾涉嫌進行股票寄存交易，利特爾和布斯基有聯絡；並且該公司證券交易部的主管也有問題；更為令人吃驚的是，該公司的總裁傑克・羅奇也被牽涉進來。
卡伯裡直截了當地說：「我們要起訴你們。」施瓦茨似乎大吃一驚。朱利安尼給他講述了公司要為員工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的事，施瓦茨反駁朱利安尼說他不懂常識。在雙方的相互指責中，會談迅速談崩了。施瓦茨氣沖沖地領著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律師團隊離開了，留下怒不可遏的朱利安尼等人。
漢德羅斯把這次會談的情況彙報給博西迪之後，博西迪大吃一驚。在他看來，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這樣做真是愚蠢至極。博西迪認為，必須迅速採取措施。他看到了政府起訴赫頓公司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他相信如果起訴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話，對該公司的聲譽將造成嚴重的破壞，即使最終能夠僥倖獲勝，這種損失也是無可挽回的。
通用電氣公司的審計小組加快了工作步伐，並向漢德羅斯和博西迪彙報了此事。他們的發現並不令人鼓舞。在他們的調查中，有一些交易，如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是根據公開的訊息進行的，可能還有些抗辯的餘地。但是大陸集團的交易呢？大陸集團是高盛公司的客戶，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門選擇購買該公司股票的時機太巧妙了，正好是在「白衣騎士」即將出現之前。此外，還有一些其他類似的「巧合」。納夫塔里斯向哈德羅斯建議說：「一兩個這樣的情況我們能夠容忍，但是五六個就不行了。」
與基德爾・皮博迪公司高管的會談也無法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慮。通用電氣公司也願意相信德農西奧不知道西格爾和弗里曼之間的陰謀詭計，但是，在公司運營中，德農西奧鼓勵西格爾給威格頓和泰伯爾提建議。他甚至連表面上的預防措施都沒有，甚至沒將套利部門和其他部門分隔開來。他疏於管理。通用電氣的高管認為，德農西奧對公司的管理非常糟糕。最後，他們還得出結論，公司總裁羅奇（現在正接受調查）和克蘭茲甚至更不稱職。
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律師團隊同朱利安尼和卡伯裡會談之後兩個星期，納夫塔里斯給卡伯裡打了個電話，他告訴這位檢察官：「通用電氣的人想見你，沒有基德爾・皮博迪或者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任何人。」通用電氣已經決定控制該公司，而不是僅僅取得這次刑事調查的控制權。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被取消了此案的代理資格，由納夫塔里斯和他所在的克萊默・萊文・內森・康明・弗蘭克爾律師事務所取代。3月7日，博西迪親自同朱利安尼和卡伯裡見了面，他先陳述了15分鐘，說話的語氣和上次施瓦茨的完全不同。
博西迪講述了通用電氣公司的徹底調查，並承認發現了「嚴重的」問題，就差承認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有罪了。檢察官們相信這種調查和高盛公司粉飾太平的調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博西迪著重強調說，通用電氣剛剛收購了基德爾・皮博迪，對調查中發現的情況一無所知。任何指控都可能導致公司破產，並殃及7,000名員工下崗。
接著，博西迪提出了具體的補救措施：基德爾・皮博迪的高階管理人員，包括德農西奧、洛奇和克蘭茲都會被解除職務，如果必要，還可以解僱。基德爾・皮博迪將徹底取消套利業務。博西迪得出結論，投資銀行不應該從事套利業務，即使將套利部門隔離開來，也無法確保機密資訊不被誤用。此外，基德爾・皮博迪還應該和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
通用電氣坦率和大膽的提議給檢察官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朱利安尼告訴博西迪，通用電氣的做法和其他牽涉到這起醜聞的公司的做法不同，真是「一股清新的空氣」——很顯然，這個其他的公司就是指德崇公司。自從逮捕事件之後，博西迪和納夫塔里斯第一次看到了一絲希望，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可能不會被起訴。
正當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一案發生有利轉變時，政府又取得了另一項勝利。傑弗里斯公司是洛杉磯一家大型經紀公司，是場外市場交易的先驅者。1987年4月，傑弗里斯公司的董事長博伊德・傑弗里斯接受了兩項罪名，並同意合作。傑弗里斯替布斯基「寄存」過股票，政府已經掌握了布斯基給傑弗里斯支付300萬美元的證據。這筆錢的原始發票上寫著「投資諮詢服務和公司金融服務」，實際上，這是寄存股票的對賬單，也確認了布斯基利用虛假髮票的事，這和支付給德崇公司530萬美元的情況類似。
更令人震驚的是，傑弗里斯還披露了一件和布斯基毫無關係的事。傑弗里斯承認，在一個同謀的要求下，他在運通公司二次發行消防員基金（fireman’sfund）的股票時操縱股價。這個陰謀也牽涉到了虛開發票的事。當時，那個同謀因為大量購買股票而推高股價時，損失慘重，為了彌補傑弗里斯的損失，他用這種方式償還了傑弗里斯。同其他被牽連的人不同，傑弗里斯是對華爾街上最為慣常的行為認罪。正如傑弗里斯的律師們對政府所說的，「博伊德是在幫助客戶。他是在客戶互相幫助的商業氛圍中長大的，現在，規則正在發生變化」。
那個讓傑弗里斯操縱消防員基金股價的同謀不是別人，正是桑迪・路易斯，他就是在藝人餐廳將穆赫倫介紹給布斯基的那個套利人。後來，路易斯和布斯基吵翻了。路易斯迫切渴望復仇，整個夏天，他幾乎一直追著加里・林奇，督促他繼續調查布斯基。現在，他的願望實現了，布斯基被摧毀了，但是笑到最後的卻仍然是布斯基。路易斯一直襬出姿態，似乎是華爾街上道德高尚人士的典範，現在，他卻憤怒地否認自己有罪。但是，幾乎沒有人會相信他。他越來越因為偽善而遭到人們的嘲笑。很快，他在華爾街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
但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這些勝利上獲得的幸福感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在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一案的調查上，政府似乎在苦苦地掙扎。在回到佛羅里達州之後，西格爾看到了根據他的供述而簽發的逮捕證，一下子就變得心煩意亂。政府在指控中，專門選擇了聯合石油公司和斯托勒公司通訊公司兩起交易，這是兩起最為複雜的交易。關於這兩起交易，杜南僅僅審訊過西格爾一次，當時是帕斯卡爾做的記錄。當西格爾讀到杜南簽署的宣誓書時，他非常震驚。這份宣誓書的要點是準確的，但是正如高盛公司發現的，有些細節是不正確的。
在杜南的宣誓書中，關於聯合石油公司股票回購計劃的所有聯絡都發生在四月份的電話中，這是西格爾在塔爾薩的機場給弗里曼打的電話。實際上，這只是一部分。宣誓書上錯誤地把好多天和好幾周的通話給壓縮了。西格爾知道實際的交易記錄不會支援這種說法的，並且確實如此。政府還披露弗里曼儲存了所做交易的全部檔案，西格爾對此也非常震驚。他曾經告訴政府的律師，是布斯基儲存的交易記錄，而不是弗里曼。拉科夫知道好的辯護律師會利用政府的這些錯誤，對此案提出質疑，使政府尷尬萬分。西格爾明白，毫無疑問他會因為說謊而遭到不公正的指責和起訴。拉科夫原來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之前會向他和西格爾徵求意見，但是檢察官們太在意保密的問題，他們沒有這樣做。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拉科夫給卡伯裡打了個電話，讓斯特勞斯在一旁聽著。他想明確地表示，西格爾不應該對這些錯誤負責。卡伯裡承認了政府的錯誤，並說政府會找機會改正錯誤的。讓拉科夫感到寬慰的是，卡伯裡沒有企圖責備西格爾。他似乎對這些問題沒有過分擔憂。
弗里曼、威格頓和泰伯爾在4月9日被起訴，大概就是在他們被捕之後7個星期。政府沒有詳細說明，只是簡要更改了自己的錯誤，聲稱聯合石油公司的交易發生在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4月，斯托勒公司的交易發生在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留了針對這兩項交易的起訴，對每名被告人提起四項重罪。
值得注意的是，基德爾・皮博迪並沒有被起訴，這表明通用電氣的官員和朱利安尼之間達成的協議發生了功效。為了遵守它支援政府的誓言，基德爾・皮博迪迅速停了威格頓的職，停發工資，也不再支付他的律師費。基德爾・皮博迪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通用電氣甚至還採取了更進一步的措施。通用電氣的律師同威格頓的律師斯坦利・阿金見了面，並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威格頓只有確實無罪時，他才可以同政府的指控對抗；如果確實有罪，他就應該認罪，並和政府合作。此外，通用電氣說，如果威格頓和政府對抗，並且被判有罪的話，它就會起訴威格頓，讓他交回該公司購買基德爾・皮博迪股票時支付的300萬美元，並且不再支付仍然欠他的300萬美元。
同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盛公司仍然頑固地支援弗里曼，但是它又發表了一份宣告，態度比上次的要溫和許多。在宣告中，該公司是這樣評價弗里曼的：「我們瞭解他，並信任他。根據我們所瞭解的一切，我們繼續相信他是無辜的，沒有違法行為。」
通用電氣公司的措施是正當的。公司的員工被起訴後，應該停職，這完全符合公司的政策。而且，通用電氣的高管對威格頓或者泰伯爾確實都不太瞭解，停職也反映了他們的意見，也就是政府關於西格爾在接收內幕訊息上的推測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公司不再支援威格頓的做法讓許多員工憤怒異常，尤其是那些對公司的自治權被通用電氣這樣的工業巨頭奪走一事仍然憤慨的人。這些情況對鎮定自若的威格頓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對失去公司的支援，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仍然堅持己見，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同一個月之後發生的騷動相比，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出現的這些情況要溫和多了。5月12日，負責該案的兩位檢察官卡圖希羅（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和約翰・麥坎尼一同出現在了負責該案的法官路易斯・l.斯坦頓面前，他們說需要更多的時間準備此案的審判工作。麥坎尼表示，「事後來看」，政府可能應該等等再進行這些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動，他也承認：「如果行動太快的話，我們可能會出錯。」
這確實令人震驚，就相當於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承認政府判斷有誤，不僅本案，而且包括其他正在進行的調查活動，如米爾肯的案子。通常，被告會要求推遲審理，但是現在，被告的辯護律師們意識到，加快審理工作對他們的當事人有利，因此他們反對推遲。在政府提出推遲建議的第二天，斯坦頓法官支援被告方，援引《第六修正案》要求加快此案的審理工作，否決了這一提議。朱利安尼的發言人對《華爾街日報》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失敗。」但是，很顯然，被告和他們的支援者有理由歡呼雀躍。
現在，舉證的責任落在了政府的身上。是應該繼續下去還是選擇撤訴呢？很多人都認為撤訴是無法想象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內部發生了爭論，卡圖希羅和麥坎尼沒有參與做出逮捕的決定，他們堅持認為政府有義務將審判進行下去。尤其是卡圖希羅，他在該辦公室工作多年，深受朱利安尼前任們的薰陶，深諳這裡的傳統。這種傳統幾乎不匆忙逮人，但是一旦被告被逮捕，卡圖希羅就嚴肅堅持他們的權力，迅速消除籠罩在他們聲譽上的烏雲。
卡圖希羅和麥坎尼都相信，他們可以順利地辦理這個案子，並且有很大機會取得成功。他們相信西格爾將是一個非常稱職、極其可信的證人。他們從基德爾・皮博迪和高盛蒐集到了大量的交易記錄，有充分的證據來支援西格爾的供述。但是，他們缺乏一個很好的確證人。如果只有一個主要證人就對被告提起訴訟的話，任何檢察官對此案的前景都不會很樂觀，更不要說這個證人還是剛剛承認有罪的人。
刑事處的負責人霍華德・威爾遜反對他們的觀點，他認為政府現在不應該再魯莽行事，以免錯上加錯。他可能還有其他的考慮：威爾遜的部分職責就是保護他的上司朱利安尼，以及他的政治前途。朱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廣為人知的成功，包括審理了紐約布朗克斯區民主黨的領導人斯坦利・弗裡德曼貪汙腐敗案，這個案子是他親自辦理的，並贏得了許多好評。在此期間，正是同布斯基達成協議的時候，因為這個協議和制裁華爾街，他又進一步獲得了讚譽。朱利安尼正處在事業如日中天、官運亨通之時，很有可能輕鬆問鼎紐約市市長或者州長的寶座。媒體對他的報道幾乎全都是正面的。但是，現在該怎麼辦呢？怎麼做才更有利呢？是撤銷此案等到以後再起訴（屆時朱利安尼可能已經離開了這裡），還是今年夏天就冒著尷尬失敗的風險而繼續進行，從而使朱利安尼遭到指責呢？
現在該卡伯裡發表意見了。是他建議逮捕的，他對此案有信心。他不是政治家。作為一位資深的檢察官，他不願意否決對此案盡心盡力的同事們的意見。他同意了卡圖希羅和麥坎尼的意見，建議將此案繼續下去。
對朱利安尼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如果他否決了卡伯裡的意見，將會對卡伯裡造成毀滅性的影響。但是，朱利安尼在逮捕行動上曾經支援過卡伯裡，結果卻非常糟糕。朱利安尼最後接受了威爾遜的建議，命令助理檢察官們準備一份尋求撤銷此案的動議。
到第二天中午時分，謠言就散佈出來了，說政府要採取非常措施撤銷此案。拉科夫給西格爾打電話，告訴了他這件事，西格爾滿懷疑慮地問：「會那樣嗎？」
拉科夫說：「那是不可能的！」這是根據他多年來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工作的經驗得出的認識。他仍然相信，政府沒有確證人是不會隨便採取抓捕行動的。他認為政府只會將此案繼續下去，即使比檢察官們希望的來得更快也會如此。至少，當他在那裡工作時，就是這樣處理的。
但是，這種「不可能的」事情還是在當天就發生了。5月13日，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出現在斯坦頓法官面前。由於此案迅速成為內幕交易案中第一大引發爭議的案子，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法庭裡擠滿了記者、其他潛在被告的律師和好奇的旁聽者。卡圖希羅顯然很痛苦，但是精神要比前一天好多了。他對法官說，政府面臨著繼續在週三進行審判還是撤訴的選擇，最後「做出撤訴的決定」。為了淡化這種尷尬決定的影響，他補充說，現在的起訴「僅是冰山的一角」，並且發誓說政府會尋求新的起訴，把內幕交易的指控從兩起交易擴充套件到九種不同的交易。
三名被告都沒有出庭，但是他們的律師們卻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他們甚至抓住機會猛烈抨擊政府。威格頓的律師譏諷說，政府採用這種花招「很顯然是要逃避對此案的快速審理」。泰伯爾的律師說，這「表明政府在此案的證據不足，逮捕的決定是錯誤的」。同時，媒體上也鋪天蓋地地發表了各種報道，聲稱被告被捕後遭到虐待，並被剝奪了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在多數懸而未決的案子上，辯護律師都會費盡心機避免衝撞檢察官，因為檢察官在起訴程式上有很大的決定權。但是在這起案子上，辯護律師們卻同檢察官展開了公開的戰鬥，而且每戰必勝。
該案異乎尋常的變化對重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計程車氣沒有絲毫的作用。威格頓的支援者們卻受到激勵，開始為威格頓的復職大聲疾呼。在政府撤訴之後的第二天，通用電氣公司履行了它對檢察官的承諾，將德農西奧、洛奇和克蘭茲免職，任命通用電氣的一名董事、前伊利諾伊工具廠（illinoistoolworks）的董事長西拉斯・卡斯卡特為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長，這在該公司激起了更大的憤怒。
一位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高管說：「幾天前我還在想，我們這裡需要的是一個聽話的老好人。」他的話語中透露出諷刺。博西迪在為通用電氣辯護時說，該公司的調查發現，基德爾・皮博迪在財務、行政、管理和資訊系統等的控制上存在「重大的缺陷」。
為了安慰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忠誠員工，馬克斯・查普曼被任命為營運長，他一度和西格爾是德農西奧繼任者的競爭人選。但是他被授予了執行副總裁的頭銜，直接向卡斯卡特負責。查普曼對《華爾街日報》說：「他們要我負責為公司賺錢，而新來的卡斯卡特已經61歲了。」他挖苦卡斯卡特的年邁。毫無疑問，通用電氣現在行使了對基德爾・皮博迪的控制權，而在它最開始購買該公司時，並沒有認真行使過。它安排忠於通用電氣的人員負責高階財務和行政管理工作，並且調派通用電氣的一批信貸人員負責公司垃圾債券和槓桿收購領域的工作。通用電氣在基德爾・皮博迪有6億美元的投資，它要竭盡全力保護這筆投資。幾個星期後，當證券交易委員會宣佈它正在和該公司協商罰款2,530萬美元的事情時，通用電氣的戰略變得明顯了。同時，朱利安尼公開宣佈，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將不會再被提起訴訟。
對這個結果，通用電氣公司沒有傷感。博西迪已經達到了他最主要的目標，使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免遭起訴。這比赫頓公司的命運要好多了。通用電氣雖然有一種損失感，但是更多的是困惑：像基德爾・皮博迪這樣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投資銀行怎麼會落到這樣失控的境遇？現在，該公司可以自由地恢復業務了，從二月份逮捕事件以來籠罩在它上空的被起訴的陰雲已經消散。
但是，還有什麼呢？對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許多人來說，它已經體無完膚、面目全非，變成了通用電氣信貸公司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附屬物。威格頓遭停職，以及通用電氣公司對待他的方式，已經擊碎了人們對公司的歸屬感。沒有人還認為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是一個「家庭」了。許多人很快離開了這裡，其中就有哈爾・裡奇。最後，甚至連約翰・戈登也走了。在一個他們不認可的組織里，他們感到無助和孤獨。然而，在沉思冥想時，他們意識到他們所熟悉和熱愛的那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早就消亡了。
20世紀80年代是個孕育造錢「明星」的時代，邁克爾・米爾肯、伊萬・布斯基和馬丁・西格爾這些舉國聞名的人物紛紛登上歷史舞臺，但是，像他們這樣的投資銀行家最終也擺脫不了滅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