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2日
悉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1930年12月2日—2014年5月3日）逝世。雖然享年83歲，但在去年辭世的科斯、阿爾欽和布坎南等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中，貝克爾算是年輕一輩。最後兩次見到他，他仍然是神采奕奕。2009年，芝加哥大學舉辦預祝科斯百歲生日的研討會，貝克爾略微遲到，進了會場到處找座位；2011年，林毅夫教授邀請他到朗潤園訪問，兩人在萬眾樓唇槍舌劍爭論政府到底應該如何引導公共教育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不料世界一下子就又失去了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貝克爾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開創者——他相信經濟學可以用來分析人的所有行為。在讀研究生的時候，他受導師弗裡德曼啟發，對歧視問題產生了興趣，認為可以將歧視放到金錢追求和市場規律的框架中考慮。貝克爾認為，任何歧視行為，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歧視別人的人，他自己也要承擔代價。越是唯利是圖的僱主，由於他要追求金錢收入的最大化，那麼他對僱員的歧視就越少。
現在看來，貝克爾的想法符合經濟學基本原理——任何最大化的行為，都只能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追求某一個指標的最大化。人如果要放縱自己在性別、相貌、種族、黨派或宗教上的歧視偏好，那他就必然會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這個想法在當時卻是石破天驚的。弗裡德曼是猶太人，在紐約做過計程車司機，受過被歧視之苦，最初聽到貝克爾的想法時，也覺得這種經濟分析太冷靜了。不過大師畢竟是大師，弗裡德曼很快就改變想法，強烈地支援貝克爾朝著這個方向研究下去。
1955年，年輕的貝克爾以論文「種族歧視經濟學」取得博士學位。阿爾欽對這篇論文讚不絕口，對他女兒說此人將來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阿爾欽的女兒回答：「可現在並沒有什麼諾貝爾經濟學獎啊！」事實上，到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才開始設立，而貝克爾於1992年獲獎。在這期間，貝克爾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探索，遭遇了大量的冷遇、嘲笑和排斥。比如，當時的經濟增長理論大師索羅（robertsolow）就對他的研究不以為然。但貝克爾說，有弗裡德曼和阿爾欽的支援，其他評論就都不重要。
只要有人群，就存在對事物的不同估值，就會出現交易；只要有選擇，就必然有機會成本；只要存在時間，就存在耐用品，就會刺激投資，這樣經濟學就必然能派上用場。在此邏輯下，貝克爾1957年出版了《歧視經濟學》、1964年出版了《人力資本》、1965年發表了《關於時間分配的理論》、1968年發表了《罪與罰》、1976年出版了《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1981年發表了《論家庭》、至1994年與墨菲（kevinmurphy）發表了《關於香菸成癮的實證分析》，可謂一發不可收拾。在貝克爾的示範下，經濟學以科學的面目，悍然入侵了被認為只有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道德哲學和法學才應該涉足的研究領域。
貝克爾說生兒育女是投資耐用品，引起了鬨堂大笑。然而，全球長期的生育資料表明，隨著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外出工作收入的提高，連一直拒絕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天主教地區的生育率也顯著下降了。外人可能以為宗教的力量是超越成本核算的，教徒們可能以為偷偷減少生育不會被人發現，但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方法，卻使真相彰顯無遺。事實表明，人們對成本的考慮和順應，是無處不在的。
貝克爾不是象牙塔中的學者。從1985年起，他就開始定期為《商業週刊》（businessweek）撰寫通俗易懂的經濟專欄。在這些經濟專欄裡，他解釋為什麼提高最低工資就會增加失業、主張以志願兵制代替義務兵制、主張人體器官交易合法化、主張毒品合法化、主張以學券制來打破僵化的公立學校體系、主張國營企業應該改為民營企業、批評反壟斷法的執法效果、反對美國政府幹預國內油價、反對農業補貼……他以清澈的語言、嚴謹的論證、生動的例項，向廣大讀者展現了經濟學最美的核心——這是一門與生活密切相關、幫助人們區分動機和結果、揭示事與願違規律的社會科學。
然而，經濟學帝國主義並非完美無缺，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事實上，任何具體的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各種學科和多種角度來解釋。它們不應該互相排斥，而應該互相補充。
貝克爾曾經與另一位諾獎得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合寫過一篇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論文的標題是拉丁文「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意思是「口味不同，無需爭論」。該文論證，經濟分析不能以偏好不同來解釋世事，而必須假定人們的偏好是一致的。比如，生育率高時，經濟學家不能解釋說「婦女喜歡多生孩子」，否則等到生育率下降，就誰都可以以「她們偏好變了」來敷衍解釋。經濟分析要有意義，必須假定人的偏好是恆常不變的，這時經濟學家才能夠根據約束條件的變化而推測或解釋人的行為的變化。這是經濟學安身立命的基本教條。
然而，人的口味確實是不同的。人的基因不同，稟賦不同，傾向不同，志向也不同。這些差異不僅能在個體之間觀察到，還能在性別之間、年齡層之間、種族之間非常清晰地看到。例如，一個人的情緒是否穩定，對其學習成績、工作表現，乃至收入水平是否有影響呢？答案是顯然的。既然如此，那麼把收入水平追溯到情緒因素，再把情緒因素追溯到生理稟賦，是否屬於有價值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若是，就不能再假定人都是相同的了。
這就是說，能夠隨意包羅一切要素、而同時又假定人的偏好是恆常不變的經濟學模型，可能會因為忽略了人性的差異或其他相關細節而流於空洞。其他社會科學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批評有時是有道理的。要克服經濟學的這一缺點，經濟學者只能是在堅持將經濟規律運用到極致的同時，謙虛地參考和借鑑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法學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只有這樣，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才會豐滿起來。
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學家都是廣博的，但後來專業的細化使經濟學家越來越只專注於與金錢相關的宏觀問題，而貝克爾卻替後人照亮了一片以人為本的微觀研究領域，使經濟學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貝克爾是一位替經濟學開疆拓土的大師，我們談論、頌揚、繼承、反思和發展他的工作，是最具敬意和最有價值的紀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