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經濟學家阿爾欽
2013年3月4日
上週三清晨，收到阿爾欽（armenalchian）教授的女兒艾琳（arlinehoel）的電郵，說老人家於美國西岸時間2013年2月19日清晨在睡夢中平靜離世，享年98歲；其家人將安排活動，紀念老人家的豐盛人生。就這樣，我的生活裡，少了一個16年來時常掛念的人。
悼念文章接踵而至。中文網路上首先轉發的是張五常教授多年前寫的萬言長文「艾智仁」（阿爾欽的張五常譯法），躍然紙上的是桀驁不羈的張五常如何被功力深厚的阿爾欽降伏的故事；《簡明經濟學百科全書》主編漢德森（davidhenderson）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說哈耶克在1975年曾經說過：「有兩位經濟學家，其作品重要而應該獲得諾獎，但因工作量不夠而沒有獲獎，那就是科斯和阿爾欽」；而我的老師羅利（charlesrowley）則按捺不住激動，連發兩篇短評，直斥諾獎委員會不識泰山。
兩個月前去世的布坎南教授，也曾經在課堂上回憶，1986年他到瑞典領取諾獎時，參加一個照例由諾獎委員會主席專設的晚宴，席間照例討論兩個話題，一是當年獲獎的主題，二是來年獲獎的人選，而那晚他們討論的就是科斯和阿爾欽。布坎南當時想，阿爾欽的貢獻在產權理論，科斯在交易費用，兩人分享諾獎，是完美搭配。結果，科斯在五年後獲獎，阿爾欽則擦身而過。布坎南鄭重其事地向同學們解釋，以他的猜測，問題出在阿爾欽總是宣稱他多麼喜歡高爾夫上——生性刻板的瑞典人無法理解這種美式自嘲，見他玩心太重，便沒有頒獎。
這成了一個現象：為了表達對阿爾欽的敬意，師友們要麼連年祝願他獲獎，要麼編造他落選的瑣碎理由。不瞭解阿爾欽的讀者不禁要問：這究竟是位怎樣的學者？以我的親身感受，他是一位用機智幽默來製造快樂的朋友，用優雅素養來包裹尖銳批評的智者，用日常語言來消除學術神秘的教師，和用純真發問來重塑經濟學根基的天才。
阿爾欽是亞美尼亞人後裔，1914年4月12日生於美國加州。他在和睦相處、守望相助的族群中長大。他考取了斯坦福大學，但由於獎學金不足，只好退回學費低廉的州立大學就讀。那次他哭了。兩年後，他回到斯坦福大學，並在1942年完成博士論文。據另一位諾獎得主阿羅（kennetharrow）回憶，他到斯坦福大學入學時，阿爾欽已經畢業離開，但新生們仍然視阿爾欽為系裡機敏過人的傳奇人物。
二戰結束後，阿爾欽成為蘭德公司首位常駐經濟學家，並初次顯露了經濟學的威力。當時在蘭德公司裡，人們正在猜測氫彈的原料究竟是什麼。阿爾欽找人查閱了五種稀有金屬製造商的股票價格，發現只有一家公司的股價，在短短4個月內，從2美元飆到了13美元。阿爾欽即寫了一篇題為《股市露天機》（thestockmarketspeaks）的文章，在蘭德公司內部流傳，但兩天後即被上級沒收；而兩個月後氫彈試爆，他的猜測得到印證，那家公司的股價也站穩了。
首次為阿爾欽帶來國際聲譽，併為經濟學科學找到了穩固的落腳點的，是在他1950年發表的《不確定性、進化和經濟理論》（uncertainty,evolution,andeconomictheory）一文。該文的背景很簡單：當時有兩位大經濟學家（richardlester和fritzmachlup）在爭論，企業家究竟有沒有在計算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阿爾欽回答：計算與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後主宰企業家存活的客觀規律；由於存在不確定性，所以人們在邏輯上不可能求得最大化；人們只是在爭取存活；即使（或雖然）人人都是傻瓜，物競天擇的規律也仍然時刻在發揮作用。
阿爾欽推翻了學界對「成本」的成見。在蘭德公司考察飛機制造的成本和產出過程中，阿爾欽敏銳地發現，廠商在作出投資決定時，對長期生產總量——而非單位時間內的生產率——的估算是舉足輕重的。在此基礎上，他寫成了一篇重要——重要得會改變微觀經濟學對廠商生產成本的知識基礎——的論文《成本與產出》（costsandoutputs）。這篇文章被美國頂級學報《美國經濟評論》（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接受。但此時，他的學友要為其老師海利（bernardhaley）出一本紀念文集。阿爾欽竟然大方地婉拒了頂級學報，把這篇重要的文章放到了罕有人留意的紀念文集裡。在學術影響和尊師重道之間，阿爾欽選擇了後者。
阿爾欽還澄清了「歧視」的意義。他和卡索爾（reubenkes-sel）在1965發表《競爭、壟斷和對金錢的追求》（competition,monopoly,andthepursuitofmoney）一文，揭示了這樣的含義：選擇意味著歧視，歧視意味著選擇，選擇和歧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一個「認錢」的社會，會增加具有不同個性特徵的人之間的平等；而一個「認人」的社會，基於個性特徵（如膚色、性別、信仰、行政級別等）的歧視就勢必更加嚴重。因此，恰恰是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或鼓勵追求金錢的資本主義，才使得那些不受歡迎的人——性格怪誕、篤信異教、堅持己見或有各種汙點和前科的人——更容易生存下來，而這才增進了自由。
阿爾欽對「產權」概念的闡釋，至今沒有人能超越。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中的「產權」條目，就由他老人家執筆，經多次再版後也依舊保留。阿爾欽解釋的不僅是私有產權，而是多種產權。最精彩的，是他以一條曲線將人類各種典型所有制串起來的解說。聽過或讀過的人沒有不拍案叫絕的。由此生髮，阿爾欽關於「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可以侵犯產權」的觀點，至今仍然是美國大多數位高權重的法官的知識盲點。
阿爾欽對企業的解釋遠勝科斯。阿爾欽和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在1972年對企業性質所在的解釋（《生產、資訊成本和經濟組織》（production,informationcostsandeconomicorganiza-tion）），是對科斯1934年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thenatureofthefirm）的正面否定。科斯說，企業之所以形成，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而阿爾欽和德姆塞茨卻說，經濟組織的美妙之處，正如男女結合可以產子，並非簡單的節省交易費用，而是可以無中生有。阿爾欽曾經對我說過，因為科斯是他的朋友，他不替這個觀點做廣告，但孰優孰次，細心的讀者一望而知。
阿爾欽闡發了「人際依賴」的深義，勾勒了企業治理和財務安排的規律。例如，既然專業分工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那為什麼報社需要擁有自己的印刷廠、石油公司要有自己的運輸船隊？阿爾欽與克萊恩（benjaminklein）和克洛佛（robertcrawford）的論文《垂直整合、可劃撥租和競爭性的締約過程》（verticalinte-gration,appropriablerents,andthecompetitivecontractingprocess）一文作了解釋，並回答了企業內部「什麼人來當老闆」的一般性問題。又例如，煉鋼廠可以大規模舉債，並聘用專業人士來經營，而製藥廠卻往往只靠自有資金，並由所有者親自經營。這是為什麼？他與伍德華德（susanwoodward）在1988年合寫的論文《企業已死：企業萬歲》（thefirmisdead：longlivethefirm）解釋了這個現象。
重要的是，由此看去，人世間的諸多合約安排和社會建制，便不再是隨機選擇或歷史偶然，而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競爭結果。阿爾欽和其他學者，共同催生了「產業組織」這門經濟學分支，它剖析了企業的內部結構，為反壟斷法的實施開啟了一扇窗戶。正因如此，阿爾欽也被公認為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法律經濟學運動的重要貢獻者之一。
阿爾欽改寫了「失業」的概念。他不認同貨幣大師弗裡德曼（miltonfriedman）對「失業」的解釋，並得到弗裡德曼夫人（rosefriedman）的支援。他在1969年發表《資訊成本，定價與資源閒置》（informationcosts,pricingandresourceunemployment）一文，確立了「失業都是在適度控制資訊成本條件下的自願的選擇」的思想，令汗牛充棟的以「非自願失業」為出發點的宏觀經濟研究，頃刻間變成了沙堆上的城堡。
阿爾欽非常重視教學，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他女兒艾琳清楚記得，阿爾欽曾經利用當時剛剛面世的錄音機，揣摩自己上課的語速和效果。我的老師威廉斯和她是讀博士時的同班同學，一起上阿爾欽的課，一起組織學習小組。當年，威廉斯是個不懂經濟學、要用最低工資法來幫窮人的青年。阿爾欽回到家裡說：「我要是改變了他，我就能贏得全世界。」今天，威廉斯教授是美國著名的辛迪加專欄作家，一篇篇文章改變了無數讀者看世界的角度。
不得不提的是，阿爾欽和艾倫（williamallen）寫的《大學經濟學》（universityeconomics）（多年來，其中有些版本改名為《普適經濟學》（universaleconomics）或《交易與生產》（ex-change&production）。我另一位老師裡維（davidlevy）回憶：芝加哥大學博士考試，是在一堆公開的題庫裡挑選出來的，老師並不介意學生事前已經知道題目，因為那些是連老師自己都沒有標準答案的題目；至於參考書，就包括了《大學經濟學》的習題集，它能訓練學生「像經濟學家」那樣思考。到晚年，阿爾欽除了打高爾夫，就以修訂這部著作為業，留精華，去糟粕，加了減，減了加，草稿在四十多章到六十多章之間波動。
上週日（24日）《洛杉磯時報》刊登長篇訃文，對阿爾欽的生平和貢獻做了恰如其分的述評。事實上，他的學術貢獻涉及進化、產權、成本、依賴關係、產業組織、乃至失業和通貨膨脹，遍佈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乃至行為經濟學，文集達厚厚兩大卷。哈耶克說他工作量不足，顯然不實。特別地，該文用了長達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紹了阿爾欽的《大學經濟學》課本本身，和他長期親身給法學教授和聯邦法官授課，對法律經濟學運動，對美國的判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話說1997年，網際網路剛剛興起，我學著製作個人網站，想把心目中的學術英雄擺到網上。尋遍網路，找不到阿爾欽的照片，而只有他的電郵地址。我去信索取，他很快就把照片寄來。我回信致謝：「我一收到你的信，就給女朋友打電話分享驚喜了；禮尚往來，附上我的照片。」阿爾欽回覆：「謝謝！寄你女朋友的照片來更好。」
在他的鼓勵下，我逐章譯完了他尚在改寫的《大學經濟學》的文稿。有幾年，我常常在晚上睡覺前給他去信，求教一些文稿細節的問題，而次日醒來，就已經收到地球另一端的回答或新稿。以這種方式求學，真是奇妙而珍貴。遺憾的是，此書因各種細節一拖再拖，至今未能付梓，而中譯出版也只得順延。儘管如是，凡修過我的「經濟學原理」或「法律經濟學」的同學都知道，阿爾欽的思想貫穿課程的始末。
與阿爾欽見的最後一面，是在2007年8月末，我到他家拜訪。告辭時，93歲高齡的老人家顯然已經累了。我勸他留步，他堅持要送：「我得確認你走了。」幽默不改，眾人大笑。汽車緩緩加速，我回頭望去，加州的落日餘暉灑在他臉上，他依然站在那裡，徐徐揮舞著雙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