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9日
羅納德·科斯（ronaldharrycoase）教授於1910年12月29日出生，於2013年9月2日逝世，享年102歲。科斯教授以其既紮根於真實世界，又深不可測的獨特視角，通過屈指可數的幾篇沒有數學公式的文章，激起了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超過半個世紀的爭論，並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科斯被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並於1991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中國，科斯的影響超過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他的思想不僅被經濟學家，而且被法學家、改革家乃至媒體持久關注，他在兩年前還接受了《財經》雜誌的採訪，在今年初還與王寧教授合著出版了《變革中國》一書。科斯教授去世，是令人傷感的訊息。
科斯出生在倫敦近郊，那裡既沒有電，也沒有電話，既沒有小汽車，也沒有公共汽車。他的膝蓋無力，要藉助鐵架支撐。他在倫敦經濟學院（lse）取得商科學位，學的是統計、會計、經濟和法律。在那裡，他聆聽過著名經濟學家羅賓斯（lionelrob-bins）、希克斯（johnhicks）和哈耶克（hayek）的講課，也結識了後來成為法律經濟學奠基人的戴瑞德（aarondirector），正是後者的大力推薦，科斯終於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找到了學術歸宿。
讀本科時，科斯獲得了一份到美國遊學一年的獎學金。他當時要到美國探究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要建立企業，而不是在市場進行交易」。年輕的科斯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工會朋友的協調下，他在美國走訪了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等大企業，在與大企業的經理的訪談中，他獲取了求解問題的第一手資料。本科畢業後，科斯就在大學裡教一些他說自己一竅不通的學科，如「銀行與金融」和「公共事業經濟學」等。其間，他根據在美國遊學的心得，寫成並發表了著名的《企業的性質》（1937）一文。
一晃19年，出於對社會主義式的英國的悲觀和對美國的喜愛，科斯搬到了美國，先後在水牛城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任教，其間發表了轟動學術界的論文《聯邦通訊委員會》（1959）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科斯在1964年落戶芝大法學院和商學院，時年54歲。在芝大，他的主要工作是擔任《法律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他經常採用主動約稿的方式，促成了大量精彩論文的發表，有力地推動了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科斯在1981年退休，並在1991年獲得諾獎。當時的法學院院長自豪地說，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他這個法學院能出諾獎得主了。
我見過科斯兩次，握過手，但沒有私交。第一次是2009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舉辦的「科斯研討會」上。科斯坐在停在禮堂中間的輪椅上，另外三位諾獎得主——貝克爾（garybecker）、諾斯（douglassnorth）和斯密斯（vernonsmith）——連同其他多位學者輪番上臺致賀，最後眾人排著長隊等候與科斯合影留念，場面感人。
第二次是2010年7月的「科斯研討會」，數十位來自中國的學者，應科斯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訪問一週，科斯到場發言。他攤開黃色的稿紙，把第一句話重複了五次：「這個會議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我的發言，而是因為大家的發言。」他接著解釋：「中國學者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學者的影響範圍大；二是中國的經濟學尚未完全定型，有更大的靈活性，更可能走上更可取的道路。」我明白，科斯對經濟學在美國的發展現狀非常不滿，認為那是「黑板經濟學」，而他一直把推廣「真實世界經濟學」的希望寄託在中國。
今年7月，我在芝加哥大學遇到王寧，得知科斯計劃在今年10月訪問中國五個禮拜。記得科斯曾經說過，諾貝爾獎來得有點遲，他得獎時已經81歲，不是到處旅遊的年紀，所以只能婉拒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恐怕是由於科斯太太去年逝世，讓百歲高齡的科斯覺得再無牽掛，可以遠渡重洋到中國好好看看了。大師未能成行，令人十分惋惜；但不管怎樣，今天值得討論的，是我們應該怎樣紀念科斯。
要紀念科斯，第一就是要建立寬容的學術環境。科斯醞釀和起草「企業的性質」一文時，僅僅是個20歲出頭的本科生，而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問題，是「如何規劃投入產出」和「如何達到充分就業」等，科斯關心的問題顯得很生僻。另外，科斯沒有拿過經濟學博士學位，甚至不算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但他坦言這恰恰是其優勢——他可以不受成見的約束，按照自以為然的方式去鎖定問題、思考問題和回答問題。真正的學者，從來不會為了成功而工作，而只會任憑直覺和興趣的牽引而工作，但沒有寬容的學術環境，他們就會失去許多機會。
要紀念科斯，第二就是要對真實世界保有持久的興趣。科斯在教「公共事業經濟學」時發現，經濟學家對這個課題一無所知。於是，他便開始關注水電、煤氣、郵政、電報以及廣播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深入瞭解其運營和定價機制。沒有這些積累，恐怕他不會提出要以拍賣的方式來分配無線電頻譜的方案。在科斯看來，這個方案天經地義，但在芝大一眾經濟學家看來，卻是大錯特錯。傳為美談的是，經過在戴瑞德家一個晚上的辯論，所有人都被科斯說服了。
又例如，諾獎得主薩繆爾森（paulsamuelsson）認為，公共設施應該由政府來提供。他以航海用的燈塔為例，指出多一艘船利用燈塔，並不增加燈塔的建造和維護成本；但若對過往的船隻徵收燈塔使用費，那就會令部分船隻繞開燈塔，結果可能使船隻觸礁。因此，由政府來免費提供燈塔才是明智之舉。然而，科斯卻查證，英國在過去幾百年裡，燈塔都是在政府發放許可證的前提下，由私人建造、擁有、並通過附近港口來收費維護的。科斯是說，公共設施的建立和維護的工作不僅有成本，而且也可以由私人有效地承擔。
再例如，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壟斷者必然通過限制產量來謀求壟斷售價，但科斯卻在《耐用性與壟斷》（1972）一文中反問：假如全世界的土地都掌握在一個壟斷者手裡，那麼他會如何出售土地？假設他只出售其中一半的土地，並收取了高額的壟斷價格，那麼他是否又想把剩下的土地再賣掉一部分，以獲取更多的收入？科斯邏輯井然地論證：如此遞進，那麼哪怕所有土地歸一人所有，他最終也會把土地全部賣掉，而土地的價格照樣會趨近於完全競爭下的價格水平。科斯的解釋澄清了人們對壟斷者定價能力的誤會。
基於對商業世界的深入理解，科斯對反壟斷法的態度是非常負面的。他說過：「我被反壟斷法煩透了。假如價格漲了，法官就說是‘壟斷定價’；價格跌了，就說是‘掠奪定價’；價格不變，就說是‘勾結定價’。」他還說道：「每當經濟學家看到他無法解釋的現象——這樣或那樣的商業行為——他就在壟斷上找理由。而由於我們在這個領域是非常無知的，所以也就有著大量無法解釋的現象，於是在壟斷上找理由也就成了家常便飯。」這些告誡都是我們將來在審視反壟斷案件時需要時刻謹記的。
要紀念科斯，第三是要堅持以「雙向」的角度來看待汙染和侵權行為。牛吃了小麥，牛的主人就應該對小麥的主人作賠償；糖果作坊發出了噪音，糖果商就應該對隔壁的牙醫作賠償；同理，吸菸者汙染了空氣，所以也應該向其他人作出賠償。這幾乎就是生活常識。但科斯不以為然。他力排眾議，指出如果不讓牛吃小麥，那麼牛就受到了損害；如果勒令糖果作坊停產，那麼生產商就受到了損害；同樣地，如果禁止吸菸，那麼吸菸者就受到損害。科斯的洞見是：任何傷害都是雙向的，禁止了甲對乙作出傷害，那麼乙對甲就形成了傷害。
真理總是在被闡明後才變得昭然若揭的。根據科斯本人的觀察，學術界——尤其是法學界——已經逐漸認清了「傷害行為的雙向性」，不再把汙染、侵權和內幕交易等現象，簡單地視作必定應該受到遏制的行為，而是把它們理解為人們對自然資源、注意力和有價資訊展開爭用的結果。觀念的轉變，導致了環境保護、責任界定和公司治理等領域的深刻的政策變化，從而減少了不容易為人所察覺的浪費，促進了資源的有效利用。
要紀念科斯，第四是要重視交易費用的強大作用。在科斯以前，經濟學家往往把機構、組織和體制，都看作是經濟分析的最小單位，或只要有投入就能自動產出的黑盒，而沒有深入到組織和結構層面去考察。換句話說，他們只看到了產量、需求和價格。但在科斯以後，人們看到了機構內部安排的重要性。大到國家的制度，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或者私有制，小到家庭、企業和俱樂部，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權利界定，極大地影響著機構和體制的執行效率。
社會上對科斯定律的常見理解是：只要交易費用為零或足夠低，那麼不管一份資源的所有權歸誰所有，這份資源都會被推向使用價值最高的用途上。這個觀點，對剛剛從計劃經濟的泥潭中抽身出來的中國，尤其具有啟迪意義。它讓中國人認識到產權對致富的重要性。我們以前只想著「多快好省」，卻不知道生產什麼，不知道資源怎麼分配，不知道市場需求什麼，不知道人的積極性怎麼去調動。而科斯告訴我們，產權界定得越清楚，上述問題就越容易水到渠成地解決。合理的產權設計，對國富民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科斯定律的更深一層涵義是，在真實世界裡交易費用並不為零。若交易費用真的為零，那麼交通規則就是多餘的：路權可以即時在車輛之間通過拍賣來分配，醉酒的司機也可以隨時向行人購買橫衝直闖的權利。然而，正因為交易費用不僅不為零，而且常常高得令人卻步，世界才會衍生出那麼多法律、規則、傳統和習慣。它們都是為了避免重複界定產權和協商價格而形成並留存下來的。
要紀念科斯，第五就是要強調「就事論事」的治學作風。科斯儘管隨著閱歷的增加，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了，但他也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自由放任主義者。他清楚地指出：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是不可缺的，只不過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實在太大，才導致他主編的《法律經濟學期刊》所發表的研究，幾乎清一色地表明政府的干預弊大於利。同樣，科斯在1974年發表過題為「商品的市場與思想的市場」的文章，客觀地比較了政府對這兩個市場進行管制的雙重標準。在那篇文章裡，他並沒有斷定政府絕對不應該管制思想的市場，但基於中國目前的現實，他近年則不斷呼籲中國應該建立思想的市場，指出「缺乏思想市場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當被問及他與主流經濟學者之間的區別時，科斯說他總是先看到真實的問題，才去解釋或解決這些問題；而許多經濟學家，則沉湎於玩弄手頭的學術工具，熱衷於解決他們自己發明的問題。這就是「黑板經濟學」與「真實世界經濟學」根本分歧：前者追求數學的優美和概念的純淨而極大地忽略了現實中的重要細節，而後者由於追求個案的具體而失去了規律化的吸引力。在前者日益變成皇帝的新裝的同時，後者卻促進了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和解決。我深深希望，科斯所倡導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在轉型期間的中國，能夠朝氣蓬勃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