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3日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0年12月29日，科斯（ronaldharrycoase）在英國倫敦出生；今天，上百位國內外經濟學家在北京聚首，通過影片向居住在美國芝加哥的科斯致賀，並用一整天的學術會議，討論科斯對剖析經濟執行機制所作的貢獻。
一開始科斯並沒有給我造成什麼思想震盪。我當時並不理解科斯為何偉大。我是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觸類旁通，才越發體會到他簡樸的想法所蘊含的威力的，而這個過程延續至今。事後看來，他給我最大的影響，恰恰就在這一點。
我最早知道科斯，是在我念大學本科二年級，開始讀張五常的書的時候。在那些港版圖書裡，張五常把科斯翻譯成「高斯」，讓我以為他在談論的是大名鼎鼎的數學家高斯（gauss）。我於是跳過了那些章節。耽擱了一段時間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科斯這麼一個人。
但這還是無濟於事。我仍然無法理解科斯為什麼偉大。從張五常的介紹看來，科斯的貢獻只是在於解決「牛吃麥」的問題。哪怕這是個多麼妙趣橫生的問題，我當時關心的可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經濟的興旺，社會的富強，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代表了少部分人，誰代表了大多數人。這些怎麼能跟「牛吃麥」的問題相提並論呢？這個疑團是逐漸解開的。
科斯思想有兩個重要的淵源。其一，是來自英國經濟學家philipsteed在1910年出版的兩卷本《政治經濟學常識》（thecommonsenseofpoliticaleconomy）中闡明的「邊際均等」（marginalequalization）的觀念。其二，是美國經濟學家frankknight在1924年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關於社會成本的含義的若干謬誤》（somefallaciesintheinterpretationofsocialcost）中闡明的觀點，即只要存在私有產權（privatepropertyrights），那麼該產權所有者就可藉助市場的功能，解決社會成本問題，而無需由政府來解決。
所謂「邊際均等」，說來簡單。一片土地，究竟多大用來養牛，多大種莊稼？答案是：把土地細分到最小單位，如果第一個單位的土地，用來養牛能帶來比種莊稼更大的收入，那麼這個單位的土地就用於養牛；反之則用於種莊稼。依次類推，直到最後一個單位的土地，都用到了能夠帶來最大收益的用途（種麥或養牛）上，那麼這塊土地在這兩種用途上的分配，就能帶來最大的總收益。
所謂「私有化」能解決社會成本問題，就是說如果牛和麥都是有主的，而最理想的情況是當這兩者的主人都是同一個人的時候，那麼這個主人就會通過上述「邊際均等」的辦法，確保土地的使用分配能夠取得最大的收益，而牛和麥之間的衝突，就不需要政府介入，也能得到最合理的解決。
科斯理論的這兩個思想淵源，有三個重要的含義：一，在解決生產資源分配時，要緊的永遠是邊際的數值，而不是平均或總計的數值；二，在協調資源的爭用時，要緊的是要存在私有產權；三，只要存在私有產權，產權所有者的個數就並不重要，也就是說，不管生產要素由多少人擁有，只要他們能保持充分的理智，他們就會達致相同的生產資源分配方案。
我花了長時間的學習和體會，才逐步理解上述三點含義。事實上，我是讀了阿爾欽關於進化的文章，才瞭解到邊際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讀了張五常、阿爾欽、費雪等人的作品，才逐漸意識到私有產權的重要；讀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的作品，才重新理解「大多數人的意見」這個概念的虛無。再到後來，在我開始給學生講授「法律經濟學」這門課程的時候，才比較充分地體會到科斯所提出的視角，是如何長驅直入，看穿了財產權法、滋擾法、侵權法、合同法、公司法乃至憲法的脈絡的。要知道，這些部門法，在科斯思想出現前，是貌似各自獨立，互不相關的。
我常自問：假如自己是當年《法律經濟學雜誌》（journaloflawandeconomics）的編輯，面前擺著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那麼我有足夠的鑑賞力，認為這是驚世之作嗎？不經過長期學習和思考，肯定沒有。這正是科斯給我最大的影響：他讓我體會到在觀察世界時「掂量觀點」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