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2日
剝削的意圖人皆有之，但要讓意圖得逞，談何容易！三十年前，某西方記者到蘇聯考察。問到工人的月薪，竟然只是幾個美元，他大呼「剝削！」再到車間參觀，看見工人沒有一個不是吊兒郎當在磨洋工的，他才曉得大呼「不知道是工廠剝削工人、還是工人在剝削工廠！」
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看人際關係，或具體地看勞資關係，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個規律：每個人都是會形成對策的！勞動經濟學，是一門根據經濟規律考察勞資關係的經濟學分支。其最核心的發現之一，是大規模地靠剝削來牟利並不可能。
首先，我們找不到「剝削的證據」。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卡普蘭（bryancaplan）在上本科生的「勞動經濟學」課程時，經常佈置的一道作業，就是讓學生解釋收入差異。無疑，各行各業都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但這差異本身並不能說明存在剝削。隨便擷取一段時期跨行業和跨地的收入資料，只要把教育、資歷、生育、體能、行業風險等因素考慮進去，我們就能把收入差異解釋清楚，而看不到哪些人是特別容易受剝削的。
其次，要「試行剝削」更困難。大約十年前，香港遭遇通貨緊縮，市道不景，裁員減薪的風潮席捲餐飲業。一個工會領袖，在電視節目裡大罵餐廳老闆，說他們如何沒有良心，說他們的利潤如何豐厚。一個餐飲業僱主的代表，起而反擊，對那工會領袖說：「我給你本錢，你來經營，你來賺10%的利潤看看？」
卡普蘭教授指出，我們當中許多人至今仍相信一個古老的神話，即婦女、兒童、黑人、民工等「弱勢群體」是最容易受剝削的。可是，假如確實如此，那麼在世界上利潤率最高的企業中，我們就至少應該找到一些是由清一色婦女、兒童、黑人和民工組成的。事實上找不到這樣的企業。到處都有抓破頭想爭創利潤的經理，可有誰會說「讓我們改僱婦女、兒童、黑人和民工吧」？為什麼？歸根結底，「支付低薪」與「進行剝削」是兩回事。
再有，「策略性剝削」是可能存在的。問題是，它們早就被各式各樣的勞動合同有效地限制了。隨著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許多一度是撲朔迷離的勞動合同，都得到了合理的經濟解釋。
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就是一種可能的策略性剝削。那麼，市場是如何抑制這種「徒弟對師傅的剝削」呢？辦法是讓師傅先取得補償。做徒弟，其工資收入往往是負的——付出的比收入的多得多。當師傅取得足夠的補償後，徒弟才能滿師從業，並從下一代徒弟那裡收取未來被排擠的補償。當年看《霸王別姬》，就想對那些紅衛兵解釋，師傅對徒弟苛刻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學教授終身制，則是防止大學對教授進行策略性剝削的制度安排。學術研究的黃金階段往往是在學者的壯年，但其學術貢獻要被充分消化和合理評估，卻需要滯後十多年甚至幾十年。這樣，教授就既會因為早年「雖能幹但名聲不大」而收取過低薪金，又因為晚年「雖名聲較大但不太能幹」而繼續收取過低薪金。解決的辦法是「批發」。大學通常必須在七年內完成對一個教授的考察，從而決定是否永遠僱用這個教授。類似地，女性為了防止男性的剝削，也會選擇結婚來保護自己。
然而，對於「工作」和「績效」之間不存在長時間滯後的職業，終身制就不是上選。兩個禮拜前，美國好萊塢編劇集體罷工，要求增加收入。外人恐怕不知道，這些編劇的人均年收入已經是20萬美元，而洛杉磯的人均年收入只是2.5萬美元。編劇的工資水平高，是因為他們寫的劇本是否受歡迎，很快就有答案，幾乎不需要等待；而他們的筆頭一旦過時，也很快被炒。
深圳華為最近聰明地繞過了新頒《勞動法》對其用工安排造成的干擾。我完全理解立法者試圖防止「策略性剝削」的好意，可他們似乎沒有看到，市場其實早就形成了各種有效的預防機制，而一刀切的強制政策並不適用於各具特色的行業。it從業人員，可能僅次於運動員和演員，是追逐短暫光芒的人群。對他們而言，迅速而充分的報酬模式，恐怕比緩慢而熨平的報酬模式更合理，而這種選擇與剝削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