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4日
近年備受矚目的「全球變暖」爭議，可不僅限於氣象領域。事實上，除了對統計和因果邏輯作評論外，經濟學者還可以從產權和外部性、市場與政府、徵稅與配額、利息率選取以及造勢者行為分析等角度，為爭議作出貢獻。讓我挑選幾項作解釋。
有位私人老闆，買了大片荒地，當中還有魚塘。可他既不開發，也不養殖，只是閒置。那是為什麼？答案有趣：他經營的採石場就在那片荒地旁邊。他把荒地買下來，是為了防止別人建造住宅後誘發「噪音」的糾紛。當然，他購買荒地的費用，實際上是由購買石材的最終消費者支付的。
這是說，汙染問題本身並非大不了。一方面，人類的生產活動肯定會對環境造成汙染，而這種汙染可能是無法逆轉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停止生產活動，那麼人們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而人的生命的流逝，本身也是不可逆轉的。因此，恰當的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停止汙染」，而是「如何在保護環境和改善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在這個採石場的例子中，只要周邊資源的產權有清晰的界定，即法律規定了汙染者要負上侵權責任，那麼汙染者就可以作選擇：要麼停止業務，要麼改造裝置以減少汙染，要麼對受損害者提供補償，要麼把周邊的產權都買下來，從而「內化」生產過程產生的「外部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在這個決策過程中，實際上是石材的消費者與潛在的住宅居民在通過競價來定奪這塊荒地的用途。換言之，如果當地房地產的價格足夠高，那採石場就不得不減產甚至停工，而那塊荒地就會用來蓋房。
這種「產權界定兼內化外部作用」的對策非常漂亮，能解決諸如噪音汙染、森林消失和物種滅絕等範圍可控的環境和生態問題。問題是，隨著汙染的範圍擴大，如受汙染的河流從一個省流到另一個省，受汙染的大氣從一個國家飄到另一個國家，「產權加市場」的對策就會逐漸失效，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再也無法清晰地界定產權，而且是由於省際、國際、甚至洲際的糾紛也難以用一個價格來擺平的緣故。
「低碳減排」爭議，恰恰就處於這樣的情景。假如人類因生產和生活製造的二氧化碳排放，確實是全球變暖趨勢的直接原因，那麼某些法律經濟學者提出的純市場化的解決方案，就不可能解決這種涉及全球的汙染問題。根本原因有二。其一，因為只有一個地球，不可能像「內化」噪音那樣「內化」全球的汙染，不可能讓生產者把地球買下來，讓人類搬到另外一個星球去居住。其二，我們的子孫後代還未出生，所以無法與我們進行談判和競價，我們也就無從知道適當的汙染程度應該在哪裡。
要馬上補充，市場不能解決「低碳」問題，並不意味著政府管制就必定可以解決，因為管制者同樣無法確定適當的「度」應該在哪裡。所以，最終可能需要市場與政府聯手對付。問題是，不論「低碳減排」和「保護環境」等遠大的人類目標是否合理和能否實現，「低碳」已經變成個人和團體牟利的工具，變成競爭的企業之間提高對方生產成本的理由，變成國家與國家之間政治較量的籌碼，這時連學術都容易淪為政治的工具。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氣候論者們由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通（nicholasstern）所撰寫的報告（常稱「斯通報告」）。該報告故意採用了一個完全不切實際的貼現率（遠遠低於市場貼現率水平）來論證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這種「造數」行為，遭到了經濟學界的嚴厲批評，其中包括諾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和墨非（kevinmurphy）等經濟學家。
懂得利息理論的朋友知道，在權衡今天的投資與未來的收益是否相稱的過程中，利率的選取是舉足輕重的。利率稍微變一下，結論就變了。若選取的利率過高，那就表示人們完全不顧未來，把明天當世界末日，這樣投資就顯得一錢不值；若選取的利率過低，那就表示人們長生不老，完全沒有及時行樂的意願，那要等海枯石爛才見效的投資也顯得值得了。
這兩個極端都不符合實際。事實上，市場的貼現率，恰恰是市場上無數人把自己的「眼前的享受和付出」與「未來的享受和付出」兩者進行平衡而自發形成和彙總的結果，是最合理和準確的。在市場上，利率通常處於5%—15%的數量級，而「斯通報告」用以計算環保政策收益的利率，竟然低至0.1%，即接近為零。若改為採用市場利率，那麼整個報告的論點和建議就都站不住腳了。
更重要的是，「低碳」問題即使在科學和事實層面，也同樣不乏爭議。首先，大氣二氧化碳增加和全球變暖之間究竟有沒有因果關係，有的話其方向是怎樣的，究竟是升溫導致二氧化碳增加，還是二氧化碳導致了升溫，這些問題還缺乏共識。
其次，影響地球氣溫的因素成千上萬，與其他大自然的作用力相比，人類因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而新增的碳排放，對「全球變暖」的邊際推動作用，究竟絕對值有多大，它是否可以與斗轉星移的作用力處於同一個數量級？恐怕還沒有確定的答案。
再有，人類造成的汙染不限於碳一種，而其中某些汙染，如硫的排放，會造成氣候的變冷而不是變暖，從而與二氧化碳的效果相抵消。眾所周知，火山爆發也是硫排放的重要來源。兩者相抵，地球究竟是變暖還是變冷，至今也沒有取得共識。
最後，要嚴格證實「人類工業導致全球氣溫上升」這個命題，邏輯上需要一系列的論證要素的支援，包括「地球本身無冷暖週期和年間溫差」，「工業前氣溫一直較低」，「工業後氣溫一直上升並超過以往任何水平」，「工業期佔地球史顯著份額故具統計意義」，以及「停止工業氣溫就會下降」等。
然而，上述各個環節都存在重大爭議。例如，學者fredsinger和dennisavery所著的《每一千五百年不可抗拒的全球變暖》（unstoppableglobalwarming：every1500years）一書，就根據樹木年輪、珊瑚、海沉積物和人類歷史等，確定了六百個跨度約為一千五百年的變暖週期，儘管其原因未明，但顯然都與1940年後才有的工業增排無關。地球史是以「億」為單位的，而人類的工業汙染歷史則至多以「百」為單位，工業汙染造成的對全球氣溫的邊際影響的資料，並不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我的觀點是：假如碳排放導致全球變暖的威脅是真實的，那就不能僅僅依靠純私有化和市場的方案來處理；但目前的狀況是，在這一威脅尚未找到充分的科學證據支援以前，它就已經成為各派角逐一己利益的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