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6日
本節的多篇文章，很多涉及公營產品的提價問題，包括擁堵費、火車票、電價等等。網上的爭議持續不斷。其中突出的兩個焦點，一是公營機構本身是否具有漲價的合法性，二是公營機構是否具有漲價所需的市場資訊。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大家必須精準地理解公營與私營之間的異同。
如前所述，只要一種商品具有「一人消費會妨礙他人消費」的特徵，那麼不論我們把這種特徵稱為「排他性」還是「競爭性」，也不論供應商是公營的還是私營的，供應商在提供這種商品的過程中向消費者收費，就能同時起到兩個作用：一是甄別需求較高的顧客，從而把有限的商品推到使用價值更高的用途上去，以減少社會成本；二是進行逼近的盈虧核算，從而為未來的同類投資提供依據。
反對公營產品調整價格——尤其是指「提價」，第一個理由，是「公益」顧名思義應該「低價」或「免費」。然而，這是迴圈論證。我們不能先將某種服務說成是公益，然後根據公益的含義，說它恰恰應該低價或免費。無法迴避的問題是：「誰來付費？」既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那麼要麼就是「稅收支付」，要麼就是「用者自付」，當然也常見雙管齊下的。
第一種方式，即「稅收支付」，適用於難以甄別用者的場合。國防和司法等公共服務，都是典型的例子。當外敵的飛彈打過來時，政府再逐家逐戶商議國防收費，成本顯然過高。警察在街上巡邏，對整個社群的潛在犯罪起著威懾作用，也難以認定誰的受益比誰更大。在這些場合，公共開支應該由一般化的稅收來支付。
然而，一旦甄別「消費者」的成本下降，那麼「用者自付」原則就變得更加合理和可行，以致勝於一般化的稅收。沒有哪條鐵路、哪間診所、哪座體育館，是造福全體人民的。它們只能造福特定的人。在這些場合，哪怕供應者是政府或公營企業，開支也應該儘量採用「用者自付」原則來攤派。
由此可見，相對減少靠「稅收支付」來資助的公共專案，相對增加靠「用者自付」來資助的公共專案，兩者可能並不矛盾。簡單地把前者理解為加稅，是沒有意識到這兩種資助方式各自優劣的緣故。
反對公營產品調整價格，第二個理由，是公營機構不知道「市場價格」，所以它只能一成不變地保持原來的價格。這個理由不正確，但錯得深刻，需要一點篇幅來澄清。
歐美的思想史上，曾經有過兩次關於「計劃經濟計算」的大爭論，先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語世界，後是40年代的英語世界。文獻汗牛充棟。但如果必須選一篇作為總結，那麼當推哈耶克（hayek）1945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一文。該雜誌今年創刊100週年，選出20篇極品，這是其中之一。
哈耶克認為，人們對真正的經濟學核心問題存在普遍誤解。人們以為，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如何使「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效用」的問題。只要把每個人的需求，都進行量化和集中，那麼只要有足夠好的數學家和足夠快的計算機，中央計劃者就能為生產和消費的每個環節提供精準的指南，從而消滅浪費、消滅剝削、並極大地增進人類的福利。
哈耶克指出，如果世界是一成不變的，或像星際運動一樣週而復始，那經濟問題確實可以通過全盤量化和集中計算來求得最優決策。數學家拉普拉斯（laplace,pierre-simon）就曾經大膽地提出：「給我一個時間片段裡所有原子的狀態，我告訴你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每個時間片段的所有原子的狀態。」
然而，世界不是嚴格遵循因果律的。更重要的是，至少對人類有限的認知而言，世界是在變化之中的！經濟學是為了應變而存在的學科。沒有變化，就無需經濟學。正因如此，哈耶克斷言：如何協調千萬人之間的行為，如何利用分散在千萬人頭腦中的資訊，才是真正的經濟學核心問題。
哈耶克指出，要協調眾人的行為，要利用分散的知識，資訊的集中處理是不可能的，那是因為總有些資訊是不可能預知的，或不可能言明的，或不可能量化的。缺了這種資訊，大規模的計劃經濟計算就不可能成功；要解決問題，就必須通過市場，就必須由分立的個人並行處理他們獨自擁有的資訊，這樣才能協調眾人的行為和分散的資訊。
人們常常猜想：「經濟學能不能像預測地震、季節、潮汐那樣，預測未來的利率、物價、匯率的變化？」許多人一廂情願地相信「能」。他們爭辯說，經過刻苦的求索，人類終能找到價格變化的規律，從而準確地預測未來價格的走勢。
然而，哲學家波普爾（sirkarlpopper）和經濟學家費雪（irvingfisher）等人，邏輯井然地推斷，價格的變化是不可能預測的。這是因為，儘管事物的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但新資訊的內容和披露時間，顧名思義是不可預知的。如果可預知，那就不叫新的資訊。也就是說，只要有些資訊是明天才披露而今天還沒有披露，而這些資訊對價格的變化是有影響的，那麼價格的變化就是不可預測的。
近期我最喜歡用的例子，是汪丁丁老師告訴我的。蘋果公司在ipad2的釋出會前，坊間流傳其靈魂人物喬布斯（stevejobs）健康欠佳的訊息。釋出會上，喬布斯健步登場。訊息以毫秒為單位迅速向全球散播，蘋果公司的股票應聲上漲約3美元。但經過幾個小時的消化，蘋果公司股價掉頭向下，當天的收市只是淨升了0.17美元。
這是說，世界確實是有規律的，那就是「領導健康，企業增收」。誰都認識、接受和運用這個規律。問題是，「喬布斯健康情況」這一資訊的披露，是不為人所預知的。這資訊披露過程的不確定，導致了蘋果股票走勢的不確定。人們以為喬布斯健康不佳，蘋果股價低迷；人們見到喬布斯出場，蘋果股價暴漲；人們看清了喬布斯的舉手投足，蘋果股票再跌。
究竟是誰在爭分奪秒尋覓喬布斯的新聞，窮所有醫學知識來分析他的健康走勢？是那些對賭的投資者——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攫取正確知識、用投資行為來表達他們的不同觀點、並默默接受「盈利」的褒獎和「虧損」的譴責。這就是追逐私利的分立的個人，如何在市場中尋找、利用、消化知識，並形成協調的漂亮原型。
言歸正傳，公營機構能否知道價格調整的方向和幅度？能，也不能。能，因為公營和私營企業都平等地處於資訊不確定的境地，他們都一樣得通過尋找、利用和消化資訊來指導決策；不能，因為公營企業的代理人，不像私營企業的代理人那麼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資訊。如果要用極細膩的筆鋒來刻畫公營和私營的異同，那就在這裡。
當我們見到公營機構進行價格調整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無條件地反對，而應該細問那是不是由於「用者自付」原則在取代「稅收支付」原則？是不是由於公營機構在模仿私營機構的應變速度？如果答案是「是」，那麼政府的效率很可能是在提高而不是下降。這是說，儘管私營在許多場合勝於公營，但我們也不應反對公營從低效向高效作出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