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特點，溫州商人在生活方面不講究，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有很多人說，溫州的發展跟它的地域閉塞有很大的關係。溫州地處浙江東南，人口密集，資源匱乏，受到「三山、六水、一分田」的侷限。改革開放前的溫州人，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所以，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在國家剛剛開始放鬆對商業經營的管控時，靈敏的溫州人立刻聞風而動，開始了冒險經商、冒險創業。
按照當時的話說，叫作「把臉皮放在家裡，人到外面做生意」。因為那個時候，社會上很多人還看不起商人，覺得經商是投機倒把。所以，有的溫州人形容那個時候「像討飯一樣在經商」。直到1986年，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給溫州的生意人提出了一個非常肯定的說法——「以商代工」，偏見才逐漸消除。因為那時創業的溫州人日子並不算好過，所以他們特別肯吃苦耐勞。
而且，當時的大多數人既沒有創業資本，也沒有文化知識，更沒有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創業氛圍，只能靠著不服輸和敢闖敢拼的勁頭，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鑽。所以，一開始，他們都是從非常小的生意做起的。比如，當時有說法叫「五把刀子走天下」「挑著籮筐賣水果」「揹著小件去販賣」，溫州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是靠這樣經商完成原始積累的。接著，溫州商人選擇了生產與國企有較強互補性、較低競爭性、較小體制和資本制約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生活中所需的小物件，標牌、徽章、紐扣、打火機、皮帶、皮鞋、皮具等，獲得了極大成功，這種產業結構後來演化出了大家熟知的「溫州模式」。
溫州人的第二個特點，是他們喜歡往國外跑，走得很遠。有資料統計，目前有六七十萬溫州人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商、創業。要知道，截至2019年，整個溫州的人口也不到一千萬。前幾年有個新聞，非洲有一個國家叫加彭，加彭總統大選的時候，其中一個候選人是華裔。他爹是溫州人，當年闖蕩非洲，娶了個酋長的閨女，生下了他。雖然在那次大選中落敗了，但在過去幾十年裡，這個華裔候選人一直都是加彭這個非洲國家裡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從這事兒可以看出，溫州人確實是走得遠。
又比如，義大利的佛羅倫薩是全歐洲的皮包生產中心，其中，幾乎所有的中低端皮包均產自溫州人的企業。有人統計，佛羅倫薩的華人超過一萬人，大部分為溫州人。僅僅是在佛羅倫薩的奧斯曼諾羅地區，就集聚著超過一千家溫州人經營的微型皮包生產企業，而義大利人的這類企業已經寥寥無幾了。
距離佛羅倫薩不遠有一個叫普拉託的城市。這個城市差不多有20萬人，但溫州人就超過了兩萬，也就是說，總人口的10%是溫州人。普拉託的工業區裡的紡織批發企業，大部分是溫州人在經營。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溫州人便通過各種渠道移民義大利。經過幾十年的打拼，他們不僅在當地站住了腳，而且多數擁有了自己的企業，成了老闆。而幾乎所有在義大利發家的溫州商人，都是從小餐館、小店鋪做起的。他們的發家模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還清出國費用，然後依靠幾年的辛苦積蓄，加上以鄉土關係為網路的借貸支援，自主創業做老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瘋狂地工作，拼命地攢錢，極度勞累，有著超常的拼搏精神。
同時，由於溫州商人老往國外跑，他們對本地的事似乎不感興趣，因為本地的市場小，機會不多。這樣一來，他們跟權力中心距離比較遠，在政商關係上犯錯誤的情況也相對少很多，不會像廣東人那樣，老鬧出一些糾纏不清的大案。
溫州商人的第三個特點，是同鄉之間很容易達成合作，特別抱團。比如別人是個拳頭，溫州人只是個指頭，他們就合指頭為拳頭去競爭。我覺得這也許與他們的語言有關。他們的方言跟外部語言差異很大。像是甌語、金鄉語等，都特別小眾，因為小眾，反而造成了他們之間有極高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使他們外出打拼時，互幫互助，形成以鄉土關係為基礎的借貸網路。
這導致前些年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他們組團炒樓、炒股。那時媒體上經常出現一個說法，叫「溫州炒房團」。以至於讓很多人覺得，溫州全是炒房團，實際上他們都是散戶。過去在上海，只要買一個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再辦個藍印戶口，就能以三四百分的成績考進上海名牌大學。所以很多溫州人會為孩子花30萬元去上海買房子。三年以後，他們發現房子升到了90萬元，比自己辛苦一年賺的錢還多，於是乾脆借錢多買兩套。
我還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當時，我和朋友在溫州拍到一塊地，沒想到因此動了別人的乳酪。過了兩天，來了一夥人，認為我們的價格比他們有競爭性，得把錢補給他們，不然他們就去鬧事。我還是頭一回聽說這麼霸道的事。後來我發現，原來是他們自己沒錢，到處炒錢、借錢、借高利貸才拿到了專案。如果他們不賺錢，就要賠款甚至跳樓。所以說，他們的這種炒房團，只有在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才能賺到錢，但這樣其實風險極大。如果一個市場全是「炒」字當頭，不管你炒煤、炒礦、炒房、炒地，還是炒錢，甚至整個城市都瀰漫著一種短期圖利、一夜暴富的思維，那麼這個市場就難以建立好的產業基礎。
另外，由於溫州人有這種「炒」的文化，就導致他們的企業難以建立一個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溫州人都願意在外面打拼，這就導致了溫州有錢的小企業、個人特別多，分散在全國各地，但是在本地有競爭性的企業發展得很慢。這樣的空心化，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就業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這也是溫州商人們和其他商幫相比，很不一樣的一點。
不過，也有一些溫州企業在努力建立現代企業，成為典範。比如正泰集團總裁南存輝，他在公司治理和家族傳承方面都做得很好。現代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就是明確股東權利和經理人的權利，講究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的配合。正泰通過三次資本變革，已經變成了一個規範有序、責任清楚的股份制集團。而南總本身的願景和價值觀，以及他對事業的長遠追求都貫穿在了這三次變革當中。
另外一個在溫州本土發展得很好的企業就是奧康。它通過規範治理，加上集中精力做主業，在a股上了市。奧康的治理完全不同於溫州的傳統老企業，它一反溫州企業依靠經驗去冒險的炒作傳統，專注於主業，同時很好地利用了資本社會化、治理現代化的一些方法，成了行業龍頭。它們都是溫州經濟的希望。
崇拜關公的山陝商人
山陝商人是囊括山西、陝西兩省商人的大商幫。山西商人，也就是晉商，大家都很熟悉。前些年由於一些文學作品的渲染、影視劇的熱播，比如《喬家大院》《走西口》《白銀谷》，晉商的知名度很高。
相比較而言，陝西商人，或者叫秦商，大家就講得比較少。其實在過去，陝西商人也曾經輝煌過。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特別是在秦朝的時候，陝西商業就非常發達。如果按gdp來算，那時候陝西的gdp能佔到全國的一半，所以陝西的商人也是很有故事的。最近幾年，通過影視劇裡邊的一些企業家，大家也都慢慢了解了。
在歷史上，由於在地理上是挨著的，陝西和山西自古以來就關係密切。春秋戰國的時候，秦國和晉國長期聯姻，一個成語叫「秦晉之好」，就是用來形容這種關係。而且陝西人與山西人生活習俗相近，口音也相似，再加上歷史上的人口遷移，兩地人民聯絡很多，兩省的商人在去其他地方做生意的時候，也時常抱團。尤其是到了明朝初年，明朝政府設定了「九邊」。「九邊」中的大同、遼東、延綏、宣府、寧夏、固原等長城關塞，離山西、陝西兩省比較近，明朝政府為了給這些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開中制」，也就是由商人向邊鎮軍隊提供糧食、布匹、茶葉、鐵器等物資，來換取鹽引，再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食鹽。由於有地利，山西和陝西的商人大量地向邊鎮軍隊運送物資，換取鹽引，山陝商人因此興起，並且賺取了大量財富。到了明朝中期，由於明朝政府對鹽引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山陝商人手中的鹽引快速地轉移到了徽州商人手中，於是徽商崛起了。可以說在明朝的鹽業專賣制度下，山陝商人享受了第一波政策紅利，而徽商享受的是第二波政策紅利。
雖然販鹽生意變小了，但是完成了資本積累的山陝商人找到了別的做生意的方法。在明朝，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對茶葉的需求量很大，山陝商人從南方購茶，販至蒙古、新疆等地。那時候的山陝商人，一手販鹽，一手賣茶，賺得缽滿盆滿。由明入清之後，山陝商人繼續在甘肅、新疆、內蒙古、青海、西藏、四川等地從事邊茶、邊鹽、邊布生意。比如明清時期，蘭州、西寧地區的茶葉、布匹、鹽，以及藥材、皮貨生意，長期被山陝商人壟斷，而康定正是由於山陝商人的到來，才從一個小山村變成了商賈雲集之地，當時康定最繁華的街道就叫作「陝西街」。
很長的時間裡，陝西、山西的商人不僅結伴而行，抱團做生意，而且連在外地修建供行會、同鄉聯誼使用的公用場所也都建在一起，比如很多地方都有山陝會館。什麼是會館？用現在的話來說，大概可以叫作駐某地辦事處。
和其他商幫修建的會館不同，山陝會館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各地的山陝會館裡都會隆重祭祀關公，甚至往往與關帝廟合二為一。比如河南周口的山陝會館就是廟館合一，後來索性改為關帝廟。由於和關帝廟合二為一，一些山陝會館的建築物大量使用了綠色、黃色的琉璃瓦。我們知道在古代，琉璃瓦只能用於宮殿建築，其中黃色的琉璃瓦更是隻能用於皇家建築，普通的民房是禁止使用琉璃瓦的，但是由於山陝會館裡供奉的是被封為關帝的關羽，因此也就提高了等級，一些山陝會館的大殿就使用了黃色或者綠色的琉璃瓦。
山陝商人為什麼會在自己的聚會、辦公場所裡供奉關帝呢？就像閩粵一帶的商人會拜媽祖一樣，山陝商人對關羽推崇備至。這就是山陝商人相較於其他商幫而言的一個獨特的地方。
關公是山陝商人的鄉土神。首先，關羽是山西人，出生在現在的山西運城。根據一些傳說，關羽本不姓關，因為在家鄉殺死了一個欺壓鄉里的惡霸，為了不連累家人就逃了。走到陝西潼關的時候，守在城門計程車兵盤問，於是靈機一動自稱姓關，叫關羽。所以按照傳說的說法，陝西是關羽的改姓之地。從地域上講，關羽和山陝商人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絡。
此外，到了明清時代，關羽已經被民間視為武財神了。在中國傳統社會所信奉的財神有文財神、武財神之分。文財神有比干、范蠡，武財神有趙公明、關羽等。那麼山陝商人供奉關羽，也是祈求關公保佑自己發大財。
當然更重要的是，關羽身上的一些特質也是山陝商人所推崇的。我們知道，在「三國」裡有一個叫「三絕」的說法。那就是諸葛亮的「智絕」，說他特別聰明，特別智慧；曹操的「奸絕」，也就是奸詐到了極點；還有一個就是關羽的「義絕」，忠心耿耿、義薄雲天。
關公的忠義，成為明清山陝商人共同學習、遵守、推崇的商業倫理。由於推崇關公的忠義，商人之間也形成了強大的約束力，如果有誰不遵守契約，背信棄義，就會被其他商人聯合反對和抵制，在圈子裡面就混不下去。山陝商人在招收學徒時，除了技術培訓外，也特別注重職業道德的傳授。在培訓結束之後，學徒們要經過複雜的考核程式，測試合格後才能進入店鋪工作。當時的山陝商人能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壯大，除了勇於開拓進取、經營有方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普遍擁有崇高的追求，重信守義。
所以，山陝商人有很多共同點，都以販鹽起家，繼而從事邊鹽、邊茶、邊布和皮貨生意，共同建設山陝會館，有共同的信仰，信奉關羽；做生意時又都重信守義，不奸詐。
當然，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還是有點區別的。相比于山西商人對金融的敏感——比如晉商的錢莊票號使他們富可敵國——《史記》裡就講，陝西人不怎麼會算賬。相對而言，陝西商人的個性有「抱朴守拙」一說。質樸中道是陝西商人的個性，陝西的商人第一是實在，做的都是比較「重」的生意，而不是輕資產，這就叫「樸」。第二個就是「中道」。中道實際就是不得罪人，要使賺錢和做人兩件事保持平衡。中道在很多時候當然是優點，但在商幫的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導致保守思想的出現，比如說小富即安。
在明清時期的陝西商人，在完成資本積累、發家致富以後，大體分成了三撥人：第一撥也是最早的一撥人，就是通過販鹽賺錢之後，跟之後的徽商一樣，到揚州繁華之地安家，修園林、養戲班去了。還有一撥人，賺到錢之後就回到家鄉，也是買土地、修大院、賞古玩、捧名角，當上了安逸的土財主。另外還有一撥則「跑到四川去發財」。按照一些歷史資料的說法，清朝初年的百餘年間，「川省正經字號皆屬陝客」。
總的來說，明清時代的陝西商人是缺乏進取精神的。小富即安的心態導致他們在賺了足夠花的銀子之後，就過起了土財主的好日子，不願再做大了。相比較而言，山西商人在小富之後，還想要奔大富。他們在小買賣做成之後，還要做大生意。
所以在清代，陝西商人去四川這個相對成熟的市場發財的時候，山西商人則大舉開發內蒙古、東北、新疆以及俄羅斯的市場，並在晚清時隨著全國市場的形成和完善，白銀流通加快，數量激增，不失時機地發明了「匯通天下」的票號，不僅雄霸商場，而且幾度充當了清王朝的國家銀行，完全操控了整個國家的金融業。因此，清代的山西商人在經營管理、人才培養、市場佈局、前景預測等方面，比陝西商人做得更完善，更接近於現代商人。
當然，到了清代末期，山陝商人都衰敗了。相比於晉商在清王朝覆滅之後才徹底衰落，陝西商人的衰落還要早幾十年。主要原因在於，1862年，陝西爆發了一場長達十餘年的戰亂。陝西關中39個州縣均陷入戰亂的烽火之中。數十座縣城被攻破，遭到劫掠，使得陝西幾百年積累下來的財富付之東流。為鎮壓叛亂，清政府又加重了對陝西的賦稅，再加上歐洲機器化生產產品的進入，陝西商人的手工藝產品迅速地落了下風。所以19世紀中後期，陝西商幫迅速地衰落了。
當然歷史已經遠去。山陝商人當年氣壯山河的光芒雖已褪去，但也正是因為500年的沉澱和那些傳奇商人的薰陶，才醞釀了今日山陝依舊雄渾的氣勢。前些年，有一些人因為煤炭價格的漲跌與揮金如土的做派而出現在人們視野之內。也有一部分人，他們不斷進取，創業致富，靠著超人的眼光和執著的毅力，成為新陝商、新晉商，在不同的行業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