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喜歡排隊等候。有時候你可以花錢插隊。人們很早就知道，在高檔飯店裡只要給領班塞一筆可觀的小費，便可以在晚餐人多時不用排隊等候。這種小費有點兒像賄賂，因而只能悄悄地給。沒有一家飯店會在窗戶上貼出佈告說，願意給領班50美元的人可以立刻得到位子。然而，近年來，出售插隊權利的現象已漸漸公開化，並且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做法。
快速通道
等候機場安檢的長龍，使乘機旅行成了一件苦差事。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必須在蛇形長隊後等候。購買了頭等艙或者商務艙機票的人可以走優先通道，先行通過安檢。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airways）把這稱為「快速通道」（fasttrack），而且這項服務還可以使多花錢的乘客在護照和移民檢查點插隊。sup/sup
但是大多數人買不起頭等艙的機票。因此，一些航空公司開始為經濟艙旅客提供購買插隊特權的機會。如果你多掏39美元，美國聯合航空公司（unitedairlines）就會為你提供從丹佛到波士頓的優先登機權，此外還可以享受在安檢點插隊的特權。在英國倫敦，盧頓機場為乘客提供了一種更加實惠的快速通道選擇方案：要麼在長長的安檢佇列後面排隊等候，要麼掏3英鎊（約合5美元）排到隊伍的前面去。sup/sup
評論家抱怨說，機場安檢的快速通道不應當拿來出售。他們辯稱道，安檢是一項國防舉措，而不是像飛機上的緊急門座位或者優先登機權那樣的便利措施；所有乘客都應當平等承擔讓恐怖分子遠離飛機的責任。航空公司則回應道，所有乘客都將接受同樣嚴格的安檢，只是等待的時間因乘客支付的費用不同而有所差異。它們主張，只要所有的人都接受同樣的安檢，那麼在安檢佇列中插隊便是它們應當可以自由出售的一項便利措施。sup/sup
遊樂場也開始著手出售插隊的權利。一直以來，為了享受最受歡迎的遊樂專案和景點，遊客總得花好幾個小時排隊等候。現在，好萊塢環球影視城（universalstudioshollywood）和其他遊樂場為遊客提供了一種不用等候的做法：如果你願意支付大約兩倍於一般票價的價錢，你就可以購得一張排到隊伍最前面去的通行證。與在機場安檢點享有插隊特權相比，優先享受「木乃伊的復仇」（therevengeofthemummy）這一遊戲有可能在道德上更令人可以接受。但是，一些觀察家仍對這種做法表示了不滿，認為它腐蝕了健全的公民習慣。一位評論家寫道：「過去，所有去主題公園度假的家庭都會按照公平的方式排隊等候，而現在，對大家一視同仁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sup/sup
有趣的是，遊樂場常常會掩飾它們所出售的特權。為了避免激怒普通遊客，一些遊樂場會領著他們的貴賓級客戶從後門或者邊門進去；另一些遊樂場則會派專人護送他們去插隊。這種做法之所以小心翼翼地進行，表明了即使在遊樂場裡，花錢插隊也是有悖於這樣一種理念的，即公平意味著排隊等候。但是好萊塢環球影視城的售票網站卻沒有這麼躲躲閃閃，它公開兜售價值149美元的隊伍前面通行證：「憑此證可以排到隊伍的前面去，優先享受或觀賞所有的遊樂專案、表演和景點。」sup/sup
如果你討厭遊樂場的插隊現象，那麼你可以選擇像帝國大廈（theempirestatebuilding）這樣的傳統景點。你只要掏22美元（兒童票16美元），就可以乘坐電梯到達86層的觀景臺，盡覽紐約市的壯麗景觀。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景點每年都會吸引好幾百萬名遊客，而且有時候等候電梯也要花上幾個小時。於是，帝國大廈現在也推出了自己的快速通道服務專案。每個人只要掏45美元，就可以買到一張快速通行證，可以在安檢處和乘電梯時插隊。掏180美元為一個四口之家購買快速登上觀景臺的特權似乎價格不菲，但是正如該售票網站所指出的：「快速通行證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你可以不用排隊便直達最美的景點，並且可以使你充分地利用你在紐約和帝國大廈的時間。」sup/sup
雷克薩斯專用道
在美國各地的免費公路上，也可以看到快速通道不斷增多的趨勢。越來越多的自駕出行者可以通過付費來躲開汽車長龍，從而使用高速執行的快速通道。此舉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多人共用車專用道」。在美國，很多州都希望減少交通堵塞和空氣汙染的現象，於是它們為願意合夥用車的人開設了快速通道。如果獨自駕車者被發現使用了「多人共用車專用道」，就會遭到鉅額罰款。於是，一些司機在乘客座上放上充氣娃娃，希望用此舉騙過高速公路上的巡警。在電視喜劇片《抑制熱情》（curbyourenthusiasm）的一集中，拉里·戴維（larrydavid）用一種巧妙的方式最終買到了在「多人共用車專用道」上行駛的權利。有一天，他在去看洛杉磯道奇隊的棒球比賽時遇到了交通堵塞。於是他僱用了一個妓女，不是為了做愛，而是為了僱她拼車去體育場。果不其然，經過在「多人共用車專用道」上的疾駛，他順利地在比賽開始前趕到了體育場。sup/sup
現在，很多駕車族不需要僱人拼車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了。在交通高峰時段，獨自駕車者只要支付最多10美元就可以買到使用「多人共用車專用道」的權利。聖迭戈、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丹佛、邁阿密、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城市現在都在出售快速通行的權利。此項費用一般因交通狀況而異：交通狀況越擁堵，費用就越高。（在大多數地方，載有兩名以上乘客的車輛仍然可以免費使用快速通道。）在洛杉磯東部的河畔高速公路的高峰時段，車輛在免費公路上只能以每小時15~20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付費客戶在快速通道上則可以以每小時60~65英里的速度疾駛。sup/sup
一些人反對出售插隊權利的主意。他們認為，快速通道專案的激增強化了富人的優勢，而使窮人處於更為不利的境地。反對者把這種付費快速通道稱作「雷克薩斯專用道」，並認為此舉對於一般收入的駕車族來說是不公平的。另一些人則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為快捷服務收取較高的費用沒什麼錯。聯邦快遞公司（federalexpress）為次日送達服務收取額外費用。各地的乾洗店也為當日可取的服務收取額外費用。但是沒有人抱怨，聯邦快遞加急投遞你的包裹或者乾洗店加急洗熨你的襯衣是不公平的。
對經濟學家而言，排隊購買商品和獲得服務不僅是一種浪費，而且還是低效的；這表明價格體系沒有匹配好供需關係。讓人們在機場、遊樂場和高速公路上通過付費來獲得快捷服務，就是通過讓人們為自己的時間定價的方式來提高經濟效率。
替人排隊的生意
即使在不允許購買插隊權利的地方，有時候你也可以僱人替你排隊。每年夏天，紐約市公共劇院（newyorkcity’spublictheater）都會在中央公園免費上演莎士比亞的戲劇。晚場演出的戲票在下午1點鐘開始派發，但是人們卻會在好幾個小時之前就開始排隊。2010年，當著名演員阿爾·帕西諾（alpacino）出演《威尼斯商人》（themerchantofvenice）中的夏洛克時，門票尤其緊俏。
很多紐約人都很想看這場演出，但卻沒有時間排隊。誠如《紐約每日新聞》（newyorkdailynews）所報道的，這種困境催生了一個小型產業——有人為那些願意花錢買方便的人提供代為排隊取票的服務。這些人在克雷格列表網站（craiglist）和其他網站上宣傳他們的這種服務。作為排隊和漫長等候的酬勞，他們可以向無暇排隊的客戶索要（每張免費戲票）高達125美元的報酬。sup/sup
紐約市公共劇院曾嘗試阻止收費排隊者的生意，聲稱「這種生意有悖於本院免費在中央公園上演莎翁戲劇的精神」。該公共劇院是一家公共資助的非營利機構，其宗旨是讓社會各界人士都能欣賞到偉大的劇目。時任紐約總檢察長的安德魯·科莫（andrewcuomo）向克雷格列表網站施加壓力，要求它停止刊登代人領票和替人排隊的服務廣告。他指出，「兜售本應免費的戲票，剝奪了紐約人享受納稅人供養的機構所提供的福利」。sup/sup
中央公園並不是唯一替人排隊等候就可以掙到錢的地方。在華盛頓特區，替人排隊的生意也迅速成為政府機構門前的一道風景。當國會的各個委員會召開立法預案聽證會時，他們會給媒體預留一些席位，餘下的席位則按照「先到先得」（first-come，first-served）的原則向普通公眾開放。人們為了旁聽這樣的聽證會可能需要提前一天或幾天就開始排隊，有時候還要在雨中或者嚴寒的冬季排隊，當然這取決於聽證會的議題和會場席位的數量。企業遊說者們非常熱衷於參加這些聽證會，其目的是為了在聽證會茶歇的時候與立法者攀談，並瞭解對其行業具有影響的立法的情況。但是遊說者們卻不願意為了得到一個位子而花好幾個小時去排隊。他們的解決辦法是：支付數千美元給專業的排隊公司，使其僱人替他們排隊。
排隊公司招募退休人員和信差，並且越來越多地僱用無家可歸者，讓他們在嚴寒酷暑中為他人排隊佔座。替人排隊者起先是排在大樓外面，爾後隨著隊伍的前移，他們慢慢地進入國會辦公大樓的大廳，排在聽證室的外面。聽證會快開始時，衣著考究的遊說者們紛紛趕到，並同衣衫襤褸的替人排隊者交換位置，然後再確認他們在聽證室裡的席位。sup/sup
排隊公司向遊說者們收取每小時36~60美元的服務費，這意味著得到國會委員會聽證會的一個旁聽座位，至少可以賺1000美元。替人排隊者個人拿到的酬勞是每小時10~20美元。《華盛頓郵報》（thewashingtonpost）發表社論反對這一做法，稱此舉不僅「有辱」國會的尊嚴，而且也是「對公眾的藐視」。參議員克萊爾·麥卡斯基爾（clairemccaskill）——密蘇里州民主黨人士——曾試圖禁止這種做法，但卻無功而返。她說：「那種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可以像買票聽音樂會或者看橄欖球賽一樣，買到國會聽證會的旁聽席位的想法，讓我感到憤慨。」sup/sup
這種生意最近還從美國國會擴充套件到了美國最高法院。當最高法院就重大憲法案件舉行口頭辯論聽證會時，人們很難進入現場旁聽。但是如果你願意花錢，那麼你可以僱一個人替你排隊，從而得到美國最高法院聽證會的前排座位。sup/sup
一家叫「替人排隊網」（）的公司把自己稱作「國會排隊業界中的領頭羊」。當參議員克萊爾·麥卡斯基爾提議通過立法來禁止這種做法的時候，這家網站公司的老闆馬克·格羅斯（markgross）則為這種做法進行了辯護。他將排隊比作亨利·福特流水線上的勞動分工：「生產流水線上的每名工人都要對自己特定的工作負責。」遊說者擅長出席聽證會並「分析所有的證詞」，參議員和眾議員擅長「做出明智的決策」，而替人排隊者則擅長排隊等候。格羅斯說，「勞動分工使美國成為一個工作的好地方。替人排隊看上去像是一種怪異的做法，但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它從根本上講卻是一種本分且正當的工作」。sup/sup
職業替人排隊者奧利弗·戈梅斯（olivergomes）贊同上述觀點。做這份工作之前，他正住在一家流浪漢庇護所裡。當他為一名參加氣候變化問題聽證會的遊說者排隊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採訪了他。戈梅斯告訴記者說：「坐在國會大廳裡讓我感覺好一些。這提升了我，你知道，這讓我感覺自己也許就屬於這裡，也許我可以在這個微小的方面做出一些貢獻。」sup/sup
但是，給戈梅斯這樣的人機會，意味著一些環保主義者可能會失去機會。當一些環保主義者打算參加氣候變化問題的聽證會時，他們可能連門都進不去，因為遊說者僱來的替人排隊者早已佔滿了聽證會所有開放的席位。sup/sup當然，也會有人爭辯說，如果環保主義者真的想要參加這場聽證會，那麼他們自己也可以熬夜來排隊。或者，他們也可以僱用無家可歸者來為他們排隊。
倒賣門診號
有償替人排隊不是美國特有的現象。最近，我在訪問中國的時候，聽說替人排隊業務在北京的頂級醫院裡也已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了。中國過去20年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公立醫院和衛生所的經費削減，尤其是農村地區。因此，如今農村的病人千里迢迢前往首都的各大公立醫院，在掛號廳裡排起了長隊。他們熬夜排隊，有時候還要排上好幾天，就是為了能夠掛上號看上病。sup/sup
一個門診號很便宜，只要14元（約合2美元），但是卻很難購到。一些急於掛上號的病人，不是日夜排隊，而是從黃牛那裡買掛號單。黃牛們從供需關係的巨大缺口中挖掘出了商機。他們僱人排隊掛號，然後再把掛號單以數百美元的價格轉手——這個價格要高於一個普通農民幾個月的收入。特需專家門診號的價格尤其昂貴——黃牛們似乎把這種掛號單當成了世界棒球職業聯賽的包廂票來兜售。《洛杉磯時報》（losangelestimes）描繪了北京一家醫院掛號大廳外黃牛們兜售門診號的場景：「唐大夫！唐大夫！誰想要唐大夫的掛號單？風溼免疫科的！」sup/sup
倒賣門診號的做法有些可惡。這種做法首先獎勵了可惡的黃牛黨，而不是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唐大夫完全有理由質問，如果一個風溼科門診號值100美元，那麼大部分錢為什麼應該歸黃牛黨所有，而不是為唐大夫或者唐大夫的醫院所有。經濟學家可能會贊同並建議醫院提高掛號收費。事實上，北京的一些醫院已經增設了特需視窗，在那裡，掛號費更貴、排隊等候的人也更少。sup/sup醫院的這種高價門診號視窗，就像是遊樂場無須排隊等候的優先通行證或機場的快速通道一樣——即為付費插隊提供的一個機會。
但是，不管誰從這種供不應求中獲利，是黃牛黨抑或是醫院，通往風溼免疫科的快速通道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難道僅因為一些患者支付得起額外加價，他們就可以插隊看病嗎？
北京醫院的特需掛號視窗和黃牛黨以非常生動的方式給我們提出了這一問題。但是我們也可以對美國越來越普遍的更為精妙的插隊行為——「特約醫生」的興起——提出上述問題。
特約醫生
雖說美國的醫院裡沒有擠滿黃牛黨，但是去看病常常還是要等很久。你需要提前幾周、有時候幾個月就預約醫生。當你如約就診時，還需要在候診室等很久，而這一切只是為了能夠匆匆地和醫生會面10或15分鐘。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保險公司不會為日常的門診治療付給初級診療醫生很多錢。為了過上體面的生活，每個內科醫生通常至少要有3000個病人，每天經常要匆匆接診25~30個預約病人。sup/sup
許多病人和醫生都對這種制度安排感到沮喪，因為在這種制度安排下，醫生幾乎沒有時間去了解病人的病情或回答病人的問題。於是，現在越來越多的醫生都開始為病人提供一種更為貼心的服務，即「特約醫療」（conciergemedicine）。就像五星級酒店禮賓部的侍應生一樣，特約醫生為病人提供全天候的服務。對於繳納年費（1500~25000美元不等）的病人而言，可以確保當日就診或次日就診、無須等候、充分問診、全天24小時可通過電子郵件或者手機聯絡到醫生。如果你需要看一位頂級專家，那麼你的特約醫生會幫你搞定一切。sup/sup
為了提供這種貼心服務，特約醫生大幅削減了他們原來接診的病人的人數。那些決定將其一般業務轉為特約醫療服務的醫生會給他們的現有病人發一封信函，讓他們做出選擇：要麼繳納年費來享受新的無須等待的服務，要麼另找其他醫生。sup/sup
成立最早的、收費最貴的特約醫療服務機構之一，是1996年成立於西雅圖的「md2」公司（mdsquared）。對於繳納年費（個人年費為15000美元、家庭年費為25000美元）的個人而言，該公司承諾可以使他「絕對、無限和排他性地享有私人醫生的服務」。sup/sup每位醫生只為50個家庭服務。正如該公司在其網站上所解釋的：「我們所提供的是周到、高檔的服務，因此我們只能為少數精挑細選的客戶提供服務。」sup/sup《城鄉》（town&country）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報道說：「md2」的候診室「更像是麗思卡爾頓酒店（ritz-carlton）的大堂，而不像是醫生的門診室」。但是，即使如此，幾乎也沒有幾個病人去那裡看病。大部分去那裡看病的病人是「執行長和老闆，他們不想花時間去診所看病，而喜歡在家裡或辦公室這樣的私密環境中接受治療」。sup/sup
其他一些特約服務機構則為中上層人士服務。「mdvip」是一家總部設在佛羅里達州的營利性特約服務連鎖公司。它收取1500~1800美元的年費，提供當日就診和即時服務(全天候熱線服務)，並且接受由醫保支付常規醫療專案的做法。由於加盟這個連鎖公司的醫生把其病人的人數削減到了600人，所以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為每一位病人看病。sup/sup這家公司向病人承諾：「他們在就診看病時無須再等待。」《紐約時報》報道說，「mdvip」在博卡拉頓的候診室裡擺放了水果沙拉和海綿蛋糕。但是，由於幾乎沒有病人等候看病，所以候診室裡的食品也常常無人問津。sup/sup
對於特約醫生和付費客戶來說，醫療就應該像特約醫療這樣。醫生每天只看8~12個病人，而不是30個病人，而且他們的收入仍可以遠超同行。加盟「mdvip」的醫生可以得到客戶所繳年費的2/3（公司得到1/3）。這意味著，如果一家特約醫療服務機構有600個病人，那麼光算年費，一年它就有60萬美元入賬，這還不算保險公司給予的償付。對於支付得起這種服務年費的病人來說，時間充裕的會診和全天候的醫療服務乃是一種值得花錢享受的奢華。sup/sup
當然，特約醫療服務的缺點是它只為少數病人提供服務，而將大多數病人都推到了其他醫生原本已經擁擠不堪的患者佇列中。sup/sup因此，它招致了與那種反對所有快速通道專案的觀點一樣的反對意見：特約醫療服務對於那些仍滯留在擁擠行列中受罪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特約醫療服務肯定不同於北京的特需門診服務和倒賣門診號的做法。那些無錢享受特約醫生服務的人，一般還可以在其他地方獲得體面的醫療服務，而在北京買不起黃牛門診號的患者則不得不沒日沒夜地排隊等候掛號。
但是這兩種做法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二者都使得富人可以在享受醫療服務時插隊。插隊行為在北京比在博卡拉頓更加顯得明目張膽。北京各大醫院掛號廳裡擁擠不堪、人滿為患，而博卡拉頓候診室中擺放的海綿蛋糕卻無人問津；前者的異常喧囂與後者的安靜似乎構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但那只是因為當享受特約服務的病人按約赴診時，他們已經通過付費的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插隊。
市場邏輯
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這幾種情形都刻有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記。在機場和遊樂場、在國會走廊和醫生的候診室，「先到先得」的排隊倫理正在被「花錢即得」的市場倫理所取代。
而這種轉變反映了某種更大的問題，即金錢和市場越來越侵入此前由非市場規範所調控的各個生活領域。
出售插隊權並不是這種趨勢中最嚴重的例子。但是，認真思考替人排隊、倒票或倒賣門診號和其他插隊形式的對錯，可以幫助我們窺見市場邏輯的道德力量和道德侷限。
僱人排隊、倒票或倒賣門診號有什麼錯嗎？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沒有錯。他們對排隊倫理沒有太多同情。他們問道，如果我想僱用一個無家可歸者替我排隊，為什麼其他人應當抱怨呢？如果我願意轉售我的票或門診號，而不是使用它，為什麼其他人應當阻止我這麼做呢？
贊同市場倫理壓倒排隊倫理的觀點有兩個。一個是關於尊重個人自由的觀點，另一個是關於福利或社會功利最大化的觀點。第一種是自由至上論的觀點。它主張，人應當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願買賣任何東西，只要他們沒有侵犯其他人的任何權利。自由至上論者反對禁止倒票或倒賣門診號的法律，其理由與他們反對禁止賣淫或禁止買賣人體器官的法律的理由是一樣的：他們認為，這樣的法律通過干涉成年人的選擇而侵犯了個人自由。
支援市場倫理的第二種觀點是經濟學家更為熟悉的功利主義。它認為，市場交換會惠及買賣雙方，因而可以改善我們的集體福利或社會功利。我和替我排隊的人達成交易這個事實，證明我們在結果上都是受益者。只需要支付125美元而無須排隊等候就可以看到莎士比亞戲劇肯定會使我受益，否則我不會僱人替我去排隊。排幾個小時隊掙得125美元也肯定會使替人排隊者受益，否則他就不會接這份活。我們倆因為我們的交換而在結果上都獲得了好處，因而我們的功利也都增加了。這就是經濟學家說自由市場有效分配物品的意義所在。通過允許人們進行互惠的交易，市場把物品分配給了那些最珍視這些物品價值的人，而衡量的標準便是他們的支付意願。
我的同事格雷戈·曼昆（gregmankiw）是一位經濟學家，他是美國使用最廣泛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的作者。他用倒票的例子闡明瞭自由市場的優點。他首先解釋說，經濟效率意味著以「社會中每個人的經濟福利」都得到最大化的方式來分配物品。然後他又指出，自由市場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是：「將物品分配給那些最珍視這些物品價值的購買者，而衡量的標準便是他們的支付意願。」sup/sup讓我們考慮一下黃牛黨的情形：「如果經濟要有效地配置其稀缺資源，那麼物品就必須分配給那些最珍視其價值的消費者。倒票就是市場如何達到有效結果的一個例證……通過索要市場可以承受的最高價格，黃牛黨有助於確保那些有最大意願付費購票的消費者真正拿到票。」sup/sup
如果自由市場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票販子和替人排隊公司就不應當因為違反排隊倫理而受到指責；相反，他們應當受到讚揚，因為他們把被低估的物品送到了那些最願意出價購買它們的人手裡，從而提高了社會功利。
市場倫理與排隊倫理
那麼，贊同排隊倫理的依據又是什麼呢？人們為什麼要設法從紐約中央公園或者國會山清除那些收費排隊者和票販子呢？在中央公園演出莎士比亞戲劇的紐約市公共劇院的發言人給出瞭如下理由：「這些人搶走了那些渴望去中央公園觀看莎士比亞戲劇的人的位子和門票。我們想讓人們擁有免費觀看偉大戲劇的體驗。」sup/sup
這個觀點的第一部分存在缺陷。受僱替人排隊者並沒有減少觀看演出的人數，而只是改變了觀看演出的人。誠然，正如該發言人所宣稱的，如果替人排隊者不拿走這些門票，那麼排在佇列末尾很想觀看這場演出的人就可以拿到這些票。但是，那些最終拿到這些票的人也很想觀看這場演出，所以他們才花125美元僱人替他們排隊。
這個發言人很可能是想說，對於那些掏不起125美元的人來說，倒票行為是不公平的。倒票把普通民眾置於不利的境地，使他們更難得到門票。這是一個更有力的論點。當替人排隊者或黃牛拿到一張票的時候，某個排在他後面的人就可能因為出不起票販子的要價而拿不到票。
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可能會這樣回答：如果劇院真心想讓渴望觀看這場演出的人進場看戲並使演出帶來的快樂和愉悅最大化，那麼劇院就應當讓那些最珍視演出價值的人得到門票。這些人就是樂意出最高價錢來購票的人。因此，讓那些能夠從觀看這場演出中獲得最大快樂的觀眾進場觀看演出的最好辦法，就是由自由市場去運作——要麼以市場能夠承受的任何價格售票，要麼允許替人排隊者和黃牛把票賣給出價最高的競購者。讓那些願意出最高價錢購票的人得到門票，乃是確定誰最珍視莎翁戲劇的最好辦法。
但是這個論點無法讓人信服。即使你的目的是使社會功利最大化，自由市場在這個方面也並不比排隊更可靠。其原因就在於購買一種物品的意願並不能證明誰最珍視這種物品。這是因為市場價格不僅反映了顧客購買的意願，也反映了顧客購買的能力。那些最想觀看莎翁戲劇或波士頓紅襪隊（theredsox）比賽的人，也許買不起門票。而且在某些情形中，那些花最高價錢買票的人根本不珍視這樣的觀看體驗。
比如，我注意到那些坐在棒球場昂貴席位上的人經常遲到、早退。這讓我疑惑他們到底有多重視棒球比賽。他們購得本壘板後面的座位的能力，有可能更多的是與他們的錢袋大小有關，而與他們對棒球比賽的熱情無關。他們肯定沒有一些球迷那麼重視棒球比賽，尤其是那些年輕的球迷——儘管他們買不起昂貴的包廂票，但是卻能夠說出首發陣容中每個球員的平均擊球率。由於市場價格既反映了顧客購買的意願又反映了顧客購買的能力，所以它們並不是完整衡量誰最珍視某個特定物品的指標。
這是一個為人們所熟知的觀點，甚至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但是它卻對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永遠比排隊更能夠把物品分配給最珍視它們的人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在某些情形中，排隊的意願——為了得到劇院門票或棒球比賽門票——也許要比掏錢的意願更能表明誰是真的想觀看演出或球賽。
為倒票辯護的人抱怨說，排隊「偏愛那些最有閒暇時間的人」。sup/sup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只是在市場「偏愛最有錢的人」這個意義上而言的。市場按照顧客購買的能力和意願來分配物品，而排隊則根據排隊等候的能力和意願來分配物品。因而我們沒有理由假設，與排隊等候的意願相比，購買物品的意願是衡量該物品對一個人的價值的更好的尺度。
因此，贊同市場倫理優於排隊倫理的功利主義觀點是高度不確定的。有時候，市場確實把物品分配給了最珍視它們的人；而在另一些時候，排隊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在任何給定的情形中，市場和排隊，哪個在這個方面做得更好乃是個經驗問題，而不是一個通過抽象的經濟推理就可以事先得到解決的問題。
市場和腐敗
然而，贊同市場倫理優於排隊倫理的功利主義觀點，還會招致一個更深層的、更為基本的反對意見：功利主義的考量並不是唯一重要的考量。特定物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價值超出了它們給個體買方和賣方帶來的功利。一個物品的分配方式，有可能是使其成為某種物品的因素之一。
下面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紐約公共劇院在夏季免費演出莎翁戲劇的問題。該劇院的發言人在解釋劇院為什麼反對受僱替人排隊這種做法時說，「我們想讓人們擁有免費觀看偉大戲劇的體驗」。但是為什麼呢？如果門票被倒賣，免費觀劇的體驗又會在多大程度上被剝奪呢？當然，對於那些想觀看演出卻無力購票的人來說，這樣的體驗是被剝奪了。但是在這裡，受到侵害的不只是公平。當免費的公共戲劇變成了市場中的一件商品的時候，某種特別重要的東西也就丟失了，而這種東西要比那些買不起高價票的人所體驗到的失落更重要。
紐約公共劇院把它在戶外的免費演出視作公眾節日——一種市民的慶典。可以這麼說，它是這個城市給自己的一件禮物。當然，觀看演出的座位是有限的，整個城市的市民不可能在一個晚上都來觀看戲劇。但是劇院的想法是讓大家都可以免費地觀看莎翁的戲劇，而不考慮其是否具有支付能力。從本應是禮物的活動中收取入場費或允許黃牛倒票，都是有違其初衷的。這種做法把公眾節日變成了一筆生意，亦即一種圖謀私利的工具。這就好比該城市讓人們在7月4日美國國慶日付錢觀看焰火表演一樣。
類似的考量也可以用來解釋在國會山付錢僱人排隊錯在何處。一種反對意見是關於公平的：富有的說客們壟斷了國會聽證會的市場，從而剝奪了普通民眾參加聽證會的權利，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參加國會聽證會的不公平，還不是這種做法唯一令人討厭之處。假設說客們僱用排隊公司的做法會被徵稅，而且此項收益會被用來使普通民眾也能夠享受得起其他人替他們排隊的服務。這種補貼也許可以採用諸如抵用券的形式，普通民眾可以將其拿到排隊公司以一定折扣率兌換成現金使用。這種方案也許能夠減少現行做法中的不公平成分。但是，即便如此，它仍會招致一個更深層的反對意見：把參加國會聽證會這件事情變成一種可售商品，是對國會的侮辱和貶低。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允許人們免費參加國會聽證會的做法「低估」了國會聽證會這一物品的價值，從而導致了排隊。替人排隊的行業通過確立市場價格的方式修正了這種低效率的狀況。它把聽證室的座位分配給了願意出最高價的人，但是這種做法卻是在用一種錯誤的方式對代議制這一物品進行估價。
如果我們追問國會為什麼一開始就對參加聽證會「估價過低」，那麼我們就能把這個問題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假設為了減少國債，國會決定收取聽證會門票，比如，1000美元可以獲得撥款委員會聽證會上的一個前排座位。許多人都會反對這種做法，這不僅是因為入場費對於那些無力購買入場券的人不公平，而且也是因為向公眾收取參加國會聽證會的費用乃是一種腐敗行徑。
我們時常把腐敗與非法所得聯絡起來。然而，腐敗遠不只是指賄賂和非法支付。腐蝕一件物品或者一種社會慣例也是在貶低它，也就是以一種較低的評價方式而不是適合它的評價方式來對待它。國會聽證會收取入場費的做法就是這種意義上的腐敗。這種做法把國會看成一種生意，而並非一種代議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