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說話聲了。沒有腳步聲了。沒有影子。沒有引擎聲。

夜晚再度顯得正常而真實。

我已經知道接下來要往哪去。

芝加哥慈恩醫院與我家整整隔了十條街，我在凌晨四點零五分，一跛一跛地走進急診室的強光中。

我討厭醫院。

我在醫院裡眼睜睜看著母親去世。

査理一出生的前幾周也在新生兒加護病房度過。

候診室裡幾乎沒人。除了我之外，只有一個夜班工人和苦著臉的一家三口，工人抱著綁了繃帶的手臂，繃帶上血跡斑斑，而那一家子的父親則抱著哭得滿臉通紅的小嬰兒。

在服務檯處理檔案的女護士抬起頭來，此時此刻她雙眼還能如此炯炯有神，倒是出乎意料。

她透過亞克力隔板問道：「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我還沒想到該說什麼，甚至不知道該從何解釋自己的需求。

見我沒有立刻回答，她說：「你出了車禍嗎？」

「不是。」

「你臉上全是傷。」

「我不太對勁。」我說。

「什麼意思？」

「我想我需要找人談談。」

「你無家可歸嗎？」

「不是。」

「你家人呢？」

「不知道。」

她上下打量我——進行迅速而專業的評估。

「你叫什麼名字呢，先生？」

「賈森。」

「等一下。」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消失在轉角處。

三十秒後，服務檯旁邊的門發出嗡嗡聲，解鎖開啟。

護士微笑著說：「跟我來。」

她帶我來到一間病房。

「醫生馬上就來。」

等她出去，門關上後，我坐到診察臺上，在炫目的光線下閉上雙眼。我這輩子從來沒這麼累過。

我下巴點了一下，隨即挺直身子。

差點坐著就睡著了。

門開了。

一個胖胖的年輕醫生拿著板夾走進來，身後跟著另一名護士——染了一頭金髮，身穿藍色手術衣，一臉凌晨四點的倦容，就好像揹著千斤重擔。

「是賈森嗎？」醫生問道，但既沒有伸出手，也沒有試圖掩飾值大夜班的冷漠態度。

我點點頭。

「姓什麼？」

我遲疑著，不知該不該說出全名，但話說回來，也許這只是腦瘤作祟，或是我腦袋裡出了問題。

「德森。」

我告知拼法，他便照著草草寫下來，那應該是個人基本資料表吧。

「我是主治醫師魯道夫。你今晚為什麼掛急診？」

「我覺得我精神出了問題。可能是長瘤或什麼的。」

「為什麼這麼說？」

「事情變得很奇怪。」

「好，能不能請你說得詳細一點？」

「我……好吧，這些話聽起來很瘋狂。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自己也明白。」

他從板夾往上瞄了一眼。

「我家不是我家。」

「我不懂。」

「就是我說的這樣。我家不是我家。我的家人不見了。裡面的東西都……高階得多。全部都重新裝潢過，而且……」

「但還是你的住址？」

「對。」

「所以你是說裡面變得不一樣，但外面還是一樣？」他的口氣像在跟小孩說話。

「對。」

「賈森，你臉上的傷是怎麼來的？你衣服上的泥巴呢？」

「有人在追我。」

我不該告訴他的，只可惜我太累了，無力過濾思緒。我聽起來一定百分之百像個瘋子。

「追你？」

「是的。」

「誰在追你？」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們b為什麼/b追你嗎？」

「因為……事情很複雜。」

他評估、狐疑的眼神隱藏得遠比服務檯的護士細膩且訓練有方。我差點就沒看出來。

「你今晚有沒有吃藥或喝酒？」他問道。

「早一點的時候喝了些葡萄酒，後來又喝了威士忌，但已經是幾個小時前了。」

「抱歉，我再問一次——值班值太久了——你為什麼認為自己的精神有問題？」

「因為過去這八小時，我的人生根本說不通。一切感覺都很真實，但又不可能是真的。」

「你最近頭部有沒有受傷？」

「沒有。不過，我的後腦好像被人打過，摸起來很痛。」

「是誰打你？」

「我也不確定。現在我幾乎什麼都不確定。」

「好。你用過藥嗎？不管是現在或過去。」

「我一年會抽幾次大麻。但最近沒有。」

醫生轉向護士說：「要叫芭芭拉來抽血。」

他把板夾往桌上一扔，從工作服口袋裡掏出一支小手電筒。

「可以讓我檢查一下嗎？」

「可以。」

魯道夫的臉湊上前來，近在咫尺，可以聞到他氣息中有混濁的咖啡味，也可以看到他刮鬍子時在下巴留下的新傷口。他把光線直接照入我右眼，有那麼片刻，我的視野中心只剩一個亮點，暫時將世界其他事物都消融了。

「賈森，你有沒有傷害自己的念頭？」

「我沒有自殺傾向。」

光線射入我的左眼。

「你以前有沒有因為精神疾病住院的記錄？」

「沒有。」

他用柔細、冰涼的手輕輕拉起我的手腕，測量脈搏。

「你從事哪一行？」他問道。

「我在雷克蒙大學教書。」

「結婚了嗎？」

「結婚了。」我下意識地摸摸手上的結婚戒指。

不見了。

天哪。

護士動手卷起我左手的袖子。

「你妻子叫什麼名字？」醫生問道。

「丹妮拉。」

「你們處得好嗎？」

「好。」

「你不覺得她會想知道你在哪裡嗎？我認為我們應該打電話給她。

「我打過了。」

「什麼時候？」

「一小時前，在我家。是另一個人接的。說打錯了。」

「說不定你按錯號碼了。」

「我知道我老婆的電話號碼。」

護士問道：「打針沒問題吧，德森先生？」

「沒問題。」

她替我消毒內側手臂時說：「魯道夫醫師，你看。」她摸摸那裡的一處針孔，是幾個小時前萊頓替我抽血時留下的。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他問。

「我不知道。」我想最好還是別提我剛剛才逃離實驗室。

「你不記得有人拿針戳你的手臂？」

「不記得。」

魯道夫對護士點了點頭，她警告我說：「會有點刺痛。」

他問道：「你手機帶在身上嗎？」

「手機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抓起板夾。「再跟我說一次你妻子的名字，還有電話號碼。我們會試著替你聯絡她。」

我說了丹妮拉的名字，並一口氣念出她的手機和我們家的電話號碼，而我的血也在同一時間注入塑膠試管內。

「你會替我做頭部掃描嗎？」我問道，「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會。」

他們給我安排到八樓一間單人房。

我在浴室將臉洗淨，踢掉鞋子，便爬上床去。

強烈睡意襲來，但我大腦裡的科學家卻不肯關機。我無法停止思考。

針對一個個假設進行組織、拆解。努力地以邏輯思考貫穿所有發生的事情。

此刻的我無法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甚至沒有把握自己結過婚。

不對，等一下。

我舉起左手，端詳無名指。

戒指沒了，可是手指底端留有一道淺淺凹痕，證明確實有戒指存在。本來是有的，它留下痕跡了。這表示被人拿走了。

我撫摸著凹痕，對於它代表的意義感到既恐懼又安慰——這是我的現實世界的最後遺蹟。

我在想……

當我的婚姻這最後的證物也消失不見，會怎麼樣？

當我再無依靠，會怎麼樣？

芝加哥的天空一步步趨近黎明，漫天紫雲透著絕望，我這才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