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按下開關時，我正夢到巴黎，夢到那裡冬季時分潮溼昏暗的街道。腦子裡湧出一陣劇痛，在我的眼睛後面爆裂開來，呈現為一堵藍色的霓虹之牆。我尖叫著從網眼吊床裡坐起來。我每次都會尖叫，這麼做很有必要。痛感在大腦裡肆虐橫行。這個疼痛開關是骨導電話植入體的一條輔助線路，直接與痛覺中樞相連線，專門被用來消除巴比妥酸鹽對代理人的影響。我花了好幾秒鐘才恢復神志，自我意識的冰山在霧靄中逐漸顯形：我是誰，我在哪裡，我來這裡做什麼，是誰喚醒了我。

弘的聲音通過骨傳導植入體傳入我的腦中，轟隆作響。「該死，託比，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大聲叫喚，會把我吵聾的啊？」

「你以為我會在乎你的耳朵聾不聾嗎，長島博士？它們在我眼裡不過是——」

「沒時間聽你長篇大論地對我表達愛意了，小子。還有正經事要做。不過，你顳葉部位出現的五十毫伏棘波是怎麼回事，嗯？要不要往鎮靜劑里加點兒東西，稍微給你調整一下？」

「是你的腦電圖掃描器壞了，弘。你這蠢貨。我只想再睡會兒……」我癱倒在吊床上，試圖再次沉入夢鄉，可他卻陰魂不散。

「對不住了，老兄，今天你得幹活。一小時前有一艘飛船回來了。負責密封艙的那幫人已經到達現場，他們正在把反應引擎鋸掉，好讓她從艙門裡鑽出來。」

「回來的是誰？」

「萊妮·霍夫曼斯塔爾。託比，她是一位物理化學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公民。」他停頓片刻，等我停止呻吟時才再次開口，「經證實，那確是一顆‘肉丸’。」

這個可愛的詞彙是我們在這兒琢磨出來的工作術語。他的意思是：有一艘返航的飛船，上面的遠端醫療監護系統正常運轉，裡面有一具身體，還活著，但其心理狀態尚未得到確認。我閉上眼睛，讓視野籠罩在黑暗之中，在吊床上晃來晃去。

「看樣子，得由你來充當她的代理人了，託比。她的心理特徵與泰勒的完全一致，但他正在休假。」

我很清楚泰勒休的是什麼「假」。他正浸泡在培養罐裡，一邊服用阿米替林，一邊做有氧運動，以對抗他新近發作的憂鬱症。患憂鬱症是做代理人的職業性危害之一。我跟泰勒一向合不來。若是有人跟你的性心理特徵極其相似，你往往很難跟他相處，你說逗不逗？

「嘿，託比，你到底是從哪裡弄到這些致幻藥的？」他其實就是例行公事地問問，「從夏米安那兒？」

「從你媽那裡，弘。」是夏米安給我的，他心知肚明。

「去你的，託比。快起來，五分鐘內必須到通往‘天堂’的電梯那兒，不然我就派那些俄國護士下來幫你。而且只派男的。」

我沒理他，繼續自顧自地在吊床裡蕩悠，同時玩起了一個叫作「託比·哈爾佩特在宇宙中的位置」的遊戲。我沒有狂傲到將自己置於中心，而是將太陽——那個賦予白晝的發光天體——放在中心位置。我又放置了幾顆行星，繞著它井然有序地公轉，這樣就構成了我們那個溫暖舒適的太陽系。但在我實際所在的位置，即地球朝向火星軌道大約八分之一距離處的固定點上，我又懸放了一個粗大的合金圓筒，作為「齊奧爾科夫斯基1號」的模型，體積則有它的四分之一大，它被稱作「l5拉格朗日點上的勞動者天堂」。雖說在地月引力的作用下，「齊奧爾科夫斯基1號」被固定在了二者的拉格朗日點上，但我們仍然需要光帆的助力才能防止其漂移。那是由二十噸鋁箔製成的六邊形，對邊距離十千米。那張光帆將我們拖出地球軌道，現在則擔當「錨」的角色。我們得靠它抵抗太陽風的衝擊，從而牢牢地待在那個被我們稱為「高速公路」的奇點旁邊。

法國人將其稱為lemétro，即「地鐵」，俄國人將其稱為「河流」。不過，「地鐵」不具有那種距離感，而對美國人來說，「河流」也承載不了他們所認同的那種孤獨感。如果你不想在官方名稱中加上「奧爾加」這三個字，把它簡稱為「托維耶夫斯基異象座標」也行。奧爾加·托維耶夫斯基，我們的奇點聖母，「高速公路」的守護神。

弘不相信我能靠自個兒爬起來。就在那些俄國護工進來之前，他用遙控器開啟了我這間小宿舍的燈。燈頻閃了幾秒鐘之後，光線才穩定下來，投射到艙壁上的守護神奧爾加的照片上面。這些照片是夏米安貼上去的，總共有好幾十張。我們的「高速公路」聖母啊，她的肖像曾經無數次地出現在報紙和雜誌封面上。

奧爾加·托維耶夫斯基中校是蘇聯太空探索部門同級軍銜的人員中最年輕的女性，她獨自駕駛著一艘改裝過的「阿魯特6號」向火星飛去。改裝後的飛船能夠攜帶一臺新型空氣濾淨器的原型機，到達蘇聯的四人火星軌道實驗室時，將會對其進行測試。其實，他們完全可以從「齊奧爾科夫斯基號」上遙控「阿魯特號」，這很容易，但奧爾加想記錄她的飛行任務時間。不過他們有的是事情讓她忙碌不停。他們安排她做了一系列常規的氫原子頻段射電耀斑實驗，那是蘇聯-澳大利亞科學交流中優先順序最低的一個專案。奧爾加知道她在實驗中的角色跟一臺標準的家用計時器沒什麼兩樣，可是作為一名勤勉的軍官，她仍舊會按照精確的時間間隔按下按鈕。

她把棕色的頭髮攏到腦後，用髮網網住，那副樣子簡直是《真理報》上刊登的理想化的太空勞動者的現實版，不論男女，她無疑都是最上鏡的宇航員。她又檢視了一下「阿魯特號」上的精密計時鐘，然後將手停在按鈕上方，只消一按，就會觸發她的首次耀斑實驗。托維耶夫斯基中校根本不知道她正在向太空中那個最終會被稱為「高速公路」的奇點靠近。

在她依次按下六個觸發按鈕的當口，「阿魯特號」飛過它與「高速公路」之間最後幾千米的距離，同時將耀斑發射了出去。那是一種持續的射電能量爆發，頻率為1420兆赫，即氫原子的廣播頻率。托維耶夫斯基用射電望遠鏡跟蹤，並將訊號轉播給地球同步軌道上的通訊衛星，後者又把訊號傳給位於蘇聯烏拉爾山脈南麓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天文站。「阿魯特號」的無線電影像被耀斑的殘像遮蔽了3.8秒。

當地球監視屏上的殘像褪去後，「阿魯特號」已經消失不見。

在烏拉爾站，一名喬治亞籍的中年技術員驚得咬斷了他最心愛的海泡石菸斗。在新南威爾士站，一名年輕的物理學家見狀便猛拍監視屏的側面，像是個抗議裁判不公的憤怒的彈球決賽選手。

等著送我上「天堂」的電梯看起來就像好萊塢影片中包豪斯風格的木乃伊棺，這口豎立的「石棺」極為逼仄，還有一扇透明的丙烯酸「棺蓋」。電梯後面矗立著一排排一模一樣的控制台，向遠方逐漸變小，宛如教科書裡講解近大遠小的透視插畫。穿黃紙服的技術人員還是那幫人，看著跟小丑似的，他們正在各司其職，忙東忙西。我在其中發現了穿著藍色牛仔服的弘，牛仔襯衫上的珍珠狀紐扣沒有扣上，露出了裡面那件褪色的汗衫，上面印著ucla的標誌。他全神貫注地盯著螢幕上瀑布般滾動的數字，所以並未注意到我。其他人也沒注意到我。

於是，我便站在那裡，仰頭望著天花板，即「天堂」地板的底部。它看著不是很像我們平常所說的那種天花板。實際上，這個粗大的圓柱體是由兩個一大一小的圓筒套在一起的。在下面，也就是外層圓筒——我們用繞軸自轉的方式製造出「下」的方位感——承載了所有「凡世」層面的活動場所：宿舍、餐廳、氣閘甲板（我們從這裡把返航的飛船拖進來）、通訊室，還有病房（我力爭永遠不用去那裡）。

而「天堂」——內層圓筒——是令人難以置信地存在於此處的綠色心臟，是成人版的迪士尼式的歸鄉之夢，也是地球經濟因為對資訊的渴求而貪婪地探入宇宙的耳朵。攜著原始資料的脈衝源源不斷地傳回地球，其中充斥著謠言、竊竊私語和對於跨銀河系交易的絲絲跡象。我過去常常會僵直地躺在吊床裡，感受著那些資料洪流的壓力，想象它們蜿蜒地流過我幻想出來的艙壁後面的線纜，那些線纜像肌肉般緊繃、隆起，彷彿隨時都會禁不住資料洪流的沖刷而痙攣，將我壓得粉碎。後來，夏米安搬過來和我同住，在我將內心的恐懼告訴她之後，她便施展「魔法」對抗這種恐懼：將守護神奧爾加的聖像貼到了艙壁上。果然，那種壓力漸漸減弱，最終徹底消失了。

「託比，給你找了個翻譯。你今天早上可能會用到德語。」他的聲音經過靜電調變後顯得乾巴巴的，像沙子般摩擦著我的大腦，「希拉里——」

「我線上，長島博士，」一個bbc播音員般的聲音說道，聽起來如冰晶般清澈，「你有法語翻譯，對吧，託比？霍夫曼斯塔爾既會說法語，也會說英語。」

「你他媽別來煩我，希拉里。得有人先跟你說話，你他孃的才能開口，明白沒？」聽到這裡，她沉默下來，她的頻段變成了持續不斷的嘶嘶的靜電聲，與弘的靜電聲相交融。弘在二十多個控制台開外對我擺出一副臭臉。我咧嘴一笑。

我開始興奮起來，這是腎上腺素飆升的結果。我能感覺到最後一縷巴比妥酸鹽的輕煙被激素穿透。一個皮膚如衝浪運動員般光滑、金髮碧眼的小夥子幫我穿上連身衣。衣服上有股怪味，看上去不新不舊，其實是精心做舊的，而且還在人工合成的汗液和資訊素裡浸泡過。兩條袖子從腕部到肩部都縫滿了繡著圖案的補丁，大部分是幻想能參與「高速公路」探險的各家贊助商的商標，最主要的贊助商的商標要大得多，橫跨我的左右肩膀。這家公司本應該將我送往宇宙深處，與群星會合。至少我的名字是真的，它被用猩紅色的尼龍繡在我心臟上方的位置，每個字母都是大寫：哈爾佩特，託比。

衝浪小夥是標準的美男子，這副相貌讓我想起了中央情報局裡的初級探員，但他的姓名標籤上是用英文字母表示的「涅夫斯基」，下面還寫著西里爾字母的版本。看來是克格勃的特工。他不是「齊奧爾科夫斯基1號」的常駐人員，所以並未患上關節鬆弛症——這是在l5拉格朗日點待上二十年的人都會得的毛病。小夥子是個土生土長的莫斯科人，拿著寫字夾板，看上去彬彬有禮，但實際上很可能知道八種用捲起來的報紙殺人的方法。現在，我們開始例行的藥物裝兜程式：他把一支裝滿一種新型致幻劑的微量注射器塞進我左手腕的袖兜裡，後退一步，然後在寫字夾板上打了個鉤。他的專用寫字板上印著一個身穿連身衣的代理人輪廓，看上去像是個槍靶子。緊接著，他從系在腰間的盒子裡拿出一個裝有五克鴉片的小瓶，塞進它的專屬衣兜，再打鉤。一共裝了十四個衣兜。最後裝的是可卡因。

俄國人快完事兒時，弘進來了。「她也許帶回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資料，託比。別忘了，她可是位物理化學家。」與依靠植入體產生的骨震動相比，直接用雙耳聽到他的聲音感覺很奇怪。

「弘，那上面的一切都很有價值，但也很折磨人。」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他也感覺到了電梯特有的嗡嗡聲。我們似乎尷尬得不敢四目相對了。在氣氛變得更加尷尬之前，他轉身對一個黃衣小丑豎了個大拇指，表示我已準備就緒。

兩名黃衣人過來攙我鑽進「包豪斯棺材」，然後退後幾步，「棺材蓋」發出嘶嘶聲，像個巨人面罩似的合上了。我向「天堂」升去，即將見到那位名叫萊妮·霍夫曼斯塔爾的返航的陌生人。旅程很短，但似乎要花很長時間。

奧爾加，人類世界的第一位「高速公路搭車客」，也是第一個按下氫原子頻段耀斑實驗按鈕的人，失蹤兩年後返航了。那是一個灰濛濛的冬季清晨，在哈薩克的秋拉塔姆，工作人員用十八釐米的磁帶記錄下了她的返航訊號。

假如有一個宗教人士——他還得有點電影製作方面的背景——在兩年前親眼見證過「阿魯特號」在太空中的那一點消失的一幕，他可能會覺得，那是上帝把茫茫宇宙的鏡頭和奧爾加飛船的鏡頭拼接到了一起。而她的訊號突然回到我們的時空中，就像是某個業餘人士做出的糟糕透頂的特效。如果再晚一星期，他們或許永遠都不能與她會合了。因為屆時地球將會越轉越遠，只能任由她向太陽飄去。在她返航的訊號出現五十三小時之後，一位名叫庫爾茨的志願者身穿裝甲太空服，緊張不安地爬進了「阿魯特號」的艙門。他是東德的太空醫學專家，喜歡偷偷摸摸地吸美國香菸。當他穿過氣閘，用下巴夾住頭盔燈，費力地從空氣濾淨器巨大的矩形機芯旁擠過去的時候，十分渴望能抽上一支菸。即便已經過了兩年，「阿魯特號」上似乎依然充滿了可呼吸的空氣。他穿著笨重的太空服側身通過窄小的通道，然後進入指揮艙。在碩大頭盔射出的兩束光線的照明下，他看到了小球狀的血滴和嘔吐物慢慢飄過，在他身後旋轉。緊接著，他看到了她。

她飄浮在導航顯示器的上方，赤身裸體，如母胎中的嬰兒那般死死地蜷縮著。她雙眼圓睜，似乎是在瞪著某種庫爾茨永遠無法看到的東西。她的雙拳血淋淋的，攥得很緊，像石頭一樣梆硬。她棕色的頭髮鬆散開來，像海草似的在臉上盪漾。庫爾茨擺動身體，極為緩慢且小心地在指揮台的白色鍵盤上面飄過，而後把太空服固定在導航顯示器上。他猜她手裡抓的是飛船的通訊裝置。他解開太空服的右錨鉗，它自動展開，看著像是兩把偽裝成一朵鮮花的老虎鉗。他伸出一隻手，手上仍然戴著灰色的密封外科手套。

然後，他儘可能輕柔地掰開她左手的手指。什麼都沒有。

但是，當他掰開她的右拳時，有個東西打著旋飄出來，在離他那人造石英面罩幾釐米的半空中緩慢地翻滾。看起來像一枚貝殼。

奧爾加的身體回家了，但那雙藍色的眼睛卻再也沒有恢復生機。當然，科學家們嘗試過搞清楚她為何會這樣，可他們嘗試得越多，她的身體就變得越薄。在強烈求知慾的驅使下，他們把她的身體切割得越來越薄。最後，因為她的殉難，她那具珍貴遺骸的冷凍切片填滿了整個圖書館。從來沒有哪位聖人被切割得如此精細，僅在普列謝茨克實驗室，她就被切割成了兩百多萬個組織切片，這些切片被編號後，儲存在一棟防轟炸的生物大樓的地下二層。

他們對貝殼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點進展。地外生物學家突然發現，他們的學科擁有了令人信服的堅實基礎：那1.7克高度組織化的生物資訊，絕對是來自外星的。奧爾加的貝殼導致了一個完整科學分支的產生，他們專門致力於研究……奧爾加帶來的貝殼。

對貝殼的初步研究搞清了兩點：一，它是某個未知的陸地生物圈的產物；二，因為太陽系中沒有其他已知的生物圈，所以它必然來自另一個星系。奧爾加要麼造訪過貝殼的起源地，要麼與某種地外生命有過接觸——不論多麼遙遠，這種生命體都有（或曾經有過）跨越這種距離的能力。

他們又派格羅什少校搭乘「阿魯特9號」前往托維耶夫斯基座標，同時還派了另一艘飛船跟著他。他的飛船是在他執行那二十次氫耀斑實驗的最後一次時消失的。他們記錄下了他的消失，然後等待著。二百三十四天後，他返回了。在此期間，他們一直在探測這片區域，急迫地尋找任何有可能的反常事物，說不準還能借此建立起一套理論。但除了發瘋般翻滾的格羅什的飛船，他們什麼都沒發現。還沒來得及會合，他就自殺了。這是「高速公路」的第二個祭品。

把「阿魯特9號」拖回托維耶夫斯基座標後，他們發現精心安裝在飛船上的記錄裝置裡一片空白。它的所有零件都運轉正常，但一個都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他們將格羅什快速冷凍，然後放進最近的一班返回普列謝茨克的太空梭上。當時，推土機已經在那裡為建造新的二層地下室而挖地基了。

三年後，在他們的第七名宇航員殞命的翌日上午，克里姆林宮的一部電話響了。對方做了一下自我介紹。他聲稱自己是美利堅合眾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已經獲得授權，可以就此問題提供幫助。在這樣一個十分特殊的情況下，蘇聯可能會用得到西方精神病學領域最優秀的專家。他繼續說，中央情報局猜測，蘇方應該會很歡迎這方面的幫助。

他的俄語講得非常好。

骨導電話的靜電聲像是在我的潛意識裡捲起的沙塵暴。電梯向上滑入「天堂」地板中狹窄的豎井裡。每隔兩米就有一盞藍燈掠過。數到第五盞後，我陷入黑暗之中，電梯停了下來。

電梯鑽進了仿造「高速公路飛船」的中空的控制台裡。我在電梯裡等待著，就像兒童神秘故事中那個詭異書櫃後面所隱藏的秘密。這艘飛船其實是個道具，一種佈景。你知道某些遊樂園裡會有用石膏做的高山，上面粘著巴伐利亞風格的小屋吧？這飛船跟小屋的作用差不多，倒是個不錯的點綴，但沒有太大必要。如果返航者願意接納我們，他們自然會對我們敞開心扉。遮人耳目、擺些道具似乎並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警報解除，」弘說，「裡面已經沒有別人了。」我反射性地按了一下左耳後面的疤痕，這是他們給我植入骨導電話的部位。仿造控制台的一側開啟，「天堂」的灰色曙光照了進來。這艘假飛船的內部讓我覺得既熟悉又陌生，就像離開一週後回到自己公寓時的感覺。自從我上次來過這上面之後，裡面的巴西葡萄藤又長長了一些，其中一條甚至已經蜿蜒著爬上了左舷窗。這好像就是整個佈景中唯一的變化了。

在先前召開的生物建築會議上，與會者曾經就這些葡萄藤進行過激烈爭辯。美國生態學家們大吼道，這可能會導致氮氣含量不足。「齊奧爾科夫斯基1號」上面的生物系統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完成的，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從那之後，一遇到生物設計的問題，俄國人就很易怒。他們一直被水培小麥的腐爛問題困擾。蘇聯的工程技術水平已經出神入化，可他們還是無法建立起一個正常運轉的生態系統。蘇方在生態系統問題上最初的慘敗，為我們能和他們共同待在「齊奧爾科夫斯基1號」上鋪平了道路，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心甘情願。美國人的反對令他們惱火至極，於是，他們堅持要種巴西葡萄藤——其實壓根兒不是葡萄藤的問題，他們只是想找個機會跟美方爭論一番。不過，我倒很喜歡這些葡萄藤：它們的葉子是心形的，如果你拿起一片用雙手揉搓，它就會散發出肉桂的味道。

我站在艙門口，看著陽光反射進「天堂」，使得這片空地的形狀顯現出來。「天堂」是按照格林尼治標準時間運轉的。在外面明亮的真空空間中，一些巨大的聚酯膜反射鏡轉動不休，根據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為「天堂」帶來了黎明。樹上開始響起陣陣鳥鳴，那是提前錄製好的。在沒有真實重力的環境下，鳥兒很難生存。這裡不能養有血有肉的活鳥，因為它們會被離心力逼瘋的。

你要是第一次看到「天堂」，定會認為它名副其實：這裡鬱鬱蔥蔥，涼爽宜人，光線充足，高高的草叢中點綴著野花。如果你不知道大多數樹木都是假的，或者不知道為了維持池塘中的藍藻和矽藻之間的最佳平衡狀態需要耗費多少工作量，對你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夏米安說她覺得小鹿斑比會從樹林中蹦蹦跳跳地跑出來，而弘則宣稱他知道具體有多少位迪士尼工程師曾經對《國家安全法》宣誓，會一直保守這裡的秘密。

「我們會從霍夫曼斯塔爾那兒得到一些外星碎片。」弘說，他可能是在自言自語。「操控人-代理人」格式塔開始生效，我們很快就會意識不到彼此的存在。腎上腺素的效力正在減弱。「沒有任何事物是特別合乎邏輯的。某種……‘精美的機器’……希拉里認為她的聲音聽起來很鎮靜，但其實恰恰相反。」

「別跟我說這個。不是說別對返航者抱有期望嘛，對不對？咱們進去吧。」我開啟艙門，吸了一口「天堂」的空氣，聞起來就像冷藏的白葡萄酒一樣清涼，「夏米安在哪兒呢？」

他嘆了口氣，使我的腦中響起一陣輕柔的靜電聲。「夏米安本來應該在五號空地照料一個三天前返航的智利人，但她實際上沒在那裡，因為她聽說你要來。所以，她目前在鯉魚池邊等你。真是個固執的臭婊子。」他補充道。

夏米安正在朝池塘裡的中國花鰱扔鵝卵石。她一隻耳朵後面彆著一束白花，另一隻耳朵上夾著一根皺了吧唧的萬寶路香菸。她光著雙腳，腳上弄得全是泥，連身衣的褲腿挽到了大腿中部，滿頭黑髮攏到腦後紮成了馬尾辮。

我們倆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焊接車間舉行的派對上。當時，人們在零重力下一邊喝著自制伏特加，一邊醉醺醺地交談，聲音在那個空心的合金球體中啷啷迴響。有人拿來一袋水，作為痛飲烈性酒後喝的飲料，他擠出一大捧水，在表面張力的作用下，熟練地將其團成一個滾動的、鬆軟的水球。然後，大家玩起了「傳遞水球但不能弄破」這老掉牙的遊戲。可是，我在零重力下的動作很笨拙。水球向我飄來，我直接用手刺穿了它，破碎後的水球落到我的頭髮上。我甩甩頭，抖落出上千顆銀色的小水珠，在拍打它們的時候，身體隨之翻滾起來。我旁邊的女人見狀便哈哈大笑，跟著我慢慢地翻起了筋斗。那個姑娘又高又瘦，留著一頭黑髮，下身穿著一條鬆垮垮的束帶褲，就是給參觀「齊奧爾科夫斯基1號」的遊客帶回家的那種紀念服，上身穿著一件印有nasa標誌的褪色t恤衫，比她整整大了三碼。一分鐘後，她跟我說起她之前跟一個常駐這裡的年輕小夥一起玩懸掛式滑翔的事，還揚揚得意地說他們曾經在其中一個玉米罐裡種過大麻。直到弘通過骨導電話告訴我們派對已經結束，我才知道她原來也是個代理人。一週後，她搬過來跟我一起住了。

「就給你一分鐘，好不好？」弘咬著牙說，聲音在我腦海裡顯得很駭人，「一分鐘。uno。」隨後，他就沒聲了，應該是徹底切斷了我倆之間的線路，估計壓根兒也不會聽我跟夏米安的談話。

「五號空地的情況怎麼樣了？」我在她旁邊蹲下，撿起幾枚鵝卵石。

「不怎麼樣。剛才聽我的翻譯說你正在前往‘天堂’的路上，所以我得離開一會兒，臨走前給他打了一針催眠藥。」她有點兒得克薩斯口音，說「冰塊」的時候聽著像「屁股」。

「我還以為你會說西班牙語呢。那傢伙不是智利人嗎？」我朝池塘裡丟出一枚鵝卵石。

「我會說墨西哥式的西班牙語。那幫文化狂熱分子說他肯定不會喜歡我的口音。這倒也算一件好事。因為他語速一快，我就聽不懂。」她緊跟著我投出一枚鵝卵石，石頭沉下時在水面上激起漣漪，一圈一圈地向外擴散。「他經常說話語速很快。」她補充說。一條花鰱游過去，瞧瞧她剛才丟的那枚鵝卵石是不是魚食。「他不會挺過去的。」她沒有看我，語氣十分平靜，「小豪爾赫絕對挺不過去。」

我選出一枚最扁平的鵝卵石，試圖讓它打個水漂，結果它還是沉底了。關於那個智利人豪爾赫，我瞭解得越少越好。我知道他還尚有心智，這種人只佔百分之十。我們的返航前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全是自殺。百分之七十的「肉丸」返航後會被自動送入病房：他們全都大小便失禁、喃喃自語，徹底瘋掉了。夏米安和我就是挺到最後的那百分之十的代理人。

假如第一批返航的人只帶回了貝殼，我覺得根本就不會有「天堂」。「天堂」是在一個自殺的法國人返航後建造的。法國人冰冷的手裡攥著一個直徑十二釐米、具有磁編碼的鋼環，就像一個贏得了再次免費騎旋轉木馬機會的幸運兒，真是個頗具黑色意味的場景。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他是從哪裡，或者如何得到的那個鋼環，但它確是治療癌症的羅塞塔石碑。此後，人類便進入了貨物崇拜的時代。從「高速公路」撿來的東西，人類哪怕研究上千年也不一定搞得出來。夏米安說，我們就像那些可悲的島民，將時間都花在了建造著陸跑道上，以期「銀色大鳥」能夠再次返回。夏米安還說，與「高階」文明接觸危險至極，你甚至不希望這種事發生在你的死對頭身上。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是怎麼想出這場騙局的，託比？」陽光從東邊照射進來，沿著這個圓柱體國度——它沒有地平線，視野中盡是鬱鬱蔥蔥——的軸向傾瀉而至，她眯著眼睛直視陽光，「他們肯定把精神病學領域所有的重量級大咖都聚集到了一起，讓他們圍坐在一張長長的仿紅木桌子旁，整得跟在五角大樓開會似的。每個人都拿著一本空白記事本和一支嶄新的鉛筆，為了這個隆重的場合，特意把鉛筆削得尖尖的。各種學派悉數到場：弗洛伊德學派、榮格學派、阿德勒學派，還有斯金納的門下走狗，所有你聽說過的學派都去了。在場的每個狗雜種都心裡門兒清，好好表現自己的時刻終於到了。他們以精神病學專家的身份被邀請到那裡，而且不僅僅是其所在派別的代表，那幫人簡直可以稱得上西方精神病學的化身了。然而，討論半天，還是一點兒用也沒有！被派往‘高速公路’的人毫無徵兆地返航，要麼已經死了，要麼一邊流著口水，一邊哼唧兒歌。活著回來的人頂多也就挺三天，在這期間連一個字都他媽的不會說，最後或是開槍自殺，或是患上緊張型精神分裂症。」她從腰帶上拿下一隻小手電筒，毫不費力地砸開它的塑膠殼，取出裡面的拋物面反光鏡，「克里姆林宮尖聲咆哮，中情局都急瘋了。最糟糕的是，那些想資助這件事的跨國公司也臨陣退縮了。‘宇航員都死了？沒記錄下資料？還是算了吧，朋友。’所以，那幫精神病學超級大咖全都高度緊張，直到某個古怪的傢伙——他可能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笑嘻嘻地說，」說到這裡，她裝出爛醉如泥的語氣，慢吞吞地說，「‘比如說，嘿，幹嗎不把這些人安置到一個美好夢幻的地方呢，嗯？我們可以在那裡給他們注射大量的致幻劑，同時安排能理解他們的人與之溝通，怎麼樣？’」她哈哈大笑，又搖了搖頭。她用反光鏡將陽光聚焦來點燃香菸，一縷灰色的煙霧在白熱的光點處嫋嫋升起。他們不給我們用火柴，因為火會破壞空氣中氧氣和二氧化碳的平衡。

「好了，」弘說，「時間到。」我看了一眼手錶，我們實際上好像聊了三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