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丈夫能活下來，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閉上眼睛，那一刻我險些因為如釋重負而尖叫。在過去這不眠不休的三十九個小時裡的某個時候，「不確定」早已變得比恐懼更加可怕，而我幾乎成功地說服了自己，醫生說他的情況一觸即發時，意思是他已經沒希望了。

「但是，他需要換個身體。你應該不想再聽我詳細說他受到的全部傷害了，重點是受損的器官太多也太嚴重，因此，移植或修復單個器官不再是可行的方案。」

我點點頭。我開始喜歡艾倫比醫生這個人了，儘管他在自我介紹時激起了我的怨恨——至少他願意直視我的眼睛，清楚而直接地說明病情。自從我走進醫院以來，其他所有人都在對沖他們的風險；有個專家遞給我一份「創傷分析專家系統」輸出的結果，列舉了一百三十二種「預後情況」及相應的機率。

需要一個新身體。這並沒有嚇住我。它聽上去非常乾淨，非常簡單。移植器官意味著必須反覆切開克里斯的身體，每次都要冒併發症的風險，而且無論意圖多麼美好，每次都會讓他受到某種形式的傷害。剛開始那幾個小時，有一部分的我還在荒謬地希望整件事都是個誤會，克里斯其實毫髮無損地離開了火車事故現場，躺在手術檯上的是其他什麼人，比方說偷走他錢包的小賊。我逼著自己放棄這種可笑的妄想並接受現實：他受了重傷，肢體殘缺，瀕臨死亡。到了這時候，換個原裝的完整身體就幾乎奇蹟般地相當於死刑暫緩執行了。

艾倫比繼續道：「你們的保險完全覆蓋了這方面的事情——技術人員、代孕者、後續處理者。」

我點點頭，希望他不是非要描述所有細節不可。我知道全部的細節。技術人員會培育克里斯的克隆體，在子宮內提前干預，以免其大腦發育出除了維持生命外的其他功能。克隆體誕生後，他們會利用一系列複雜的生化謊言，在亞細胞水平上模擬正常成長和運動的影響，迫使它提前但健康地發育成熟。對，我還有一些顧慮，例如租用女性的身體，例如製造一個腦損傷的「孩子」，但在決定把這項昂貴的技術納入保單時，我們就已經痛苦地討論過這些問題了。現在不是吃後悔藥的時候。

「新身體需要近兩年才能準備好。這段時間裡有個最關鍵的任務，那就是必須確保你丈夫的大腦能夠存活。他不可能在目前的情況下恢復意識，因此也就沒有強制性的理由要儲存其他器官了。」

這個念頭剛開始嚇了我一跳——但隨後我心想：有什麼不行的呢？為什麼不把克里斯從他的身體殘骸中解救出來，就像把他從列車殘骸中解救出來那樣？我在等候室的電視上看過事故後的現場情況：救援人員用藍色雷射切開金屬，精確得就像在做手術。為什麼不把解救的行為做到底呢？他就是他的大腦，而不是折斷的四肢、粉碎的骨頭、受創流血的內臟。對他來說，還有什麼比能在完美的無夢睡眠中等待恢復健康更加理想的呢？那樣就可以不用承擔痛苦的危險，也不需要受困於一個遲早要捨棄的殘缺身體了。

「我應該提醒你一句，你們的保單指定了在培育新身體期間，應使用醫學認可的最便宜的方法來維持生命。」

我險些開口反對他，但隨後我想了起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保費硬塞進我們的預算；更換身體的基礎費率太高了，我們必須在細枝末節上妥協一下。克里斯當時還開玩笑說：「我只希望他們別在咱們的有生之年把冷凍儲存搞出來。我可不怎麼想兩年裡每天看見你在冰箱裡衝著我笑。」

「你的意思是說，你希望我只保持他大腦的存活，是因為這是最便宜的方案？」

艾倫比同情地皺起眉頭。「我知道，在這種時候不得不考慮費用會讓人很不愉快。但我必須強調，這個條款特指了醫學認可的程式。我們肯定不會堅持要你做任何不安全的事情。」

我險些憤怒地說：你們不會堅持要我做任何事情。但我沒有這麼說。我沒那個精力去和他鬧騰，而且說這種話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從理論上說，決定權完全屬於我。但在實踐中，埋單的是環球保險公司。他們不能直接指定治療方法，然而只要我籌集不到能填補缺口的資金，我就別無選擇，無論他們願意為什麼服務埋單，我都只能接受。

我說：「你必須給我一點兒時間，讓我和其他醫生談一談，考慮一下各種問題。」

「好的，當然可以。但我應該解釋一下，在所有的選擇之中——」

我舉起手，示意他閉嘴。「求你了。難道必須現在就討論這些嗎？我說過了，我需要和其他醫生談一談，我需要休息一下。我知道，到最後我遲早要和你商量各種細節……不同的生命支援公司、他們提供的不同服務、不同種類的裝置……但應該可以等十二個小時吧？可以嗎？求你了。」

原因不僅是我疲憊到了極點，震驚的餘波很可能還沒過去——而且我忍不住要懷疑，我正在被存心引向某種現成的「打包解決方案」，而艾倫比已經把成本降低到了連一分錢都不能再減少。一個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不遠處，每隔幾秒鐘就偷偷地看我們一眼，像是在等待談話結束。我沒見過她，但這不等於她不是負責照看克里斯的團體的一員；他們已經派了六個不同的醫生來見我。假如她有什麼新訊息，那我也想聽一聽。

艾倫比說：「非常抱歉，但請你再忍受我幾分鐘，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解釋給你聽。」

他的語氣裡帶著歉意，但非常堅持。而我已經堅持不下去了，我感覺我被橡皮榔頭從頭到尾砸了一遍。我怕我再爭論下去會控制不住自己——無論如何，要是我還想擺脫他，讓他說完他想說的話大概就是最快的方法了。要是他用我沒準備好消化的各種細節來煩我，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就好了，以後有機會再讓他說給我聽。

我說：「說吧。」

「所有選擇之中最經濟的一種不牽涉到任何維生裝置。有一項名叫「生物體生命支援」的技術，不久前在歐洲得到了完善。就兩年的週期而言，它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經濟，費用只有二十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它的風險預估對患者極為有利。」

「生物體生命支援？我從沒聽說過。」

「嗯，對，非常新的技術，但我向你保證，它已經達到了藝術的水平。」

「好的，它具體是什麼呢？需要承受什麼過程？」

「通過與第二方分享血供來保持大腦存活。」

我瞪著他。「什麼？你是說……創造一個雙頭人……？」

長時間不睡覺導致我的現實感已經變得十分稀薄了。有那麼一會兒，我真的以為我在做夢——我坐在等候室的沙發上睡了過去，夢見我聽到好訊息，現在我一廂情願的幻想從天堂掉進地獄，變成一場諷刺的黑色鬧劇，懲罰我可笑的樂觀主義。

但艾倫比沒有掏出印刷精美的小冊子，展示滿意的客戶與寄主面貼面微笑的景象。他說：「不，不，當然不是了。大腦會從頭骨中被完全取出，然後裹上保護膜，安放在充滿液體的包囊裡。而包囊位於體內。」

「體內？什麼的體內？」

他猶豫片刻，偷看了一眼穿白大褂的女人，她依然不耐煩地在附近逡巡。她似乎把這一眼當成了某種訊號，開始走向我們。我意識到艾倫比沒想到她會走過來，一時間慌了——但他很快恢復了鎮定，把女人的不請自來當作了一個機會。

他說：「佩里尼女士，這位是蓋爾·薩姆納醫生——毫無疑問，她是本院最優秀的年輕產科醫生。」

薩姆納醫生給他一個「說到這兒就行了」的燦爛笑容，然後摟住我的肩膀，拉著我走開。

我以電子方式拜訪了全世界的所有銀行，但他們似乎把我的財務狀況當引數輸入了同一套公式，即便我願意接受最苛刻的利率，銀行肯貸給我的金額也不會超過缺口的十分之一。「生物體生命支援」就是比傳統方法便宜那麼多。

我的妹妹黛博拉說：「為什麼不乾脆做個子宮全切手術？一刀完事，燒灼止血，沒錯！給那幫企圖殖民你子宮的王八蛋一個教訓！」

我周圍的所有人都氣得發瘋。我說：「然後呢？克里斯死了，而我殘疾了。這不是我心目中的勝利。」

「你可以表明一個態度。」

「我不想表明一個態度。」

「但你不想被迫懷著他，對吧？聽我說，只要你僱用合適的公關人員，籤個風險代理協議，然後做出正確的姿態，你就能爭取到七八成的公眾支援你。組織一場抵制活動，給這家保險公司製造足夠多的負面曝光和經濟損失，到最後無論你要什麼，他們都會埋單的。」

「不行。」

「你不能只考慮你自己，卡拉。你必須為其他所有女人考慮，要是你不挺身反抗，她們就會遭受同樣的虐待。」

也許她說得對，但我知道我就是做不到。我沒法兒把自己變成一個著名案例，在媒體上興風作浪，我真的沒有那種精神和毅力。同時我心想：我為什麼非要這麼做？我為什麼非要發動某種全國性的公關活動，只是為了讓保險公司公平履行一份簡單的合同？

我尋求法學界的意見。

「他們當然不能強迫你這麼做，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對，但在實踐中，有什麼替代方案呢？否則我還能怎麼做？」

「讓你丈夫死。讓醫院關掉他正在使用的生命支援裝置。這不違法。無論你是否同意，醫院一旦拿不到錢，就能夠、也願意這麼做。」

同樣的話我已經聽過五六遍了，但我還是不敢相信。「謀殺他怎麼可能是合法的呢？這甚至不是安樂死——他完全有可能康復，完全能夠過上正常的生活。」

律師搖搖頭。「現在的科技能讓幾乎每個人過上完全正常的生活，無論他生什麼病、多麼衰老或受多重的傷。但這是需要錢的。資源有限。就算你能強迫醫生和醫療技術人員免費為任何需要他們的人提供服務……儘管如我所說，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嗯，永遠會有人以某種方式被漏掉。現政府認為最好由市場來決定這些人是誰。」

「好吧，我不想讓他死。我只想讓他在生命支援裝置上堅持兩年——」

「你當然可以想，但你恐怕負擔不起。你有沒有考慮過僱其他人來懷他？你在用代孕服務來製造他的新身體，為什麼不為他的大腦再僱一個呢？確實會很昂貴，但肯定不像機械手段那麼昂貴。你也許能補上缺口。」

「不該有任何區別？代孕母親能收到好大一筆錢！環球保險公司憑什麼能免費使用我的身體？」

「啊哈。你的保單裡有個條款……」她在電腦上敲了幾個鍵，看著螢幕讀給我聽，「……公司在此絕無貶低共同簽署人作為護理者的貢獻之意，但他或她需明確放棄對所提供的任何此類服務獲得報酬的所有權利；此外，在根據第97（b）分段進行的所有計算中……」

「我以為這是在說萬一我們中的一個因為流感臥床一天，另一個人不能因為護理工作獲取報酬。」

「很抱歉，適用範圍比這個要大得多。我再說一遍，他們無權強迫你做任何事情，但他們也沒有義務為代孕支付費用。在他們計算維持你丈夫生命的最廉價方式的費用時，這個條款賦予他們權利在你選擇為他維持生命的基礎上這麼做。」

「所以歸根結底，這都是個……算賬的問題？」

「完全正確。」

我一時語塞。我知道我被耍了，而我似乎沒有任何方法能扭轉這個事實。

這時，我終於想到了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

「假如情況反過來。假如火車上的是我，而不是克里斯。那樣的話，他們會支付代孕費用嗎？還是說他們也會把我的大腦在他的身體裡裝兩年？」

律師板著撲克臉說：「我真的不想在這種問題上做任何猜測。」

克里斯身上有些地方纏著繃帶，但大多數部位被各種各樣的小型機器覆蓋，它們附著在他的皮膚上，就像有益的寄生蟲：為他提供養分，為他的血液供氧和淨化血液，分發藥物，甚至有可能修復折斷的骨頭和受損的組織——但僅僅是為了防止病情繼續惡化。我能看見他的部分面部，其中包括一側被縫上的眼窩和幾塊瘀青的皮膚。他的右手完全裸露在外，醫生取掉了結婚戒指。兩條腿都從大腿以下被截肢。

我無法繼續靠近他了。一個無菌的塑膠帳篷把他包在裡面，帳篷大約五米見方，像是套在房間裡的房間。一個三爪的護士機器人站在帳篷的一角，它一動不動，但保持警惕，儘管我無法想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它的干預會比已經在克里斯身上的小型機器人更加有用。

探視他當然是不可能的。他處於深度昏迷之中，甚至連夢都不做。我不可能安慰他，但我在病房裡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就好像我需要不斷被提醒記住他的身體已經損傷得不可能修復了，他真的需要我的幫助，否則他就活不下來。

有時候我非常憎恨自己的猶豫不決，甚至無法相信我還沒有在表格上簽字，開始做準備工作。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我怎麼還能左思右想呢？我怎麼能這麼自私呢？但是，這種負罪感本身和其他事情一樣讓我既憤怒又怨恨：這是不完全等同於脅迫的脅迫，這是我無法讓自己坦然面對的性別政治。

拒絕，讓他死，這是不可想象的。況且……我能把一個陌生人的大腦懷上兩年嗎？

不。讓陌生人死去並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會為一個普通的熟人這麼做嗎？不。親密的朋友呢？有些人也許會，但也有一些人不會。

那麼，問題就在於我有多愛他了。我對他的愛足夠多嗎？

當然！

為什麼「當然」？

是因為……忠誠？不，不是這個詞；這個詞太像是某種不成文的合同規定的義務了，帶著「責任」的味道，有害而愚蠢。對，「責任」給我滾得越遠越好，事情和它完全沒關係。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他有什麼特殊的呢？是什麼使他和密友有所區別呢？

我無法回答，找不到正確的字眼，只想到了一系列與克里斯有關的充滿情感的畫面。於是我對自己說：現在不是分析和解剖的時候。我需要的不是一個答案；我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在厭惡自己和厭惡現實之間搖擺，前者是因為我竟然在考慮（無論多麼理論性）讓他死去的可能性，後者是因為保險公司在威逼我去用我的身體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解決方案自然是兩條路都不走——但我還能指望什麼呢？一個有錢的恩主從幕後走出來，讓這個兩難選擇憑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