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歲那年，父母告訴我，我的頭顱裡有一顆小小的黑色寶石，它正在學習成為我。

無數顯微級的蜘蛛織了一張遍及我整個大腦的細密金絲網，方便寶石的老師偷聽我思想的低語。寶石本身竊取我的感官，閱讀我血液中攜帶的化學資訊；它看到、聽到、聞到、嚐到和感覺到的那個世界正是我的世界，而它的老師監控它的思想，將它們與我自身的想法對比。每當寶石的想法出錯，比思想更快的老師就會以略有不同的方式重建寶石，這樣那樣地修正它，尋找會讓它的想法趨向正確的變化。

為什麼？這樣等我不再是我的時候，寶石就可以替我成為我。

我心想：假如聽到這番話會讓我感到奇怪和頭暈，寶石會產生什麼樣的感覺呢？完全和我一樣，這是我的推測。它不知道它是寶石，而它也在思考寶石會作何感想，它也會推測：「完全和我一樣，它不知道它是寶石，而它也在思考寶石會作何感想……」

而它也在思考——

（我知道，因為我在思考。）

——它也在思考它是不是真正的我，還是說它其實僅僅是正在學習成為我的那顆寶石。

作為一個藐視一切的十二歲孩子，我應該嘲笑這種幼稚的擔憂。除了某些稀奇古怪的守舊派，每個人都有那顆寶石，沉迷於思考它的怪異之處讓我感到難以忍受的矯情。寶石就是寶石，生活中一個平凡的事實，和拉屎一樣正常。我和我的朋友們會說關於它的糟糕笑話，就像我們說關於性愛的糟糕笑話一樣，是為了向彼此證明我們是多麼不在乎這個概念。

但我們並不像我們假裝的那樣沉著冷靜和不為所動。有一天，我們都在公園裡消磨時間，我們沒什麼特別的事要做，有個人（我忘記了他叫什麼，但他在我腦海裡留下了印象，因為他太聰明了，對自己反而沒好處）問其他每個人：「你是誰？寶石還是活人？」我們全都不假思索、憤憤不平地答道：「活人！」

輪到我們之中的最後一個人了，他嘎嘎怪笑道：「哈，我不是活人，而是寶石。你們這幫廢物全都會被衝進宇宙的馬桶——除了我，我會永遠活下去。」

我們揍他，揍到他流血。

到我十四歲的時候，儘管（也許正因為）教學機器枯燥的課程裡對寶石几乎隻字不提，我對這個問題思考得卻越來越多。假如有人問「你是寶石還是人？」學術上的正確答案必須說「人」——因為只有人類大腦才具有回答問題的生理能力。寶石能接收來自感官的輸入，但不能控制身體，它的預期回答符合你真正說出口的話，僅僅是因為這個裝置完美地模仿了大腦。對外部世界說「我是寶石」——無論用語言、書寫還是與身體相關的其他方法——都是本質錯誤的（儘管這套推理並不排除你可以自己這麼想）。

但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我認為這個問題只是走入了歧途。只要寶石和人腦共享相同的感官輸入，只要老師讓兩者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那就只存在一個人、一個身份和一個意識。這個唯一的人只是湊巧有個（極為理想的）特性，那就是無論寶石還是人腦被摧毀了，他或她都會不受損傷地活下來。人類一直有兩個肺和兩個腎，過去近一百年來，許多人帶著兩個心臟生活。道理相同：這是為了冗餘，為了穩健性，此外無他。

有一年，我的父母認為我已經足夠成熟，於是告訴我他們在三年前就完成了切換。我假裝很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但我非常生氣，因為他們當時竟然沒有告訴我。他們聲稱去海外出差，其實是去住院了。這三年我一直和兩個寶石腦袋生活在一起，他們卻根本沒有告訴我，而我以為他們一定會告訴我的。

「你沒覺得我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對吧？」我母親問。

「沒覺得。」我誠實地回答，但怨恨還是炙烤著我。

「所以我們才沒有告訴你，」我父親說，「假如你在當時就知道我們轉換了，很可能會想象我們在某些方面不一樣了。等到現在才告訴你，這樣你更容易接受我們依然是一直以來的那兩個人。」他摟住我，抱了一下。我險些尖叫「別碰我！」但我及時想到我已經說服了自己，寶石沒什麼大不了的。

在他們坦白前很久，我就應該猜到他們已經切換了。說到底，幾年前我就知道大多數人在三十出頭的時候就完成了切換。有機質的大腦從這個時候開始走下坡路，只有傻瓜才會讓寶石去模仿衰退。就這樣，神經系統重新接線，身體的韁繩被移交給寶石，而老師被關閉。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大腦向外發出的神經訊號會對比寶石發出的訊號，但這時的寶石已經是個完美的複製品了，再也不可能被檢測到任何差異。

大腦於是被切除和丟棄，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工培養的海綿狀物體。它的形狀與大腦相同，連最細微的毛細血管也一模一樣，但不比肺臟或腎臟更具備思考能力。假腦從血液中攝取與真腦一樣多的氧和葡萄糖，忠實地履行一些粗淺而基本的生化職責。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其他的血肉元件一樣，它也會衰亡，也需要被更換。

但寶石是永生的。除非你把它扔進核爆火球，否則它就能存續十億年。

我的父母是機器，我的父母是神祇。沒什麼了不起的。我討厭他們。

十六歲那年，我墜入愛河，重新變成了一個孩子。

與伊娃在海灘上共度的溫暖夜晚，我無法相信一臺純粹的機器能有我這樣的感覺。我清楚地知道，假如把身體的控制權交給我的寶石，它會說出和我一樣的那些話，以同樣的溫柔和稚嫩來執行我每一次笨拙的愛撫——但我無法接受它的內在生活和我的一樣豐富、奇妙和快樂。性，儘管有快感，但我能接受它僅僅是一種機械性的功能，然而，我們之間存在某些東西（至少我這麼相信），它與肉慾無關，與語言無關，與我們身體的任何具體行為無關，就算是埋伏在沙丘裡的間諜，他們用拋物面麥克風和紅外線望遠鏡也不可能發現。做愛後，我們靜靜仰望屈指可數的可見星辰，我們的靈魂在某個隱秘之處互相聯結，任何一臺水晶電腦努力十億年也沒有希望企及。（假如我對十二歲時那個既睿智又低階趣味的我說這番話，他肯定會狂笑到大出血。）

這時我已經知道，寶石的「老師」並沒有監控大腦中的每一個神經元。無論在處理資料的能力上，還是僅僅對腦組織的生理侵入而言，那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某個人的理論聲稱，對特定關鍵神經元取樣和對整體取樣的效果幾乎相同，而（鑑於一些非常合理的假設，沒人能夠有效地反駁）所涉誤差的上下限能夠以嚴謹的數學來確定。

剛開始，我宣稱大腦與寶石、人與機器、愛與愛的模仿物的區別就存在於這些誤差之中，無論這樣的誤差是多麼微小。然而，伊娃很快就指出，企圖根據取樣密度來做出定性的根本區分是個荒謬的念頭；假如下一個模型老師取樣的神經元更多，誤差率減半，那麼它的寶石是不是就位於「人」和「機器」之間的「半中間」呢？理論上（最終也是實際上），誤差率能做到小於我願意指定的任何一個數字。我真的相信十億分之一的差異能造成任何區別嗎？特別是每個人每天都會因為自然損耗而永遠失去數以千計的神經元。

她當然是正確的，但我很快就為我的立場找到了似乎更合理的辯護意見。我認為，活神經元的內部結構遠比在寶石的所謂「神經網路」裡發揮相同功能的粗陋光學開關更加複雜。神經元是否放電只反映了其功能的一個層面；沒人知道生物化學的微末細節（牽涉到的特定有機物分子的量子機制）對人類意識的本質有什麼影響。複製抽象的神經拓撲結構未必足夠。沒錯，寶石能通過自以為是的圖靈測試（任何一個外部觀察者都無法區分它和人類），但那並不能證明寶石的感覺就和人類的一樣。

伊娃問：「所以你永遠不會切換嗎？你會摘除你的寶石，在大腦衰亡時和它一起死嗎？」

「也許吧，」我說，「活到九十幾、一百再死，總好過三十歲就自殺，讓機器取代我，走來走去假裝是我。」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切換呢？」她存心刺激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在‘假裝是我’呢？」

「我知道你沒有切換，」我得意揚揚地說，「我就是知道。」

「怎麼知道？我們看上去是一樣的，說話是一樣的，所有方面的行為也都是一樣的。最近人們切換得越來越早了。因此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切換？」

我翻身側躺對著她，凝視她的眼睛。「心靈感應，魔法，靈魂交流。」

十二歲的我開始哧哧發笑，但那時候我已經知道該怎麼趕走他了。

十九歲，儘管我學的是金融，但我選修了一門本科哲學課。然而，哲學系似乎對恩多里裝置沒什麼可說的，這個裝置的俗稱就是「寶石」（恩多里本人其實稱之為「分身」，但「寶石」這個偶然的押韻暱稱已經被叫開了）。他們討論柏拉圖、笛卡爾和馬克思，討論聖奧古斯丁和（感覺特別現代和敢做敢為的時候的）薩特，但即便他們聽說過哥德爾、圖靈、漢姆生或金，他們顯然都拒絕承認。出於純粹的挫折感，我在一篇關於笛卡爾的小論文裡指出將人類意識視為可「裝載」在有機質大腦或光學水晶上的「軟體」，實質上是笛卡爾二元論的死灰復燃——寫作「軟體」，讀作「靈魂」。導師在涉及這個觀點的每一段上都畫了個巨大的發光紅叉，然後在頁邊上寫道（用垂直的二十磅times黑體字，外加輕蔑的兩赫茲閃爍）：偏題！

我退了哲學課，報了一門為非專業學生開設的光學晶體工程課。我學到了很多固態量子力學的知識，學到了很多引人入勝的數學知識。我明白了神經網路只用於解決複雜得難以理解的問題。通往反饋來配置一個足夠靈活的神經網路，你能模仿幾乎所有系統——從相同的輸入模式中獲得相同的輸出模式——但儘管能做到這一點，卻無法幫助你去理解被模仿的那個系統。

「‘理解’，」講師對我們說，「是個過譽了的概念。沒人真的理解一個受精卵是怎麼變成一個人的。我們該怎麼做？不再生孩子，直到我們能用一套微分方程來描述個體發育過程？」

我不得不承認她這話說得有道理。

到了這時候，我已經看透了：沒人知道我所渴求的答案，而我憑自己也不太可能琢磨出來；我的智力技能往好裡說也只是平平無奇。因此我面臨的選擇也很簡單：我可以浪費時間去抓耳撓腮探究意識的秘密，也可以像其他所有人那樣，忘記煩惱，過好我自己的小日子。

我二十三歲和達芙妮結婚的時候，伊娃已經成了一段遙遠的記憶，有關靈魂交流的一切也是如此。達芙妮三十一歲，是我讀博士期間受僱的那家商業銀行的一名高管，所有人都認為這段婚姻會對我的職業生涯有好處。我一直不太確定她從婚姻中得到了什麼。也許她真的喜歡我。我們的性生活相當和諧，我們心情低落時互相安慰，就像心地善良的人安慰陷入困境的動物那樣。

達芙妮沒有切換過。她每個月都能想出越來越荒唐的拖延藉口，而我取笑她，就好像我自己從沒想過不切換似的。

「我害怕，」一天夜裡她向我坦白，「我怕一切換我就死了，剩下的僅僅是個機器人，或者木偶，反正不是我自己了。我不想死。」

聽她這麼說，我也感到不安，但我掩飾住了我的情緒。「假如你中風，」我輕鬆地說，「會摧毀你的一小部分大腦。假如醫生植入了一臺機器，代替受損腦區履行它負責的功能，你還是原來的‘自己’嗎？」

「那當然。」

「那麼，假如醫生這麼做了兩次，或者十次，或者一千次——」

「但未必一直是這樣的。」

「是嗎？那麼百分比達到哪個神奇的數字，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呢？」

她怒視著我。「這種古老的陳舊論點——」

「既然這麼古老和陳舊，那就請駁倒我吧。」

她哭了。「我不需要。滾你的吧！我嚇得要死，你卻根本不在乎。」

我把她摟進懷裡。「噓——對不起。但每個人都遲早會切換。你不需要害怕。我就在這兒。我愛你。」這番話就像錄製好的錄音，看見她的眼淚就會自動播放。

「你願意嗎？和我一起？」

我頓時如墜冰窟。「什麼？」

「同一天做手術，我切換的時候你也切換。」

很多夫妻會這麼做，就像我的父母。毫無疑問，有時候這是為了愛、承諾和同甘共苦。但其他時候，我相信僅僅是因為兩個人都不想成為和寶石腦袋生活在一起的未切換普通人。

我沉默片刻，然後說：「當然。」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達芙妮的所有恐懼（我曾嘲笑她「幼稚」和「迷信」）迅速變得完全符合邏輯了，而我本人的「理性」看法變得抽象而空洞。我在最後一刻退縮，拒絕接受麻醉並逃離了醫院。

達芙妮不知道我拋棄了她，去做了手術。

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我無法面對她。我辭職，離開我們居住的城市，一年後才回來；膽怯和背叛使我憎恨自己，但我同時又為逃脫而欣喜。

她對我提起了訴訟，但幾天後就撤訴了，通過律師同意了走簡單程式離婚。在離婚結束前，她寄給我一封簡訊：

說到底，其實沒什麼好害怕的。我還是原來的我。拖延是發神經。現在我已經做出了信仰之躍，我不可能比現在更自在了。

愛你的機器人妻子，

達芙妮

我二十八歲的時候，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切換了。我在大學裡認識的朋友全都切換了。新工作上的同事才二十一歲就切換了。我通過一個朋友的朋友聽說，伊娃早在六年前也已經切換了。

我拖延得越久，就越是難以下決心。我可以徵求已經切換了的一千個朋友的意見，我可以一連幾小時考問我的密友，問他們兒時的記憶和最私密的想法，然而無論他們回答得多麼有說服力，我都知道恩多里裝置已經在他們的腦袋裡待了幾十年，學習的正是該如何偽裝這種行為。

當然了，我也一向承認，就算對方也是個沒切換過的人，想確定他的內在生活在任何方面與我的一模一樣，這同樣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更傾向於懷疑腦殼被刮乾淨了的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似乎也並非全然毫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