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著……朝光移動。」她建議道。

我試著這麼做。我皺眉瞪眼，我咬牙切齒，我催促自己向前走，順著隧道下去：回到我的顱骨裡，回到我的城堡中，迴歸我的私人放映室；回到自我的王座上，我身份的船錨上；回家。

但毫無反應。

我一直知道會有子彈打進我的大腦。這件事必定會發生——我掙了太多錢，享受了太多好運氣。在內心深處，我一直明白，遲早有一天，我的生活會被迫平賬。而我一直知道想殺死我的兇手會失敗，會讓我變得行動不便、失語失憶；逼迫我掙扎著讓自身恢復完整，逼迫我重新發現或重塑自我。

給我一個從頭開始生活的機會。

但這是幹什麼？這算是什麼樣的贖罪？

眼睛無論睜著還是閉著，我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分辨出全身的哪個部位在被針扎，從腳底到頭頂無一例外——但我皮膚的外表面，無論劃分得多麼清晰，都依然無法包裹我。

泰勒醫生給底下的我看酷刑折磨的照片，看幽默漫畫，看色情圖片。我畏縮，我微笑，我勃起——而我甚至都還不知道我在「看」什麼。

「就像大腦分裂的患者，」我沉思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正是這樣嗎？讓他們在一半視野中見到一幅圖，他們會做出相應的情緒反應，但無法描述他們見到了什麼。」

「你的胼胝體完好無損。洛韋先生，你不是腦裂患者。」

「不是水平方向——但垂直方向呢？」死寂般的沉默。我說：「我只是在開玩笑。我不能開玩笑嗎？」我看見她在寫字板上寫：負面影響。由於我居高臨下，因此毫不費力地「讀到」她的評語——但我沒有勇氣問她寫的是不是真是這個。

一塊鏡子被放在我的面前——等鏡子拿開，我發現我沒先前那麼蒼白和憔悴了。鏡子轉向上方的我，「給我看」我「所在」的地方，空空如也。但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有機會就用眼睛「掃視周圍」——我眼中的房間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穩定，越來越一致。我用聲音做實驗，用手指敲擊床沿，敲擊我的胸腔、下巴和頭部。我很容易就說服自己相信我的聽覺依然來自雙耳——聲音越靠近底下的器官，似乎就越響，和以前一樣——但也不難正確地解讀這些線索；我在右耳旁打響指的時候，聲音的來源顯然更接近耳朵，而不是我。

泰勒醫生終於允許我嘗試行走了。剛開始我很笨拙，連站都站不穩，陌生的視角害得我分神，但我很快就學會了從視野中摘取我需要的資訊（障礙物的位置），無視其他資訊。在我的身體穿過房間時，我跟著它移動，或多或少地懸浮在它的正上方，有時候稍微拖後或超前一點兒，但從來不會差太遠。說來奇怪，我的平衡感與我向下的視線之間並沒有衝突，前者在說我是直立的，後者「應該」（但沒有）提示我的身體在面對地板。這部分意義不知怎的被剝去了——它與我能「看見」自己直立的事實毫無關係。也許我真正的方向感是潛意識從我眼睛獲取的證據中直接得出的，我大腦受損的區域沒來得及破壞這部分資訊——就像我對「隱藏」物體的「超視覺」認知。

我確定我能走一公里，只是未必很快。我把身體放進輪椅，一個話少的勤雜工推著它（還有我）離開病房。剛開始，視角非自主的平滑移動讓我感到驚慌，但我慢慢地逐漸理解了：我畢竟能感覺到我的手放在輪椅扶手上，而輪椅貼著我的雙腿、臀部和後背——「部分」的我在輪椅裡，而我就像輪滑手那樣在俯視他的雙腳，因此我理當接受這麼一個概念：我的「其餘部分」與之相連，因此不得不跟著移動。穿過走廊，上斜坡，進出電梯，過彈簧門……我大膽地幻想自己溜走，在勤雜工右轉的時候左轉，但事實上，我無法想象該怎麼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拐上一條擁擠的步行道，它連線著醫院的兩個主要區域，結果我和另一個坐輪椅的病人並排前進——他和我年齡相仿，頭部同樣纏著繃帶。我思考他經歷了什麼和即將發生什麼——但此時此地似乎不適合就此找他攀談。從上方望去（至少在我看來），兩個穿病號服的頭部受傷患者幾乎難分彼此，我不由得心想：為什麼我更在乎這兩具軀體裡一具的遭遇，關心程度遠遠超過對另外一具的呢？既然我幾乎無法區分它們兩者，這一點為何如此重要呢？

我緊緊地抓住輪椅扶手——但按捺住衝動，沒有抬起手向我自己打訊號：這個是我。

我們最終來到了醫學影像科。我被固定在馬達驅動的檢查臺上，醫生向我的靜脈注射放射性物質雞尾酒，然後被引導送進由幾噸超導磁鐵和粒子探測器組成的頭盔裡。那玩意兒吞噬了我的整個頭部，但房間沒有立刻消失。與現實割裂的技術人員繼續忙著擺弄掃描器的控制系統——就像以前膠片電影時代的臨時演員在毫無說服力地假裝操縱核反應堆或星際飛船。這一幕漸漸淡出成黑色。

等我重新出來，眼睛已經適應了黑暗，有一兩秒，這個房間明亮得難以忍受。

「我們沒見過在相同位置發生病變的病例。」泰勒醫生承認，體貼地以一定角度拿著大腦的掃描圖，既讓我的眼睛看見，也讓我能夠具象化照片的內容。她堅持只對底下的我發表看法，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個不受寵的孩子——大人不搭理他，而是蹲著問泰迪好不好。

「我們只知道它是聯合皮質。負責高等級的感官資訊處理與整合。你的大腦在此處建構外部世界的模型以及你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從你的症狀來看，你似乎失去了與原初模型的聯絡，因此只能湊合著使用次級模型。」

「這都是什麼意思？原初模型，次級模型？我還是在用同一雙眼睛看東西，對吧？」

「對。」

「那我怎麼可能沒法兒像以前那樣看東西了呢？要是攝像機壞了，它只會產生有問題的影像，不會突然開始給你拍空中鳥瞰檢視。」

「別管什麼攝像機了。視覺和拍照完全不是一碼事，視覺是一種複雜的認知活動。視網膜上的光點圖案在被分析前沒有任何意義，所謂分析包括了從偵測邊緣、偵測活動、從噪聲中提取特徵、簡化和外推等的一切，一直向上到建構假想物體、用現實檢驗結果、對比記憶和期待……最終得到的不是你腦海的小電影，而是你關於外部世界的一組結論。」

「大腦把這些結論裝配成你周圍事物的模型。原初模型包括了你在任何一個給定時刻能看見的幾乎所有東西的資訊，但也僅止於此。它能最有效地利用視覺資訊，儘可能少地做出假定。因此它有很多優點——但不會僅僅因為資訊是通過你的眼睛採集的就會自動生成。另外，它也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模型。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建構其他模型，大多數人幾乎都能從任何一個角度想象所處的環境——」

我懷疑地大笑：「但不是我這樣的。沒人能想象出這麼清晰的景象。我以前也做不到。」

「有可能你重新部署了一些神經通路，而它們恰好是負責原初模型的強度——」

「我不想重新部署它們！我想要原初模型回來！」我猶豫了一下，臉上憂懼的表情嚇住了我自己，但我必須知道真相，「你能做到嗎——能修復損傷嗎？比如移植一段神經組織？」

泰勒醫生和藹地對我的泰迪說：「我們可以更換受損的組織，但醫學對那塊腦區的瞭解不夠深入，因此無法由顯微手術機器人直接修復。我們不知道該把哪些神經元連線起來，只能向受損位置注射未成熟的神經元，然後讓它們自己去形成連線。」

「但是……它們會形成正確的連線嗎？」

「最終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假如它們能成功，需要多少時間？」

「幾個月，至少。」

「我想聽聽其他人的意見。」

「沒問題。」

她同情地拍拍我的手，但離開時甚至沒看我一眼。

幾個月。至少。病房開始緩緩旋轉——非常慢，實際上它根本沒在真的轉動。我閉上眼睛，等待這種感覺過去。我見到的幻象不肯淡出，依然如故。十秒，二十秒，三十秒。我躺在底下的床上，閉著眼睛……但這並沒有讓我隱身，對吧？也不會讓外部世界消失。我這幻覺麻煩就麻煩在這兒：太他媽符合邏輯了。

我用掌根蓋住雙眼，然後用力按壓。發光三角形組成的拼貼畫從視野中央迅速擴張，構成灰色與白色的絢爛圖案，很快就吞沒了整個房間。

等我拿開雙手，殘像慢慢淡出，化作黑暗。

我夢見我在俯視我沉睡的身軀，然後飄走了，平靜而毫不費力地上升，來到高空中。我在曼哈頓上空飄蕩——然後是倫敦、蘇黎世、莫斯科、內羅畢、開羅、北京。我出現在時代精神廣播公司有分部的每一個地方。我用我的存在包裹這顆星球。我不再需要軀體。我與衛星一起繞地球轉動，我在光纖中穿梭。從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到貝弗利山的豪宅，我是時代精神——

我突然醒來，聽見自己在咒罵，然後才明白為什麼。

我意識到我尿床了。

詹姆斯從世界各地召喚來幾十位最頂尖的神經外科專家，安排另外十幾位為我做遠端診斷。他們對該如何正確解讀我的症狀爭論不休，但他們所推薦的治療手段大體而言都是一碼事。

於是，他們取出在最初手術中採集的我的少量神經元，通過基因手段恢復到胎兒狀態，刺激它在體內增殖，然後注射回受損位置。只做區域性麻醉；至少這次我多多少少能「看見」正在發生什麼。

接下來的那幾天裡——時間還太早，看不出治療的任何效果——我發現我在以快得可怕的速度適應現狀。我的協調能力逐漸改善，最終能夠在沒人幫忙的情況下完成大部分最簡單的任務了：吃飯和喝水、大小便、洗澡和刮臉——儘管視角異乎尋常，但這些從小做到大的日常慣例逐漸重新習以為常。剛開始，每次我洗淋浴的時候，總能瞥見倫道夫·默奇森（由安東尼·珀金斯扮演）偷偷溜進蒸汽瀰漫的浴室。

亞歷克斯來探望我，他終於能從時代精神新聞網莫斯科分部的繁忙事務中脫身了。我看著這一幕，這對不善言辭的父子奇異地觸動了我——另外，我也困惑於這種彆扭的關係為什麼會給我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惶惑。這兩個人並不親近，但這並不是世界末日。他們與另外幾十億人同樣不親近。但那並不重要。

到第四周結束的時候，我無聊得發狂，對幼稚的藏積木測試失去了耐性，但我的心理學家楊醫生堅持要我每天做兩次。擋住我視線的隔板被拿開之後，五塊紅色和四塊藍色積木會變成三塊紅色和一塊綠色，以此類推一千次……但並不比圖片裡的花瓶變成兩張人類側臉，或有間隙的圖案在對準盲點時神奇地自我填充更能摧毀我的世界觀。

泰勒醫生在我的脅迫下承認，她沒有理由不放我出院，但是——

「我還是希望能夠密切觀察你。」

我說：「我覺得這事兒我自己就能做到。」

我書房的地上鋪著一塊兩米寬的輔助螢幕，它連線著影片電話系統。就當是個殘疾人設施好了，但至少它去除了超視覺因素，讓我知道面前較小的螢幕上正在發生什麼。

安德里亞說：「還記得我們去年僱的那個創意團隊嗎？他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新概念——‘本該存在的膠片時代經典’。都是快要投拍的劃時代鉅作，但沒能在開發過程中活下來。他們打算從《三個竊賊》開始，那是好萊塢重製的《晚禮服》，施瓦辛格演德帕迪約的角色，導演是倫納德·尼莫伊或伊萬·雷特曼。營銷部已經做過模擬，顯示出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訂戶接受試播片段。費用也不會太高；我們已經擁有了所需要的大部分人員的模仿權。」

我操縱我的木偶點頭。「聽上去……很不錯。還有什麼需要討論的嗎？」

「只有一件事了。《倫道夫·默奇森的人生故事》。」

「有什麼問題嗎？」

「受眾心理部不肯通過最新一版的劇本。我們不能去掉默奇森刺殺你那段，太廣為人知了——」

「我沒說過要去掉那段。我只希望劇本里別提到我手術後的情況。洛韋遇刺，洛韋活了下來。好好一個殘害搭車客的故事，沒必要用一個次要角色的神經性後遺症去擾亂它。」

「對，當然沒必要——但問題不在這兒。問題在於，假如故事裡有刺殺那段，就必須提到刺殺的原因，也就是那個迷你劇……而受眾心理部說觀眾不會喜歡這種程度的自身影射。就時事新聞而言，沒問題——節目是它自己的主題，主持人的行為就是新聞——這是理所當然的，人們已經習慣了。但紀實劇不一樣。你不能使用虛構敘事風格——告訴觀眾你可以安全地投入情感，這僅僅是娛樂，不會真的影響他們——然後突然插入一個指涉，就指向他們正在觀看的那個節目。」

我聳聳肩。「好的，我懂了。既然沒辦法繞過去，那就砍掉這個專案吧。我們可以接受，能承擔損失。」

她點點頭，不太高興。我相信這是她想聽到的決定，但不該如此輕而易舉地做出。

她結束通話電話後，螢幕變得空白，房間裡一成不變的景象很快就變得單調。我把輸入訊號切換成有線電視，掃了一遍包括時代精神廣播網及其主要競爭者在內的幾十個頻道。整個世界都在底下供我凝視，從最近的蘇丹饑荒到某國內戰，從紐約的人體彩繪時尚遊行到英國議會遭炸彈襲擊的血腥結果。這是整個世界——更準確地說，世界的一個模型：部分真實，部分猜測，部分是我成真的心願。

我向後靠在椅背上，直到我能向下俯視我的眼睛。我說：「我受夠了這個鬼地方。咱們出去走走。」

我望著雪粉在被呼嘯的陣風吹走前染白我的肩膀。冰冷的人行道上空無一人。在曼哈頓的這塊區域，即便是最舒適的天氣，似乎也不再會有人步行去任何地方，更不用說像今天這樣的日子了。我只能勉強分辨出四個保鏢的身影，他們在我的前方和後方，位於我的視野邊緣。

我希望一顆子彈打進我的頭顱，我希望被摧毀和重生，我想要一條通往救贖的神奇道路，結果我得到的是什麼？

我抬起頭，一個衣衫襤褸、鬍子拉碴的流浪漢在我身旁出現。他在人行道上跺著腳，抱著自己的身體，瑟瑟發抖。他沒有說話，但我停下了腳步。

我底下的一個男人穿得很暖和，裹著厚實的大衣和套鞋。另一個人穿著磨破的牛仔褲、破舊的飛行員夾克和滿是破洞的棒球鞋。

兩者的對比過於荒謬。穿得很暖和的男人脫掉大衣，遞給瑟瑟發抖的男人，然後繼續向前走。

而我心想：對《菲利普·洛韋的人生故事》來說，這一幕豈不是很美妙？

美國男演員，在電影《驚魂記》中貢獻了經典的浴室殺人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