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個簡單的夢。我夢見我有一個名字，一個單獨不變的名字，屬於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麼，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夠了。
我在鬧鐘即將響起時醒來（我時常這樣），所以我能夠伸出手，在鬧鐘開始尖叫的那個瞬間關掉它。我身旁的女人沒有動彈，我希望鬧鐘也不是為她上的。房間裡冰冷刺骨，一片漆黑，只有床頭鐘的紅色數字在慢慢進入焦點。三點五十分！我輕聲呻吟。我是誰？垃圾清運工？送奶工？我的身軀感到痠痛和疲憊，但這說明不了什麼。最近，每一具身軀都痠痛而疲憊，無論它的主人是什麼職業、收入和生活方式。昨天我是個鑽石商人，算不上百萬富翁，但差得不遠；前天我是砌磚工人；大前天我賣男裝。每次從溫暖的被窩裡爬起來的感覺都差不多。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床邊閱讀燈的開關。我開啟燈，女人翻了個身，喃喃道：「約翰尼？」但她依然閉著眼睛。我第一次有意識地進入這個宿主的記憶；有時候我能撞上一個經常使用的名字。琳達？有可能。琳達。我無聲地比著嘴型，望著柔軟的棕色亂髮幾乎遮住她的睡臉。
這個場景（即便不是這個人）熟悉得令人欣慰。男人深情地望著熟睡的妻子。我低聲對她說：「我愛你。」而我是認真的。我愛的不是這個特定的女人（我幾乎無法窺見她的過往，也不可能分享她的未來），而是一個綜合性的女人，今天的組成部分剛好是她——那是我陰晴不定、變化無常的伴侶，我的愛人由百萬個偽隨機的詞語和手勢構成，它們之所以能裝配在一起，僅僅是因為我的注視，除我之外，沒人瞭解她的全部。
在我浪漫的年輕時代，我時常會猜測：我這一類人不可能只有我一個吧？會不會還有一個像我一樣的人，但每天早晨在不同的女人身體裡醒來？為我選擇宿主的神秘因素會不會同時作用於她，把我們兩個人拉到一起，讓我們日復一日地待在一起，每天把我們共同從一對宿主轉移到另一對宿主體內？
這不但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真的。上次（近十二年前）我精神崩潰，開始吐露不可思議的真相時，宿主的妻子沒有用釋然和認同的叫喊打斷我，坦白和我一模一樣的事實。（事實上，她幾乎毫無反應。我以為她會覺得我的咆哮令人恐懼，會造成創傷；以為她會立刻斷定我是個危險的瘋子。恰恰相反，她短暫地聽了一會兒，似乎發現我說的話要麼非常無聊，要麼完全不可理解，於是非常明智地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讓我一個人待著了。）
不但不是真的，甚至根本不重要。對，我的愛人有一千張臉；對，每一雙眼睛的背後都是另一個靈魂。但我依然能在我對她的記憶中找到（或者想象出）諸多統一的模式，與其他男人或女人在他們對最忠誠的終身伴侶的觀念中能夠找到（或者想象出）的一樣。
男人深情地望著熟睡的妻子。
我從毯子底下爬出來，在寒冷中站了一會兒，瑟瑟發抖，我掃視整個房間，想趕緊動起來，讓身體溫暖點兒，但難以決定首先該做什麼。這時我看見抽屜櫃上扔著一個錢包。
駕駛執照說我叫約翰·弗朗西斯·奧萊裡。出生於1951年11月15日——所以我比上床時大了一個星期。儘管我時常會做白日夢，希望我醒來時年輕了二十歲，但這對我來說和對其他人來說一樣不可能。據我所知，在這三十九年裡，我所有的宿主都出生於1951年11月或12月。我也沒有過出生或現居於這座城市之外的宿主。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從一個宿主跳到另一個宿主身上去的，但既然一切過程都必定擁有一定的預期有效範圍，那麼我的地理侷限性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兒以東是沙漠，以西是大海，以南和以北都是漫長的荒蕪海灘，城鎮之間的距離對我來說遠得不可跨越。事實上，我似乎從沒接近過市區外圍，仔細想來，這也不足為奇：假如西面有一百個潛在的宿主，東面有五個，那麼跳向一個隨機選擇的宿主就不可能方向隨機了。人口眾多的市中心對我來說是某種統計學上的地心引力。
至於宿主年齡和出生地點的限制，我沒想到過任何足夠可信的理論能讓我相信超過一兩天的時間。十二三歲的時候很容易就能想到一兩個，我可以假裝我是什麼外星王子，邪惡的敵人想要謀取我在宇宙中的遺產，把我囚禁在地球人的身體裡。壞蛋肯定在1951年年末往城市供水裡加了什麼東西，孕婦喝了下去，使她們沒出生的孩子成了我不知情的獄卒。近些年來，我接受了自己恐怕永遠不可能知道答案的事實。
但有一點我能確定：這兩個限制對我目前擁有的接近健全神智的東西來說都必不可少。假如我在年齡完全隨機的身體裡「長大」，或者宿主散佈於世界各地，每天我都必須適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我懷疑我甚至不可能存在——從這麼混亂的經歷中不可能誕生人格（但話又說回來，一個普通人很可能會對我相對穩定的出身擁有類似的看法）。
我不記得我曾經當過約翰·奧萊裡，這一點不太尋常。這座城市裡只有六千個三十九歲的男人，其中大約一千人出生於十一月或十二月。三十九年是一萬四千多天，因此，寄生到一個我從未寄生過的人身上的機率極小。而在我的記憶中，我造訪大部分宿主都已經不止一次了。
作為一個外行，我大致研究過統計數字。任何一個潛在的宿主，平均一千天左右（四捨五入算三年好了）就會被我寄生一次。但不重複任何一個宿主的平均期待時間只有區區四十天（目前的平均數其實更低，只有二十七天，很可能是因為部分宿主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寄生）。我剛算出這個結果的時候，覺得它自相矛盾，但那僅僅是因為平均數不代表完整的情況；所有重複寄生中的一小部分發生在幾周而不是幾年內，而決定我的速率的正是這些異常頻繁的重複寄生。
在市中心的一個帶密碼鎖的金庫保管箱裡，我存放了過去這二十二年的歷史記錄，包括自1968年以來，八百多名宿主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不久以後，等我寄生了一個能抽出時間的宿主，我真的必須租一臺有資料庫軟體包的電腦，把這些玩意兒都轉移到磁碟上；那樣一來，我做統計測算就能快上一千遍了。我不指望會發現什麼震古爍今的秘密。即便我在資料裡發現了什麼偏差或模式，那又能怎樣呢？能告訴我什麼真相嗎？能改變任何東西嗎？不過，做做這種事似乎也沒壞處。
錢包旁有一堆硬幣，底下露出——上帝保佑！——半張帶照片的通行證。約翰·奧萊裡是珀爾曼精神病院的勤雜工。照片拍到了淺藍色制服的一部分，我開啟他的衣櫃，制服就在眼前。不過我覺得這個身體現在更需要的是洗個澡，於是沒有先穿衣服。
屋子很小，裝修得很樸素，但非常乾淨，修繕得相當好。我經過多半是兒童臥室的房間，但門關著，我沒去開門，免得吵醒任何人。來到客廳，我在電話簿裡查到珀爾曼精神病院，然後在街道手冊裡查到地址。我已經記住了執照上的家庭住址，精神病院離這兒不遠，我盤算出一條路線，在清晨的這個鐘點，走過去用不了二十分鐘。我還不知道我的排班從幾點開始，但肯定不會早於五點。
我站在衛生間裡刮臉，盯著我從沒見過的這雙棕色眼睛看了一會兒，不禁注意到約翰·奧萊里長得可一點兒也不差。這是個空泛的念頭。值得慶幸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以相對平靜的態度接受了我忽好忽壞的相貌，但以前並不是這樣的。我十幾歲和二十出頭的時候有過幾次神經質大發作，情緒會在高昂和低落之間劇烈搖擺，具體如何取決於我對最新得到的軀體的感受。在被迫離開某個格外好看的宿主之後（當然了，我會盡可能地拖延，夜復一夜地不肯睡覺），我往往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妄想與其重逢，要是能留下就最好不過了。就算是個過得一塌糊塗的普通青少年，他也知道他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他天生的身體。但我無福消受這樣的慰藉。
最近我更在乎的是健康，但這和擔憂相貌一樣徒勞。鍛鍊身體和注意飲食對我來說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些行為會被現實稀釋一千倍。「我的」體重、「我的」身材、「我的」烈酒和菸草消耗量，都無法通過我本人的主動行為來改變——它們是大眾健康的統計數字，哪怕是最細微的改變，也需要極為昂貴的廣告活動來推動。
洗完澡，我照著通行證照片的樣子梳頭，希望那不是我以前的造型。
我光著身子回到臥室裡，琳達睜開眼睛，伸了個懶腰；見到她，我立刻勃起了。我幾個月沒做過愛了，幾乎每個宿主似乎都在我抵達前的那個晚上把自己搞了個腰痠腿軟，因此會在接下來的兩週時間內毫無興趣。顯而易見，這次我轉運了。琳達抬起胳膊抓住我。
「我會遲到的。」我反對道。
她扭頭看了一眼鬧鐘。「胡說。你六點才上班。要是你在家裡吃早飯，而不是繞道去那個油膩膩的卡車司機店，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都不必出門。」
她的指甲尖得令人愉快。我任憑她把我拽向床邊，然後俯身輕聲說：「知道嗎，我想聽的正是這個。」
我最早的記憶是我母親虔敬地抱著一個正在哭喊的嬰兒給我看，說：「看，克里斯！這是你的小弟，他叫保羅！他是不是很漂亮？」我無法理解這都是在折騰什麼。兄弟姐妹就像寵物或玩具；他們的數字、年齡、性別和名字，全都像傢俱和牆紙一樣變來變去。
父母似乎是例外；這兩個人的相貌和舉止會改變，但至少名字總是相同的。我自然而然地以為，等我長大了，我的名字就會變成「爸爸」，這個猜測每次都會引來大笑和忍俊不禁的贊同。我大概以為我的父母本質上和我一樣；他們的變身比我的更加極端，但他們的一切都比我的大，因此這完全說得通。我一直認為昨天和今天的他們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樣的；就定義而言，我的母親和父親是兩個成年人，會做特定的一些行為：責備我，擁抱我，送我上床睡覺，逼我吃噁心的蔬菜，諸如此類。他們站起來有一英里高，你不可能看不見他們。他們偶爾會有一個人不在，但從來不會超過一天。
過去和未來不是問題；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對這兩者的本質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昨天」和「明天」與「很久很久以前」沒什麼區別——未來獎賞承諾的破滅從未使我感到失望，所謂歷史事件的描述也從未讓我感到困惑，因為我把這些說法都當作蓄意的虛構。別人經常指責我「說謊」，我想當然地以為那只是給不夠有意思的故事貼上的標籤。比一天更古老的記憶顯然是一文不值的「謊言」，因此我會盡我所能忘記它們。
我確定自己活得很快樂。世界就像一個萬花筒。每天我都有新的住處要探索，還有不同的玩具、玩伴和食物。有時候我的膚色也會改變（見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幾乎總是選擇和我一樣的膚色，我感到非常興奮）。偶爾，我醒來時是個女孩兒，但到了一定的時候（好像是四歲左右），我開始為此煩惱，過後沒多久，這種事就忽然不再發生了。
我在移動，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從一具軀體到另一具軀體，我對此毫不懷疑。我會改變，我的家會改變，還有其他屋子，還有我周圍的街道、店鋪和公園，它們都會改變。我偶爾會和父母一起去市中心，但那裡在我的概念中不是一個固定地點（因為每次都是沿不同路線去的），而像太陽或天空，是世界的一個固定特徵。
上學是充滿困惑和痛苦的漫長時期的開始。儘管學校大樓、教室、老師和其他孩童與我所處環境中的其他東西一樣變來變去，但節目單顯然不像我住的房子和家裡的親人那麼豐富。去相同的學校，走不同的路線，頂著不同的名字和麵孔，這讓我感到苦惱，同時我逐漸意識到我的同班同學在複用我以前的名字和麵孔——還有，更糟糕的是，我必須被迫接受他們以前的名字和麵孔——我因此心煩意亂。
如今我已經接受了這個世界觀，與之共處多年以後，我有時候會難以理解在學校裡的第一年為什麼還不足以幫我認清現實——直到我回想起通常要相隔數週才會見到同一間教室，而我在上百所學校之間隨機地來回跳躍。我沒有日記或記錄，腦海裡也沒有課表，因此我甚至無法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人訓練我使用那套科學方法。就連愛因斯坦推匯出相對論的時候，也遠遠不止六歲。
我向父母隱瞞了我的不安，但我受夠了別人把我的記憶當作謊言。我試過和其他孩子討論那些經歷，結果引來的是嘲笑和敵意。一段時間的打架和發脾氣之後，我變得越來越含蓄。父母會說什麼「你今天真安靜」，日復一日，向我證明了他們究竟有多麼遲鈍。
現在回頭再看，我能學到任何知識都是個奇蹟。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確定我的閱讀能力有幾分真的屬於我，又有幾分來自我的宿主。我確定我掌握的詞彙會跟我一起轉移，但更底層的功能——例如掃視頁面和識別字母與單詞的能力——似乎每天都不太一樣。（開車與之類似。幾乎所有宿主都有駕駛執照，但我本人連一節課都沒上過。我瞭解交通法規，認識擋位和油門，但我從沒嘗試過在沒摸過方向盤的軀體裡開車上路——這肯定會是個很好的實驗，但這樣的軀體往往沒有私家車。）
我學會了閱讀。我還學會了速讀：要是我沒在翻開一本書的當天讀完它，接下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我恐怕都沒法兒再次拿起這本書了。我讀了幾百本冒險小說，這些書裡的男女主角全都有日復一日陪伴他們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寵物。每本書給我造成的傷害都比上一本大一丁點兒，但我沒有停止閱讀，我無法放棄一種希望——我翻開的下一本小說一開頭就說：「一個男孩兒在陽光燦爛的清晨醒來，思考他到底叫什麼名字。」
一天我看見父親在查街道手冊，儘管我很害羞，但還是問了他那是什麼。我在學校裡見過地球儀和全國地圖，但從沒見過街道手冊。他指給我看我們家、我的學校和他的工作地點，後兩者都在詳細的街道地圖上，也在封二的全市索引圖上。
當時有一個品牌的街道手冊壟斷了市場。每個家庭都有一本，接下來幾周的每一天，我都逼著父親或母親給我講解索引圖上的各種地點。我成功地把許多內容刻在了記憶裡（有一次我試過用鉛筆做標記，心想標記說不定會留在手冊這個永恆不變的神奇物品上，但事實證明它們和我在學校裡寫和畫的所有東西一樣轉瞬即逝）。我知道我在追尋某種重要的知識，然而我在一個不變的城市裡不同地點之間移動的概念依然未能成形。
之後沒過多久，我叫丹尼·福斯特的時候（現在是一名電影放映員，美麗的妻子叫凱特，我把我的處男之身交給了她，但未必是丹尼的），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八歲生日。我完全不理解生日的概念；有幾年我連一個生日都沒有，有幾年我會過兩三次。過生日的孩子叫查理·麥克布萊德，在我看來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但父母買了件禮物讓我帶上（一把塑膠玩具衝鋒槍），開車送我去他家；我對此沒有任何決定權。等我回到家裡，我央求父親在街道地圖上指給我看我去了什麼地方、車走了什麼路線。
一週後我醒來時，帶著查理·麥克布萊德的臉，外加他家，他父母、弟弟、姐姐和各種玩具，與我在生日派對上見到的一模一樣。我拒絕吃早飯，直到我母親給我看我們家在街道地圖上的位置，但我已經知道她會指向哪裡了。
我假裝出門去學校。我弟弟太小，還沒上學，而我姐姐太大，不肯被人看見和我走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我通常會隨大溜跟著其他孩子穿街過巷，但那天我沒有這麼做。
我依然記得去生日派對的一路上見到的地標。我迷路了幾次，但我堅持沿著我見過的道路向前走。我的幾十個支離破碎的小世界開始互相關聯，這讓我既振奮又恐懼。我以為自己正在揭開什麼巨大的陰謀，我以為每個人都在蓄意隱瞞生存的秘密，而我終於即將戰勝他們所有人。
但是，等我來到丹尼家時，我感覺到的並不是勝利，而是孤獨、受騙和惶惑。無論有沒有揭開陰謀，我都依然是個孩子。我坐在門前臺階上哭。福斯特太太急忙出來，叫我查理，問我母親去哪兒了，我是怎麼來的，我為什麼不上學。我大罵這個骯髒的騙子，她和她們其他人一樣，也曾經假裝是我的母親。她打了幾通電話，家裡人開車帶我回家，接下來的大半天我把自己關在臥室裡，不肯吃東西，不肯說話，不肯為我不可原諒的惡劣行為辯解。
那天晚上，我偷聽到我的「父母」在討論我，事後回想，他們應該是在安排我去見一名兒童心理學家。
可惜我最終沒能去成。
過去這十一年裡，我的白天總是在宿主的工作場所度過。這當然不是為了宿主；比起三年缺勤一天，我在工作中捅出婁子更有可能害得他被解僱。怎麼說呢，上班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如今的身份。每個人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定義自己。我是個職業偽裝者，薪水和工作條件可以不固定，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的天職。
我試過為自己建構獨立的生活，但我一直沒能真的成功。我年輕得多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沒有結婚），會給自己制定學習目標。正是在那段時間裡，我開始租用保管箱——為了存放學習筆記。我在本市的中心圖書館學習數學、化學和物理，但只要它們在任何一科開始變得難懂，我就會找不到動力逼著自己學下去。有什麼意義呢？我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家。至於如何揭開我所處困境的本質，答案顯然不可能存在於館藏的任何一本神經生物學教科書裡。坐在涼爽安靜的閱覽室裡，耳畔只有空調催人入眠的嗡嗡聲，每當我不再一眼就能看懂面前的文字或公式，我就會一頭扎進白日夢。
有段時間，我上了大學本科物理學的函授課程。我在郵局租了個信箱，把鑰匙存放在保管箱裡。我念完了那門課，成績相當不錯，但沒人能聽我吹噓我的成就。
那之後不久，我交了個瑞士的筆友。她在學習音樂，是小提琴手，我說我在本地的大學學習物理。她寄給我一張照片，後來我等寄生到了一個最好看的宿主，也寄了張照片給她。我們定期互相寫信，每週一封，超過一年。一天，她寫信說她要來找我，詢問我的生活細節，好安排兩個人見面。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麼孤獨過。要是我沒寄過那張照片，至少還能見到她一天。我可以和我唯一的知心朋友面對面交談，共同度過一整個下午，全世界只有她真的瞭解我——不是我的某一個宿主，而是我本人。我立刻停止寫信，也不再租用信箱了。
我也考慮過自殺，但那相當於謀殺，而且很可能只會迫使我跳向另一個宿主，兩個因素加起來，構成了有效的威懾。
自從把童年的混亂和苦悶拋在腦海後，大體而言，我總是儘量公平地對待我的每一個宿主。有些日子我會失控，做出給他們造成麻煩或尷尬的事情（我還從手頭寬裕的宿主那兒拿了些現金存放在保管箱裡），但我從沒蓄意傷害過任何人。有時候我幾乎覺得他們知道我的存在，希望我過得好，但所有的間接證據——從寄生間隔較短時盤問妻子和朋友的結果來看，前後銜接良好的記憶掩蓋了丟失的那些日子——都證明宿主們甚至不知道曾經喪失自我，更不用說有機會猜測原因了。至於我對他們的瞭解，哦，有時我會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見到愛和尊重，有時會見到我應當欽佩的成就的實際證據——有個宿主寫了一部小說，是關於他在越戰期間經歷的黑色喜劇，我讀過並樂在其中；還有一個在閒暇時製作望遠鏡，他精心製作了一臺三十釐米口徑的牛頓式反射望遠鏡，我用它觀測了哈雷彗星——但宿主的人數實在太多了。到我去世的時候，我只能在二三十個零散的日子裡窺視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我開車繞著珀爾曼精神病院的周界轉了一圈，看哪些窗戶亮著燈、哪些門開著以及有什麼明顯的活動。醫院有數個出入口，有明顯向大眾開放的正門，有鋪著長毛絨地毯的門廳和拋光紅木的接待臺，也有一道生鏽的金屬彈簧門，通向兩座建築物之間鋪著瀝青的骯髒空間。我把車停在街上，免得佔據了我沒資格享用的車位。
我緊張地走向一道門，希望我應該從那兒進去。在第一次被同事看見之前那可怕的幾秒鐘裡，我害怕得胃疼，然後突然間，想要後退比先前困難了一百倍——不過往好的一面看，繼續向前就容易了一百倍。
「約翰尼，早上好。」
「早上好。」
我們短暫打招呼的時候，說話的護士沒有停下，而是與我擦肩而過。我希望能通過社交親和力的強度搞清楚我所處的位置，與我共度時間最多的人問候我的時候應該不只點點頭和三個字。我沿著走廊溜達了一小段路，儘量習慣橡膠底的鞋子踩著油氈地面的嘎吱聲音。突然，一個粗啞的聲音叫道：「奧萊裡！」我轉身看見一個年輕男人，他身穿和我一樣的制服，在走廊裡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他眉頭緊鎖，雙臂不自在地伸直，面頰抽搐。「閒逛！偷懶！又被我逮住了！」他的行為太怪異了，我有一瞬間以為他是一名患者。某個對我懷恨在心的變態狂殺了另一個勤雜工，偷走他的制服，馬上就要掏出血跡斑斑的斧子了。但隨後他鼓起面頰，站在那兒瞪著我，我突然醒悟了過來。他沒有發瘋，只是在模仿某個咄咄逼人的肥胖上司。我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臉蛋，就像在戳氣球，趁機靠近他看通行證上的名字：拉爾夫·多皮塔。
「你嚇得跳了三尺高！我都不敢相信！所以我終於弄對了他的聲音！」
「還有他的臉。不過你運氣好，生下來就這麼醜。」
他聳聳肩。「你老婆昨晚不是這麼說的。」
「你喝醉了。那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媽。」
「我是不是經常說你就像我的父親？」
沿著走廊繼續走，經過了許多個似乎毫無意義的拐彎，最後來到放眼望去都是不鏽鋼和蒸汽的廚房，另外兩個勤雜工無所事事地站在一旁，三個廚子正在做早餐。熱水不斷流進一個水槽，托盤和餐具叮叮噹噹碰撞，脂肪遇熱發出噝噝聲，失靈的排風扇發出難聽的怪聲，因此你幾乎不可能聽見別人說話。一個勤雜工學雞扇翅膀，然後做了個手勢——一隻手指著上方，在頭頂上擺動，像是把整座建築物都包括在內了。「雞蛋都夠餵飽——」他喊，其他人大笑，於是我跟著他們一起笑。
過了一會兒，我跟著他們來到廚房旁邊的儲藏室，我們每個人推了一輛手推車。一塊木板上釘著四張套著透明塑膠膜的患者名單，一個病區一張，按房間號碼排列。患者的名字旁是小小的圓形彩色貼紙，顏色有紅藍綠三種。我一直等到只剩最後一張才伸出手。
早餐一共有三種：培根雞蛋配吐司、麥片和類似嬰兒食品的黃色稀糊，按受歡迎程度降序排列。我的名單上紅色貼紙比綠色多，只有一個藍色，但當我看見四張名單掛在一起的時候，我很確定綠色加起來比紅色多。我按這個假設把食物裝上手推車，抽空掃了一眼拉爾夫的名單，上面的貼紙幾乎全是綠色，他的手推車上的東西證實了我對編碼的猜想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