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時間，馬丁廣場和往常一樣，擠滿了狂亂的人群。我緊張地掃視一張張臉。那個時刻就快到了，而我甚至還沒看見艾莉森。1時27分14秒。我會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犯錯嗎？尤其是現在，我對錯誤的認知還記憶猶新。但是，知不知道不會造成任何區別。它當然能影響我的心境，會影響我的行動——但我清楚地知道那種（以及其他每一種）影響會產生什麼結果：我要寫下我讀到的東西。
我不需要擔心的。我低頭看手錶，1:27:13變成了1:27:14，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轉過去，當然是艾莉森了。我從未在現實中見過她真人，但我很快就會耗費一個月的頻寬份額去送回一張巴恩斯利壓縮的快照。我猶豫片刻，然後說出我的臺詞（老實說，非常糟糕）：「很高興在這兒遇到你。」
她微微一笑，我忽然忘乎所以了，幸福使我頭暈目眩——與我在日記裡說的一模一樣，自從我九歲時第一次翻到這一天的記錄以來，我已經讀過了上千次；今天發生的事與我那天晚上在終端上描述的必定一模一樣。但是（拋開事先知道不談），我感受到的除了狂喜還有可能是其他嗎？我終於遇到了我將與之度過一生的女人。前方有五十八年的時光等待我們共同度過，我們一直到最後都會深愛彼此。
「所以，咱們去哪兒吃午飯？」
我微微皺眉，思考她是不是在開玩笑——也想知道我為什麼會允許自己產生最微不足道的一點兒懷疑。我猶豫著說：「弗爾維奧餐廳吧。你沒有……？」但當然了，她對這頓飯的瑣碎細節都毫無概念；而我會在2074年12月14日欽慕地寫下：a專注於重要的事情，從不讓自己因為瑣事而分心。
我說：「好的，食物不會按時做好；他們會搞亂時間表，但——」
她豎起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然後俯身親吻我。有一瞬間，我震驚得什麼都做不了，只能像雕像似的傻站在那兒，但過了一兩秒鐘，我開始回吻。
嘴唇分開時，我愣愣地說：「我不明白……我以為咱們剛……我——」
「詹姆斯，你的臉紅了。」
她說得對。我尷尬地嘿嘿笑。真是太荒唐了：我們會在一週後做愛，而我已經知道了每一個細節——然而這一個出乎意料的吻卻讓我心慌意亂加不知所措。
她說：「走吧。也許食物不會按時做好，但咱們在等待時有很多話可說。我只希望你沒有在事前全都看完，否則這段時間你會過得非常無聊。」
她拉住我的手，領著我向前走。我跟著她，依然心潮澎湃。去餐廳的半路上，我終於憋出了一句：「剛才——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
她大笑：「不知道。我沒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訴自己。我喜歡時不時來點兒小驚喜。你不是嗎？」
她輕鬆自如的態度刺痛了我。她從不讓自己因瑣事而分心。我搜腸刮肚思考該怎麼說；這整個交談對我來說都是未知數，而我除了閒聊實在不擅長臨場發揮。
我說：「今天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一直以為我會盡可能仔細和完整地寫下一切。我是說，我會把我們見面的時間記錄下來，精確到秒。我無法想象今晚等我坐下來，竟然會隻字不提我們的初吻。」
她捏了捏我的手，然後湊近我，假裝密謀地說：「但你會的。你知道你會的。而我也會的。你非常清楚你會記錄什麼和漏掉什麼——事實上，那個吻將永遠是咱們倆的小秘密。」
弗朗西斯·陳不是第一個搜尋時間逆流星系的天文學家，但他是第一個從太空中這麼做的天文學家。在所有重要的研究工作都轉移到月球背面（相對）無汙染的真空區域之後很久，他依然在遍佈太空垃圾的近地軌道上用一臺小型儀器巡天。幾十年來，某些高度推測性的宇宙學理論認為，我們有可能瞥見宇宙未來重新收縮的景象，而在那個階段，所有的時間箭頭都會逆轉。
陳把一個光子探測器充電到飽和狀態，然後在天空中尋找一個不會讓它曝光的區域——以可識別影像的形式讓畫素放電。來自普通星系的光子經過普通望遠鏡的集光，會在光電聚合物陣列上以電荷圖案的形式留下標記；而時間逆流星系則要求探測器失去電荷，發射出的光子離開望遠鏡，踏上前往未來宇宙的漫長旅程，被數百億年後的恆星吸收，為推動它們從消亡迴歸誕生的核反應過程貢獻一點兒微不足道的力量。
陳宣佈他的實驗獲得了成功，但迎接他的幾乎是眾口一詞的懷疑——人們有權懷疑，因為他拒絕分享他所發現的座標。他只舉辦過一場新聞釋出會，我看過錄影。
「假如你把未充電的探測器對準那東西，會發生什麼？」一個困惑的記者問。
「你不能。」
「不能是什麼意思？」
「假如你把探測器指向普通的光子源。除非探測器失靈，否則最終它肯定會帶電。聲稱‘我要把探測器暴露在光子下，而它最終會不帶電’是毫無意義的。荒唐得可笑，因為它不可能發生。」
「對，但是——」
「現在逆時間來看這整件事。假如你把探測器對準時間逆流的光子源，它必定會是事先帶電的。」
「但假如你在曝光前徹底給探測器放電，然後……」
「對不起。你做不到。就是不能。」
沒過多久，陳退隱江湖，過上了自我封閉的生活——但他的研究工作是政府出資的，而他嚴格遵守了審計的要求，因此他所有的筆記在各種存檔中都有副本。過了快五年，新的理論模型讓他的主張變得更受歡迎，這才有人想起來去挖掘他的筆記；座標終於公開之後，十幾個團隊只花了幾天就證實了他最初的結果。
大部分相關的天文學家在這時放棄了這個課題，但有三個人堅持下去，得出了符合邏輯的結論：
假設有一顆小行星在數千億公里外湊巧擋住了地球到陳氏星系之間的視線。在這個星系的時間軸上，在近地軌道上觀測到這次掩星之前（或者說在最後一個擦過小行星的光子抵達之前）會存在半小時左右的延遲。而我們的時間軸方向是相反的，這個「延遲」對我們來說會是負數。我們會認為光子源是探測器，而不是星系——但探測器依然必須在小行星穿過視線前半小時內停止發射光子，這樣探測器才會只在光子能直接抵達目的地時發射它們。因與果；探測器必須有失去電荷和發射光子的理由——即便這個原因存在於未來。
用一個簡單的電子快門代替不可控也不太可能存在的小行星；用一組鏡子摺疊視線，將實驗規模縮小到可控的尺度——從而允許你並排放置快門和探測器；用手電筒照射鏡子裡的自己，你就會得到一個來自過去的訊號；用來自陳氏星系的光做相同的事情，這個訊號就來自未來。
哈扎德、卡帕爾迪和吳在太空中安放了一對相距數千公里的鏡子。他們通過多重反射得到了長度超過兩光秒的光路。他們在這個「延遲」的一端安裝了一臺瞄準陳氏星系的望遠鏡，在另一端安裝了一臺探測器（光學意義上的「另一端」，物理上說，它和望遠鏡就在同一顆人造衛星上）。在他們最初的實驗中，望遠鏡配有一個快門，由少量的某放射性同位素「不可預測」的衰變所觸發。
電腦記錄下了快門的開關序列和探測器的放電時間。對比兩組資料之後，不出預料地發現兩者的模式是相匹配的。當然只有一點除外，探測器在快門開啟前兩秒開始放電，在關閉前兩秒中止放電。
隨後，他們用手動控制取代了同位素觸發器，輪流嘗試改變不可更改的未來。
幾個月後，哈扎德在採訪中說：「剛開始，這只是某種反常的反應時間測試，但不是綠燈亮時你必須按下綠色按鈕，而是儘可能去按紅色按鈕，反之亦然。而剛開始，我真的相信我是在‘服從’訊號，原因僅僅是我無法約束我的反射，去做違背本能那麼‘困難’的事情。回想起來，我知道那只是在合理化現實，但當時我真的深信不疑。於是我讓電腦交換了規則，但當然毫無用處。每次屏顯說我要開啟快門了——無論它是如何表述這個事實的——我都會去乖乖開啟。」
「這讓你有什麼感覺呢？沒有靈魂？機器人？宿命的囚徒？」
「不。剛開始只是覺得……我手笨。不協調。手笨得不管多麼努力，都沒法兒按下錯誤的按鈕。然後，過了一段時間，整件事開始顯得完全……正常了。我不是在‘被迫’開啟快門，而是在我想開啟快門的時候開啟它，並且觀察結果——是的，在事件發生前觀察它，但這似乎不再重要了。在我知道我會開啟它的時候想要‘不開啟’它，這就像試圖改變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一樣荒唐。無法重寫歷史會讓你感到‘沒有靈魂’嗎？」
「不會。」
「這完全是相同的道理。」
擴充套件裝置的量程很容易。通過讓探測器自身在反饋迴路中觸發快門，兩秒鐘可以變成四秒鐘、四小時或四天。理論上，四個世紀也沒問題。真正的難點是頻寬。遮擋或不遮擋陳氏星系的視線，一次都只能編碼一個位元組的資訊，而且快門的閃動頻率還不能太快，因為探測器需要近半秒的時間才能失去足夠的電荷，明確地發出訊號供未來曝光。
儘管目前這一代哈扎德儀器的光路長度已經達到一百光年，但頻寬依然是個問題。它的探測器由數百萬個畫素構成，每個畫素都足夠敏感，能夠以兆波特的速率進行調變。這個巨大容量基本上被政府和大公司佔用，目的始終沒有公之於眾，而且他們還想獲得更高的波特率。
不過，作為一項與生俱來的權利，地球上的每個人每天都分配到了一百二十八個位元組的頻寬。使用最高效的資料壓縮演算法，一百二十八個位元組能夠編碼大約一百個單詞；雖說還不足以描述未來的微觀細節，但足以對一天內的大事做個總結了。
一天一百個字，一生三百萬個字。我的最後一條日記是在2032年收到的，離我出生還有十八年，離我去世一還有百年。學校裡教的是下一個千年的歷史：饑饉和疾病的結束，民族主義和種族滅絕的結束，貧窮、偏執和迷信的結束。輝煌的時代就在前方。
假如我們的後代說的是實話。
婚禮大體而言就是我所知道的那個樣子。伴郎普里亞的一條胳膊掛在吊帶上，因為他今天凌晨遭遇了搶劫——十年前我們在高中認識時曾因為此事開過玩笑。
「但要是我不去那條巷子呢？」他說笑道。
「那就讓我來替你打斷吧。你可不能分流我的婚禮！」
分流是兒童的幻想，是青少年劣等rom的主題。分流是你齜牙咧嘴、渾身冷汗、咬牙切齒、拒絕參與你知道一定會發生的不愉快事情時發生的事情。在那些rom裡，在純粹的精神訓練和情節發展的偉力作用下，不討人喜歡的未來會被魔術般地轉移去另一個平行宇宙。喝特定品牌的可樂似乎也有幫助。
在現實生活中，隨著哈扎德儀器的出現，犯罪、自然災害、工業與交通事故以及多種疾病所致的死亡和傷殘率確實急劇下降，但這些事件並沒有被預測和自相矛盾地被「避免」，它們只是在來自未來的報告中變得越來越少——事實證明，這些報告與來自過去的報告一樣可靠。
不過，少量「看似可避免」的悲劇依然存在，明知自己會捲入其中的人以不同方式做出反應：有些愉快地嚥下他們的命運；有些在夢遊所謂的信仰中尋求安慰（或麻醉）；極少數人屈服於rom裡一切願望都能得到實現的幻想，一路踢打尖叫著走向終點。
當我如期在聖文森特醫院的急診室裡見到普里亞時，他渾身是血，顫抖不已。如同預言中的那樣，他的胳膊斷了。襲擊者還用瓶子折磨了他，割破了他的雙臂和胸部。我站在他的病床邊，頭暈目眩，開過的所有愚蠢玩笑隨著胃酸一起湧上來，嗆得我難以呼吸，我無法擺脫那種罪惡感。我騙了他，騙了我自己——
醫生給他注射止痛藥和鎮靜劑的時候，他說：「詹姆斯，我不會多說什麼的。我不會描述情況有多麼可怕，我不想嚇死小時候的我。你也最好別亂說。」我使勁點頭，發誓說我不會的；這當然是多此一舉，但我可憐的朋友已經在說胡話了。
到了總結當天大事的時候，我盡職地重複了我對朋友遇襲的輕鬆描述，早在我認識他之前，我就記住了這段話。
盡職？還是僅僅因為這個迴圈已經閉合，因為我別無選擇，只能寫我已經讀到的內容？還是……兩者都對？歸納動機是個奇怪的活兒，但我確定它一向如此。知道未來並不等於我們已經被踢出了塑造未來的方程式。有些哲學家還在嘮叨「自由意志的喪失」（我猜他們也控制不了自己），但我一直沒能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定義，能告訴我他們認為這個有魔力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未來從來都是已決定的。除了每個人獨特而複雜的遺傳因素和過往經驗，還有什麼能夠影響人類的行為？我們的本質決定了我們的行為——我們還有可能要求什麼更巨大的「自由」呢？假如「選擇」不是絕對基於因果關係，那決定其結果的又是什麼呢？難道是大腦裡的量子噪聲產生的無意義的隨機偽訊號？（這個理論曾經風行一時——在量子不確定性被證明僅僅是古老的時間對稱世界觀下的人工造物之前。）或者被稱為靈魂的神秘學理念？但假如是這樣，究竟是什麼在支配它的行為呢？形而上學的法則和神經生理學的法則一樣充滿漏洞。
我認為我們沒有失去任何東西；正相反，我們得到了我們從來沒有過的唯一一種自由：我們現在的本質不但由過去塑造，也由未來塑造。我們的生活就像被撥動的琴絃一樣在共鳴，時間中向前和向後流動的資訊在碰撞之下形成了駐波。
資訊，還有反資訊。
艾莉森趴在我的肩膀上看我打字。「你肯定是在開玩笑吧。」她說。
我的回應是按下檢查按鈕——這是個毫無必要的擺設，但從未阻止過任何人去使用它。我剛剛輸入的文字百分之百符合已經收到的版本（人們討論過要自動化整個過程——傳送必須傳送的文字，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預——但一直沒人這麼做，所以這也許是不可能的）。
我點選儲存，把今天的日記燒錄在晶片上，我死後不久它就會被髮送出去，然後我說——麻木地、愚蠢地（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是我提醒了他呢？」
她搖搖頭。「那你就已經提醒他了。但事情依然會發生。」
「也許不會。為什麼生活的結果不可能比日記更好或更壞？為什麼結果不可能是我們捏造了整件事，而他根本沒有受到攻擊？」
「因為就是不可能。」
我在寫字檯前又坐了一會兒，瞪著我無法撤回和永遠不可能撤回的文字。但我的謊言是我承諾會說的謊言，我做了正確的事情，對吧？多年來我一直知道我會「選擇」寫什麼——但這並沒有改變一個事實：決定這些文字的不是「命運」，也不是「宿命」，而是我的本質。
我關掉終端，起身開始脫衣服。艾莉森走向衛生間。我對著她的背影喊道：「咱們今晚會做愛嗎？還是不做？我的日記裡沒說。」
她大笑：「詹姆斯，你別問我。是你堅持要記錄這種事情的。」
我坐在床上，心煩意亂。這畢竟是我們的新婚之夜，我當然能讀懂潛臺詞。
但我一直不太擅長臨場發揮。
2077年的澳大利亞聯邦選舉是五十年來各方選票最接近的一次，在未來近一個世紀內也將是如此。十幾名獨立候選人（包括一個新的無知異端的三名成員，這個派別名叫「上帝避開他的視線」）實現了權力的平衡，但確保政府穩定運轉的交易早已達成，熬過四年任期不在話下。
我猜這場選戰也是近期記憶或短期預期中最激烈的一次。即將成為反對黨領袖的競選人不厭其煩地列舉新總理將會打破的承諾；後者則利用對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財長期間造成的爛攤子的統計資料來進行反駁。（經濟學家還在爭論將要到來的大衰退的原因。大多數人聲稱那是20世紀90年代大繁榮「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而市場以其超越時間的無窮智慧，將會/已經選擇所有可能的未來中最好的一個。就我個人而言，我懷疑這無非證明了即便能預見未來，對於無能，我們依然毫無辦法。）
我常會思考政客說話時會想什麼，自從他們的父母第一次向他們展示未來—歷史的rom並解釋了以後會發生什麼後，他們就知道了自己會說什麼。普通人無法承擔回送動態影片的頻寬，只有值得關注的角色才要被迫面對他們人生的詳細記錄，而不留任何模稜兩可或轉彎抹角的餘地。當然了，攝影機也會撒謊——數字影片造假是全世界最簡單的事情——但絕大多數時候，它們沒有撒謊的動機。人們發表（看似）慷慨激昂的選舉演說，儘管他們知道這麼做其實並沒有任何意義，而我對此也不覺得驚訝；我讀過相當多的過去歷史，明白政治這東西一向如此。然而我還是很想知道，他們在採訪和辯論、國會質詢和黨內會議上對口型的時候，腦子裡究竟在思考什麼。而這些景象被拍攝成高解析度的全息影像並送回過去，他們事先知道自己會說的每一個音節、會做的每一個手勢，會不會覺得自己淪為了被扯動著抽搐的木偶？（不過即便是這樣，情況恐怕也還是一成不變。）或者，自我合理化還是一如既往地順暢和高效？畢竟，每天晚上我在填寫日記的時候，同樣受到嚴格的約束，但我（幾乎總是）能夠找到足夠好的理由，寫下我知道我會寫下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