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奈米尺寸的機器和基本物理定律並無相悖之處，而這一技術的持續發展，對於人類社會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甚至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一場革命。所以，社會因子和技術因子是緊密相連的，這一點後面我也會討論到。
我們不僅需要這種神奇的奈米機器在未來被開發出來，而在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人類還必須有能力存活下來。仔細想想，這其實有點兒難：奈米技術一旦失控，對人類的威脅是無可估量的。它既能打造出致命病毒，引發疾病，也能炮製出吞噬所有人類的怪物。奈米科技同核物理一樣，都是那種普羅米修斯式的現代科技，都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無限的恐怖。
在我看來，人類至少要花上五十年，甚至是一個世紀，才有可能發展出可以修復冷凍損傷細胞的奈米技術。當然，被冷凍的一個好處是：你哪兒也不會去，等待對你來說並不算什麼。
由於其較大的不確定性，我認為技術水平會成熟，同時人類也能倖存下來的機率是t=0.5。
另外，未來社會還得願意將科技應用在人體冷凍事業上。若我們不屈服於某種自閉的「當下中心主義」，並且不再被20世紀的「某些權威」所羈絆，我們很可能就會有足夠的文化驅動力，去搞定奈米技術在人體冷凍上的應用。畢竟，很大程度上這也對治療正常的、活生生的人有很大幫助。因此，我認為文化驅動力機率為e=0.9。
接下來，關鍵性的問題來了，未來人類會買賬嗎？最開始的幾位復甦者，可能會受邀登上22世紀的脫口秀節目。那些被冷凍的名人也大都會有同樣的待遇。難道你不願意花一點錢和本傑明·富蘭克林來一次對話嗎？他可是第一個構想如何儲存人體、並在日後喚醒的美國人。或者說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他是在做冷凍動物實驗的時候，感染肺炎而送命的。但是，假如有一萬個人體冷凍者正等著被喚醒的話……
這是一個核心的、難以評估的問題。人道主義者會說，從道德角度來講，把錢花在活人身上，永遠優先於花在那些被冷凍的「冰棒」身上。
到那時候，這種觀點會成為主流嗎？或者說，奈米技術會讓人體復甦的成本因子c大幅度降低，便宜到不再是問題嗎？這兩個問題你都可以去探索一下，而科幻作家已經在這樣做了。
考慮到上述的不確定性，我認為成本因子是c=0.5。
我們還得考量一個確實難以預料的因子h，表示未來人類的不確定性。未來，一些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可能會崛起，而他們可能會將人體冷凍視為異端。畢竟，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詭異的、斯蒂芬·金式的點子了。
另外，未來人類還可能對過往歷史不聞不問，儘管我認為這不太可能。要知道，整個世界都在關注1991年在阿爾卑斯山上找到的冰凍人。這位四千年前的居民被奇蹟般地儲存了下來，人們投入了大量經費，用於檢查他的身體、衣服以及隨身物品，這將告訴我們他那個時代的很多事，但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無法做到讓他開口說話，而在未來，一個被喚醒的冷凍者卻可以開口說話。
或者，會有其他大事件佔據整個未來社會的注意力，使得冷凍和死亡變得不值一提。也許人類未來會對技術喪失興趣，也許基督時代會再次降臨，甚至外星人的到來讓人類一夜之間消失無蹤——可能性是無限的。
但在我看來，這些都不怎麼可能會發生，加上我對人性非常樂觀，所以，未來人類依然會在意被冷凍者的機率相當大，我認為也許高達h=0.9。
也就是說，技術方面的機率乘起來是tech=0.5×0.9×0.5×0.9=0.2。
好了，在所有這些因子都討論結束後，我們終於可以來看看最終結果了。人體冷凍會成功將你傳送到一個高科技未來、讓你在震驚中眨巴眨巴眼睛的機率是——
met×soc×tech=0.07
七個百分點。
我「信服」這個數字嗎？當然不。這一結果是非常粗糙的。而整個計算過程只在於幫助我們理清思路，而非提供絕對可靠的結論。有些人會指責說，這些數字上的估算是不可救藥的騙局，在這些極為不確定且難以量化的問題上，誰也無法做到精確。確實如此。但在這裡，我的目的只在於利用一些簡單的算術來進行評估，進而制訂一些計劃。
歷史上，是科幻小說發明了人體冷凍。畢竟，人體冷凍是人們對於未來的一種主張。
人體冷凍首次出現在尼爾·r.瓊斯1931年發表在《驚奇故事》裡的一篇科幻小說中[.指《詹姆士衛星》一文。文中，詹姆士教授在侄子的幫助下，讓其遺體死後儲存在了一艘飛船中，併發射到了太空。四千萬年後，飛船被外星人發現，故事由此展開。
]。羅伯特·埃廷格博士受此啟發，在1964年《永生的未來》中闡述了這一主張的細節。之後，人類冷凍的概念曾出現在克利福德·西馬克1976年的《從天堂召回他們所為何事？》、弗雷德里克·波爾1969年的《貓步時代》，以及其他無數的太空故事之中。比方說，《2001：太空漫遊》就曾利用人體冷凍來長時間運輸船員；弗雷德里克·波爾是人體冷凍的狂熱倡導者，甚至曾現身《約翰尼·卡爾森秀》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羅伯特·海因萊因在《進入盛夏之門》中，也將人體冷凍作為跨越歲月長河的一部分；拉里·尼文甚至生造了「屍冰棒」這個詞，用以描述那些尚未被喚醒的冷凍者。所有這些故事都在討論人體冷凍技術的長期效應。
不過，即使是那些經常使用這個概念進行創作的科幻作家（比如西馬克和海因萊因），也未曾做出過接受——按照人體冷凍者的說法——暫存身體這一安排的決定。據我所知，沒有哪一位科幻作家曾公開支援人體冷凍事業，查爾斯·普萊特[.曾是科幻作家、記者和電腦程式設計師。目前，他是多個人體冷凍組織的領導者之一。
]除外。還有一個特例是阿瑟·c.克拉克，多年以前，他曾為一起案件遞交過一份證詞。當時有專家認為，人體冷凍沒半點可能性，且不會促進任何醫學或科學的進步，克拉克駁斥了這種觀點，認為「秉持這一觀點的人不僅無能，而且應該為自己阻礙社會進步而感到羞愧——正如上個世紀那些以‘違抗大自然’為由，反對麻醉技術或者無菌技術的醫生一樣」。
既然內心有強烈的興趣，可為什麼這些科幻作家並沒有來一場賭博呢？也許賺不到很多錢的作者會認為：這是一項風險過高的投資。那麼，為了更好地進行資料上的討論，我們暫時將人體冷凍單純看作是一項投資，它會有足夠高的回報嗎？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一個人究竟值多少錢。大多數美國人會工作五十年，而目前美國的平均年薪大約是兩萬到三萬美元。也就是說，他們一輩子會掙到大約一百萬到兩百萬美元。
要評估一項投資，一個簡單的方法是用成功的機率（我們之前得出了這個數字：7%）乘上可能的回報（按被喚醒後可以掙來一百萬美元計算），然後和人體冷凍需要投入的金額進行比較。前者的結果是七萬美元，而這個數字，差不多就是目前人體冷凍的價格。（人體冷凍者生前購入人身保險，被冷凍之後，他將以保險金的形式繼續支付冷凍費用。所以，資金並不是一次性投入的。）
而對於真正有志於投身這場賭博的人來說，人體冷凍的目的其實並不是金錢，而是時間——獲得一場未來的人生。而評估這場賭博是否合理，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用人類目前的平均壽命（大約七十五年）做除法，被除數是甦醒後他們在未來可能繼續存活的時間——也許又是另一個七十五年。不過，如果人體解凍技術屆時已經存在了，那麼人類的壽命能長達好幾個世紀也說不定。這樣一來，此人增加的年歲和當下他人生長度的比值就是二（一百五十年除以七十五年）。當然，結果還可能更高。
前文，我們已經計算出人體冷凍的成功率為7%。而哪怕這一機率僅有1%，你對未來時間的投資也有著2×1%=2%回報，那麼，在這場賭博中，投入你2%左右的時間，都是合理的。而你利用這2%的時間所賺得的金錢（按人生總收入一百萬美元計算），也至少有兩萬美元了。這筆收入就可以用於你支付人體冷凍的費用。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投入自己2%的時間（比如說每天投入半個小時）去為人體冷凍這項事業奔走。這可以作為你的一項愛好，去了解形形色色有趣的人，去享受這一切。而大多數人在浴室中待的時間都比這要長。
接下來，我們來試著切換一下視角。畢竟，機率估算給出的應該是一個大致的範圍，而非7%這樣一個平均數值。那麼，身份的轉變會對機率產生什麼影響呢？這麼說吧，若是我化身為一位言之鑿鑿的樂觀主義者，我就絕對會去修正前文提到的技術因子，甚至可能將這一數值提高到tech=0.9。這樣的話，冷凍人體成功的機率最終就會高達29%。
這對我來說，是可能性的上限。相反，我若是化身為一個滿臉愁容的悲觀主義者，對於未來社會的悲觀，會影響我對社會因子的評估，這一數值可能會降至soc=0.05。那麼，冷凍人體成功的機率就會一下子降到一個百分點以下了。
所以，成功率在1%到30%之間，對我來說都是合理的。
像1%這樣的低機率的出現，是因為我們綜合了太多因素。每一項因素的數值都看似合理，可相乘起來就會得到機率相當低的結果。不過研究表明，若是評估一系列事件的走向，大眾心理總是傾向於樂觀。人們不會去像我們這樣將大問題細化，而是會去積極尋找有利的跡象。這似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
利用這次簡單的機率估計，我在前文羅列了人體冷凍需要考量的一些影響因子。其實，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一系列相互獨立的影響因子，是否真的可以用來拼湊出對未來可能性的預測呢？
實際上，這些影響因子從來都不是獨立的，尤其是社會因子，會更加容易受到其他因子的影響。比方說，一旦技術因素向好，大眾就會改變對人體冷凍的態度。而未來將擁有更長壽命的這一願景，會讓人類社會更加趨於穩定，從而使o值增大。人體冷凍公司會得到更多的投資，於是c值上升。而把這一切細化成幾個因子，是在把冷凍者和全體人類命運繫結的前提下考量的，而事實很可能不是這樣。
在我的經驗中，人體冷凍學家是一群執著且能幹的人。他們掌握著很多科技，即使社會秩序全面崩潰，他們也會付出極大的努力，將冷凍者們繼續暫存起來。他們也的確曾這樣做過。1980年代末期，警察突襲了阿爾科——一家人體冷凍公司——要求其交出最近被冷凍的一位患者以供屍檢。而幾位偷偷溜走的職員悄悄藏起了這位「病人」的軀體，直到阿爾科公司成功趕走了警察和律師。這其間，警察將公司的五位職員拖進了監獄，而且幾乎搜查了阿爾科辦公大樓的每一處角落。
若是我們要分析這整個事件，那麼最好要警惕，正是科技因子和社會因子的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構成了其中最大的不確定性。技術樂觀主義者也許認為：人體冷凍從技術上說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了，但社會因子會去阻礙整體機率的上升，使其最終達到平衡狀態。
當然，數字不能說明一切。雷·布拉德伯裡曾說過，他對任何一瞥未來的機會都很感興趣，但是當真正涉及人體冷凍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這需要和自己深愛的所有事物一一告別。如果身邊沒有他的妻子、兒女，以及朋友的陪伴，未來還有什麼意義呢？不，他告訴我，他絕不會擁抱這個選項。而另一位人體冷凍技術的狂熱支援者，前文提到的弗雷德里克·波爾，也因為類似的原因，拒絕了免費提供給他的冷凍機會。
實際上，當一個人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這些羈絆本都是不存在的。況且，為什麼非要假定其他人不會和他一起加入冷凍計劃呢？就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鄰里效應」對大眾生活的影響：成年人和自己的社會關係、風俗習慣聯絡格外緊密，以至於如果你將他從固有的生活軌道中猛然拽出來，後果將是比死亡更加嚴重的精神創傷。一個人當然更習慣於身處自己所屬的時代。但在我看來，任何一位普普通通的移民者，都要去面對相同的挑戰，並且他們也都成功地挺了過來。
如果你也持有這種觀點，那麼任何數值上的討論都沒法阻止你投入人體冷凍這項事業。然而，對於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並不會把未來拿去投入一場哪怕是理性的賭博，因為一個人的未來，正被更加深層次的感情因素所羈絆。
因此，任何對未來進行量化的思考都不能不考量這一點。我們深陷時代、文化和地域的城池，從來不可能拋開自我的成長背景、價值觀和個人視角，單單隻考慮機率的高低。總的來說，這些才是我們最為珍視的一切，這些才是使我之所以為我、獨一無二的原因。
文章的最後，請允許我這麼說，人體冷凍至少有一個確鑿無疑的優點：它允許一個人帶著些許希望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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