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出拇指，從她下巴抹去一顆淚珠，就在她的胎記上方。

「我沒跟你說，」索拉雅說，眼裡泛著淚花，「那天夜裡，我爸爸掏出一把槍。他告訴……那人……說槍膛裡有兩顆子彈，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槍打死他，然後自殺。我尖叫著，用各種各樣的話罵我爸爸，跟他說他無法將我鎖上一輩子，告訴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來，淚水沾滿嘴唇。「我真的對他那麼說，說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帶回家時，我媽媽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來了。她在說話，可是我一句也沒聽清，因為她口齒不清，說話含混。於是我爸爸將我帶回我的房間，令我坐在化妝鏡前面，給我一把剪刀，不動聲色地叫我把頭髮都剪下來。我剪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看著。」

「一連好幾個星期，我都沒有出門。而當我走出去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裡，我都能聽到有人竊竊私語，或者那是想像出來的。四年過去了，那個地方離這兒三千英里，而我還能聽到這些話。」

「讓他們去死。」我說。

她破涕為笑，說：「提親那夜，我在電話裡把事情告訴你，原以為你會改變主意。」

「沒有什麼能改變，索拉雅。」

她微笑起來，握住我的手。「能夠找到你我真幸運。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讓我們永遠別提這個了，好嗎？」

「好的。」

我親親她的臉頰，駛離路邊。我邊開車邊尋思自己何以與眾不同。也許那是因為我在男人堆中長大，在我成長的時候，身旁沒有女人，從未切身體會到阿富汗社會有時對待女人的雙重標準。也許那是因為爸爸，他是非同尋常的阿富汗父親，依照自己規則生活的自由人士，他總是先看社會規範是否入情入理，才決定遵從還是拒絕。

但我認為，我不在乎別人的過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我自己也有過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後不久，索拉雅和我搬進弗裡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離將軍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幾條街。索拉雅的雙親給我們買了棕色的沙發，還有一套日本產的三笠瓷器sup/sup，作為喬遷之禮。將軍還額外送我一份禮物，嶄新的ibm打字機。他用法爾西語寫了一張字條，塞在箱子裡面：

親愛的阿米爾：

我希望你從這鍵盤上發現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裡將軍

我賣掉爸爸的大眾巴士，時至今日，我再也沒回到跳蚤市場去。每逢週五，我會開車到墓地去，有時，我發現墓碑上擺著一束新鮮的小蒼蘭，就知道索拉雅剛剛來過。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變得波瀾不興，像例行公事。我們共用牙刷和襪子，交換著看晨報。她睡在床的右邊，我喜歡睡在左邊。她喜歡鬆軟的枕頭，我喜歡硬的。她喜歡像吃點心那樣幹吃早餐麥片，然後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聖荷塞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維爾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輪班看守太陽谷某家傢俱倉庫。工作極其無聊，但也帶來相當的好處：下午六點之後，人們統統離開，倉庫的沙發堆至天花板，一排排蓋著塑膠覆膜，陰影爬上它們之間的通道，我掏出書本學習。正是在傢俱倉庫那間瀰漫著松香除臭劑的辦公室，我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說。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著進了聖荷塞州立大學，主修教育，這令她父親大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幹嗎要這樣浪費自己的天分，」某天用過晚飯後，將軍說，「你知道嗎，親愛的阿米爾，她念高中的時候所有課程都得優秀？」他轉向她，「像你這樣的聰明女孩，應該去當律師，當政治科學家。並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獲自由之後，你可以幫忙起草新的憲法。像你這樣聰明的年輕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們甚至會讓你當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縮，繃緊了臉。「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結了婚的婦女。還有，他們也需要教師。」

「誰都可以當教師。」

「還有米飯嗎，媽媽？」索拉雅說。

在將軍找藉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後，雅米拉阿姨試著安慰索拉雅。「他沒有惡意，」她說，「他只是希望你出人頭地。」

「那麼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說他有個當律師的女兒。又是一個軍功章。」索拉雅說。

「胡說八道！」

「出人頭地，」索拉雅不屑地說，「至少我不喜歡他，當人們跟俄國佬幹仗，他只是坐在那兒，乾等塵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機而入，去要回他那個一點也不高貴的官職。教書也許清貧，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愛的，順便說一下，它比領救濟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說還休：「要是他聽到你這麼說，以後再也不會跟你搭腔了。」

「別擔心，」索拉雅不耐煩地說，將紙巾丟在盤子裡，「我不會傷害他那寶貝的尊嚴。」

1988年夏季，俄國人從阿富汗撤軍之前約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說，講述父與子的故事，背景設在喀布林，大部分是用將軍送的打字機寫出來的。我給十幾家出版機構寄去徵詢信。8月某天，我開啟信箱，看到有個紐約的出版機構來函索取完整的書稿，我高興得呆住了。次日我把書稿寄出。索拉雅親了那包紮妥當的書稿，雅米拉阿姨堅持讓我們將它從《可蘭經》下穿過。她說要是我書稿被接受，她就會替我感謝真主，宰一頭羊，把肉分給窮人。

「拜託，別宰羊，親愛的阿姨。」我說，親了親她的臉頰。「只要把錢分給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別殺羊。」

隔了六個星期，有個叫馬丁·格林瓦特的傢伙從紐約給我打電話，許諾當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訴了索拉雅：「僅僅有了代理機構，並不意味著我的書能夠出版。如果馬丁把小說賣掉，我們到時再慶祝不遲。」

一個月後，馬丁來電話，說我就要成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說家。我告訴索拉雅，她尖叫起來。

那天晚上，我們做了豐盛的晚飯，請來索拉雅的父母，以示慶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飯糰——米飯包著肉丸——和杏仁布丁。將軍眼裡泛著淚花，說他為我感到驕傲。塔赫裡將軍和他妻子離開之後，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買的昂貴幹紅葡萄酒，索拉雅和我舉杯相慶。將軍不贊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時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讓我感到很驕傲，」她說，舉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會為你驕傲。」

「我知道。」我說，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靈。

等到夜闌人靜，索拉雅入睡——酒精總是讓她睡意矇矓——之後，我站在陽臺，吸著冰涼的夏夜空氣。我想起拉辛汗，還有那鼓勵我寫作的字條，那是他讀了我寫的第一個故事之後寫下的。我想起哈桑。總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會成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經說。全世界的人都會讀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過這麼多美好的事情，這麼多幸福的事情，我尋思自己究竟哪點配得上這些。

小說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讓我到五個城市籤售。就在那年，俄國佬的軍隊從阿富汗撤得乾乾淨淨。那本來應該是阿富汗人的光榮。可是，戰亂繼續，這次是內戰，人民聖戰者組織sup/sup和納吉布拉sup/sup傀儡政權之間的鬥爭。阿富汗難民依舊如潮水般湧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在所有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遺忘。而塔赫裡將軍，俄國人撤軍曾讓他燃起希望，又開始給他的懷錶上發條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個孩子。

想到自己要當父親，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開心，又沮喪又興奮。我在想，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父親呢？我既想成為爸爸那樣的父親，又希望自己一點都不像他。

但一年過去了，什麼都沒發生。隨著月經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來越沮喪，越來越焦躁，越來越煩惱。等到那時，原先只是旁敲側擊的雅米拉阿姨也變得不耐煩了。「好啦！我什麼時候能給我的孫子唱搖籃曲啊？」將軍永遠不失普什圖人風範，從來不過問——提起這些問題，意味著試探他女兒和一個男人的性生活，儘管這個男人跟他女兒結婚已經超過四年之久。但每當雅米拉阿姨問起孩子，讓我們難為情的時候，他總是眼睛一亮。

「有時生孩子需要花一點時間。」某天夜裡我對索拉雅說。

「一年了，可不是一點時間，阿米爾！」她冷冷說，聲音完全像變了一個人，「肯定有問題，我知道。」

「那麼我們去看看大夫。」

羅森大夫大腹便便，臉蛋圓潤，一口細牙齒相當整齊，說話稍微帶點東歐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對火車情有獨鍾——他的辦公室到處都是跟鐵路歷史有關的書籍、火車頭模型，還有各種照片：鐵軌上的火車穿過如黛青山或者橋樑。他的桌子上方懸掛著一條標語：生命如火車，請上車。

他替我們出謀策劃。我先做檢查。「男人簡單些。」他說，手指在紅木辦公桌上輕輕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頭腦：簡單，很少出人意外。你們女士就不同了……這麼說吧，上帝造你們的時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懷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對夫婦，都要扯這套管道理論。

「我們真幸運。」索拉雅說。

羅森大夫大笑，不過笑聲聽上去很假。他給我一張測試紙和一個塑膠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檢。我們握手作別。「歡迎上車。」他說，請我們出去。

我通過了測試。

接下來幾個月，索拉雅不斷做檢查：基礎體溫，抽血檢查每一種所能想像得到的荷爾蒙，某種叫「子宮黏液測試」的檢查，超聲波，更多的血檢，更多的尿檢。索拉雅還接受了「宮腔鏡」檢查——羅森大夫將顯微鏡插進索拉雅的陰道，進行檢視，他沒發現異常。「管道很乾淨。」他一邊脫掉橡膠手套，一邊宣佈。我希望他別這樣稱呼——我們又不是浴室！檢查統統結束之後，他解釋說他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懷不上小孩。而且，很顯然，這並不罕見。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來是治療期。我們服用一種叫「克羅米芬」的藥物，索拉雅還定期給自己注射「尿促性素」。這些全沒效，羅森大夫建議我們考慮體外受孕。我們收到一封來自「健康維護組織」sup/sup的信函，措辭禮貌，祝我們好運，並說恕不替我們支付那筆費用。

我們動用我那本小說的預付金支付了治療費用。體外受孕繁瑣冗長，令人沮喪，最終也沒有成功。好幾個月在候診室翻閱諸如《時尚好管家》、《讀者文摘》之類的雜誌之後，穿過無數紙袍、走進一間間點著熒光燈的冰冷無菌檢查室之後，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談論我們性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後，無數次注射、探針和採集精子之後，我們回去找羅森大夫和他的火車。

他坐在我們對面，用手指敲著桌子，第一次用了「收養」這個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著回家。

我們最後一次去拜訪羅森大夫之後那個週末，索拉雅把這驚人的訊息告訴她父母。我們坐在塔赫裡家後院的燒烤椅子上，烤著鱒魚，喝著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個黃昏。雅米拉阿姨已經給她的薔薇和新種的金銀花澆過水，它們的芳香混雜著烤魚的味道。她已經兩次從椅子上伸出手，去撫摸索拉雅的頭髮。「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許事情不是這樣的。」

索拉雅一直低頭看著她的雙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厭倦了這一切。「大夫說我們可以收養一個。」她低聲說。

聽到這個，塔赫裡將軍抬起頭來，給烤爐蓋上蓋子。「他真的這麼說？」

「他說那是個選擇。」索拉雅說。

在家裡我們已經就收養交換過意見，索拉雅並不想那麼做。「我知道這很蠢，也許還有些虛榮，」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說，「可是我止不住這個念頭。我總是夢想，我可以把孩子擁在懷裡，知道我用血水養了他九個月，我夢想有一天，我看著他的眼睛，吃驚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夢想那嬰兒會長大成人，笑起來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沒有……這有錯嗎？」

「沒有。」我說。

「我很自私嗎？」

「不，索拉雅。」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那麼做……」

「不，」我說，「如果我們打算那麼做，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有任何動搖，並且，我們的意見必須一致。要不然對孩子不公平。」

她把頭靠在車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發。

當時將軍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關於收養……這件事，我不知道對我們阿富汗人來說是否合適。」索拉雅疲憊地看著我，幽幽嘆氣。

「首先，他們長大成人，想要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他說，「你們對此不能抱怨。你們操勞多年，所做全為了他們，有時候，他們會離家出走，去尋找給他們生命的人。血緣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萬不能忘記。」

「我不想再談論這個話題了。」索拉雅說。

「我再說一件事。」他說。我察覺到他激動起來了，我們聽到將軍的一番高談闊論：「這裡就拿親愛的阿米爾來說吧。我們都認得他的父親，我在喀布林之時，便認得他的祖父是什麼人，還認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們問起，我可以坐下來，細數他好幾代祖先。這就是為什麼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來提親，我不假思索就應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瞭解你祖上的歷史，也不會要你當他的媳婦。血緣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們收養別人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將誰的血帶進家門。」

「現在，如果你們是美國人，這不成問題。這裡的人們為了愛情結合，家族和祖輩根本不起作用。他們收養孩子也是這樣的，只要嬰兒健康，每個人都很高興。但我們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魚烤好了嗎？」索拉雅說。塔赫裡將軍眼睛盯著她，他拍拍她的膝蓋。「高興點吧，就為你身體健康，還有個好丈夫。」

「你怎麼想呢，親愛的阿米爾？」雅米拉阿姨問。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著水。「我同意將軍大人的看法。」

將軍很滿意，點點頭，走回烤架去。

我們都有不收養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將軍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許在某個地方，有某個人，因為某件事，決定剝奪我為人父的權利，以報復我曾經的所作所為。也許這是我的報應，也許這樣是罪有應得。也許事情不是這樣的。雅米拉阿姨說。或者，也許事情註定是這樣的。

幾個月後，我們用我第二部小說的預付款作為最低首期付款，買下一座漂亮的維多利亞式房子，有兩個臥房，位於舊金山的巴諾爾山莊。它有尖尖的屋頂，硬木地板，還有個小小的後院，盡頭處有一個曬臺和一個火爐。將軍幫我重新擦亮曬臺，粉刷牆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們搬得這麼遠，開車要一個半小時，特別是她認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愛護和支援——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憐憫讓索拉雅難以承受，這才決定搬家。

有時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聽著紗門在和風吹拂下開開關關，聽著蟋蟀在院子裡鳴叫。我幾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宮裡的虛空，它好像是個活著的、會呼吸的東西。它滲進我們的婚姻，那虛空，滲進我們的笑聲，還有我們的交歡。每當夜闌人靜，我會察覺到它從索拉雅身上升起，橫亙在我們之間。像新生兒那樣，睡在我們中間。

【註釋】

ustadsarahang（1924～1983），阿富汗歌星。

husseinbintalal（1935～1999），1953年至1999年在位。

raga，印度的一種傳統音樂。

johnnycarson（1925～2005），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mikasa，日本出產的高檔瓷器品牌。

mujahedin，1979年在美國的幫助下成立的民族激進組織，抗擊蘇聯軍隊；後來成長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勢力。

mohamednajibullah（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統，1992年辭職。

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美國的預付費醫療組織，最初出現於20世紀30、40年代之間，1973年美國通過《健康維護法案》，自此這種醫療保障制度得到全國性的法律支援。參與hmo的人通常預先支付若干費用，即可得到免費醫療和康復服務，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說中的體外受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