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我父親曾經在俾路支sup/sup赤手空拳，和一隻黑熊搏鬥。如果這是個關於別人的故事，肯定有人會斥之為笑話奇談。阿富汗人總喜歡將事物誇大，很不幸，這幾乎成了這個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噓說他兒子是醫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經在高中的生物學測驗中考了個及格的分數。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從來沒人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倘使有人質疑，那麼，爸爸背上那三道彎彎曲曲的傷痕就是證據。記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著爸爸那次搏擊的場面，甚至有時連做夢也夢到了。而在夢中，我分不清哪個是爸爸，哪個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颶風先生」，這隨後變成遠近聞名的綽號。這個綽號可是名副其實。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圖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著濃密的小鬍子，捲曲的棕色頭髮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樣不羈；他雙手強壯，似乎能將柳樹連根拔起；並且，就像拉辛汗經常說的那樣，黑色的眼珠一瞪，會「讓魔鬼跪地求饒」。爸爸身高近2米，每當他出席宴會，總是像太陽吸引向日葵那樣，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裡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蓋住頭，但爸爸的鼾聲宛如轟轟作響的汽車引擎，依然穿牆越壁而來，而我們的房間中間還隔著客廳呢。媽媽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個房間？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見到我的媽媽，我還有一長串問題要她解答呢。

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歲的樣子，爸爸決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訴我的。他說爸爸親自設計施工圖，儘管他根本沒有半點建築經驗。人們對此表示懷疑，勸他別犯傻，僱個建築師得了。當然，爸爸拒絕了，人們大搖其頭，對爸爸的頑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們又開始搖頭了，不過這次是帶著敬畏，對他成功的法門稱讚不已。恤孤院樓高兩層，位於喀布林河南岸，在雅德梅灣大道旁邊，所耗資費均由父親自己支付。拉辛汗說爸爸獨力承擔了整個工程，工程師、電工、管道工、建築工，這些人的工錢都是爸爸支付的。城裡的官員也抽了油水，他們的「鬍子得上點油」。

恤孤院工程耗時三年，蓋好的那年我八歲。我記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帶我去喀布林以北幾英里遠的喀爾卡湖。他讓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謊，說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屬我一人。再說，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爾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頭跳了八下，我用盡力氣，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邊看著我們，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後背，甚至還用手臂摟住他的肩膀。

我們在湖邊的野餐桌旁邊坐下來，只有爸爸跟我，吃著水煮蛋和肉丸夾餅——就是饢餅夾著肉丸和醃黃瓜。湖水澄藍，波平如鏡，陽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輝。每逢週五，總有很多家庭到湖邊，在陽光下度過假期。但那天不是週末，那兒只有我們——爸爸和我，還有幾個留著鬍子和長髮的遊客，我聽說他們叫「嬉皮士」。他們坐在碼頭上，手裡拿著釣魚竿，腳板在水裡晃盪。我問爸爸，為什麼那些人留著長頭髮，但爸爸沒有回答，只哼了一聲。他正準備翌日的演講，翻閱著一疊手稿，不時用鉛筆做些記號。我吃一口雞蛋，告訴爸爸，學校裡面有個男孩說，要是吃下雞蛋殼，就得將它尿出來。我問爸爸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聲。

我咬一口夾餅。有個黃頭髮的遊客放聲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後背。遠處，在湖那邊，一輛卡車蹣跚著轉過山路的拐角處，它的觀後鏡反射出閃閃的陽光。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說。和風吹拂著那些手稿，爸爸抬頭，告訴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蘇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尋那轎車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沒有來客多。很多人只好站著觀看落成慶典。那天颳風，新建築的大門外面搭了個禮臺，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後面。爸爸身穿綠色套裝，頭戴羔羊皮帽。演講當中，風把他的帽子吹落，人們開懷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撿回來，我很高興，因為當時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親，我的爸爸。他轉過身，對著麥克風說，他希望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來得牢靠，人們又大笑起來。爸爸演講結束的時候，大家站起來，歡呼致意，掌聲經久不息。接著，來賓與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頭髮，也跟我握手。我為爸爸自豪，為我們驕傲。

雖說爸爸事業興旺，人們總是說三道四。他們說爸爸沒有經商的天分，應該像爺爺那樣專研法律。所以爸爸證明他們統統錯了：他不僅經營著自己的生意，還成了喀布林屈指可數的巨賈。爸爸和拉辛汗創辦了一家日進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兩家藥房，還有一家餐廳。

當時人們嘲弄爸爸，說他不可能有樁好婚事——畢竟他沒有皇族血統，但他娶了我媽媽，索菲亞·阿卡拉米。媽媽受過良好教育，無論人品還是外貌，都被公認是喀布林數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學教授古典法爾西語sup/sup文學，祖上是皇親貴胄。這讓爸爸十分高興，總在那些對他有所懷疑的人面前稱呼她「我的公主」。

父親隨心所欲地打造他身邊的世界，除了我這個明顯的例外。當然，問題在於，爸爸眼裡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於什麼是黑，什麼是白，全然由他說了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你若愛他，也必定會怕他，甚或對他有些恨意。

我上五年級的時候，上伊斯蘭課的毛拉sup/sup叫法修拉，個子矮小粗壯，臉上滿是青春痘的疤痕，聲音嘶啞。他教導我們，讓我們知道施天課的sup/sup益處，還有朝覲的責任。他還教給我們每天五次禮拜sup/sup的複雜儀式，要我們背誦《可蘭經》。他從不替我們翻譯經文，總是強調——有時還會用上一根柳樹條——我們必須準確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聽得更清楚。一天，他說在伊斯蘭教義裡面，喝酒是極大的罪過，那些嗜酒的傢伙將會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審判日）得到懲罰。當年喀布林飲酒的人比比皆是，沒有人會公然加以譴責。不過那些愛小酌幾杯的阿富汗人也只敢陽奉陰違，從不在公開場合喝酒。人們把烈酒稱為「藥」，到特定的「藥店」購買，用棕色紙袋包著。他們將袋子紮好，以免被看到；然而有時在路上仍不免被人偷眼斜睨，因為知道這些商店在兜售什麼玩意的人可不少。

我們在樓上，爸爸的書房——那個吸菸室——裡面，我告訴他法修拉毛拉在課堂上講的話。爸爸走到那個他造在屋角的吧檯，自斟了一杯威士忌。他邊聽邊點頭，不時從他的酒杯小啜一口。接著他坐在皮沙發上，把酒杯放下，把我抱在他的膝蓋上。我覺得自己好像坐在一對樹幹上。他用鼻子深深吸一口氣，又撥出來，氣息嘶嘶作響，穿過他的鬍子，似乎永無止境。我不知道自己是該擁抱他呢，還是該害怕得從他膝蓋上跳下來。

「我知道，你被學校教的功課和在生活中學到的東西搞糊塗了。」他那渾厚的聲音說。

「可是，如果他說的是真的，那你豈不是罪人了嗎，爸爸？」

「嗯。」爸爸咬碎嘴裡的冰塊，「你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怎麼看待罪行嗎？」

「想。」

「那我會告訴你，」爸爸說，「不過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情，阿米爾，那些白痴大鬍子不會教給你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你是說法修拉毛拉嗎？」

爸爸拿起酒杯，冰塊叮咚作響。「我是說他們全部，那些自以為是的猴子，應該在他們的鬍子上撒尿。」

我咯咯笑起來。想到爸爸在猴子的鬍子上撒尿，不管那猴子是否自以為是，那場面太搞笑了。

「除了用拇指數念珠，背誦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經書，他們什麼也不會。」他喝了一口，「要是阿富汗落在他們手裡，所有人都得求真主保佑了。」

「可是法修拉毛拉人很好。」我忍住發笑。

「成吉思汗也很好。」爸爸說，「夠了，不說這個了。你問我對罪行的看法，我會告訴你。你在聽嗎？」

「是的。」我說，試著抿緊嘴唇，但笑聲從鼻孔冒出來，發出一陣鼻息的聲響，惹得我又咯咯笑起來。

爸爸雙眼堅定地看著我的眼睛，僅僅這樣，我就止住了笑聲。「我的意思是，像男人跟男人說話那樣跟你談談。你覺得你做得到嗎？」

「是的，親愛的爸爸。」我低聲說，不止一次，爸爸只用幾個字就能刺痛我，這真是叫人驚奇。我們有過一段短暫的美好時光——爸爸平時很少跟我說話，更別提把我抱在膝蓋上——而我這個笨蛋，竟然白白將其浪費了。

「很好，」爸爸說，但眼睛仍透露出懷疑的神色,「現在，不管那個毛拉怎麼說，罪行只有一種，只有一種。那就是盜竊，其他罪行都是盜竊的變種。你明白嗎？」

「不，親愛的爸爸。」我說，我多希望自己能懂，我不想再讓他失望。

爸爸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那又刺痛我了，因為他不是沒耐心的人。他總是直到夜幕降臨才回家，留我獨自吃飯，每一次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問阿里「爸爸在哪兒，什麼時候回來」，雖然我知道他在建築工地，看看這兒，檢查那兒。難道那不需要耐心嗎？我一度恨上他建造的那所恤孤院裡面的孩子，有時甚至希望他們統統隨著父母一起死掉。

「當你殺害一個人，你偷走一條性命，」爸爸說，「你偷走他妻子身為人婦的權利，奪走他子女的父親。當你說謊，你偷走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當你詐騙，你偷走公平的權利。你懂嗎？」

我懂。爸爸六歲那年，有個竊賊在深夜溜進爺爺的房子。我的爺爺，一個萬眾景仰的法官，發現了他，但那個賊割開他的喉嚨，立刻要了他的命——奪走了爸爸的父親。翌日午前，當地居民抓住了那個兇手，人們發現他是來自昆都士sup/sup地區的流浪漢。在午後祈禱儀式開始之前兩個小時，兇手被吊死在橡樹上。告訴我這件往事的，不是爸爸，而是拉辛汗。我總是從他人口裡得知爸爸的事情。

「沒有比盜竊更十惡不赦的事情了，阿米爾。」爸爸說，「要是有人拿走不屬於他的東西，一條性命也好，一塊饢餅也好，我都會唾棄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不了。你明白嗎？」

我發現爸爸痛擊竊賊這個主意讓我既興奮又害怕。「我明白，爸爸。」

「如果說有什麼真主的話，我希望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是來關注我喝烈酒。好了，下去吧。說了這麼多關於罪行的看法，我又渴了。」

我看著他在吧檯斟滿酒杯，心裡想著，要再過多久我們才能再次這樣交談呢？因為真相擺在那兒，我總覺得爸爸多少有點恨我。為什麼不呢？畢竟，是我殺了他深愛著的妻子，他美麗的公主，不是嗎？我所能做的，至少應該是試圖變得更像他一點。但我沒有變得像他，一點都沒有。

上學時，我們常常玩一種連句的遊戲，也就是詩歌比賽。教授法爾西語課的老師從中主持，規則大抵是這樣的：你背一句詩，你的對手有六秒鐘的時間可以回答，但必須是以你背出來那句詩最後一個字開頭的詩句。班裡人人都想跟我一組，因為那時十一歲的我已經能背出迦亞謨sup/sup、哈菲茲sup/sup的數十篇詩歌，也能誦得魯米著名的《瑪斯納維》sup/sup。有一次，我代表全班出戰，並且旗開得勝。那天夜裡我告訴爸爸，他只是點點頭，咕噥了一聲：「不錯。」

為了逃避爸爸的冷漠，我埋首翻閱故去的母親留下的書本。此外，當然還有哈桑。我什麼都讀，魯米，哈菲茲，薩迪sup/sup，維克多·雨果，儒勒·凡爾納，馬克·吐溫，伊恩·弗萊明sup/sup。讀完媽媽的遺藏——我從來不碰那些枯燥的歷史書，只看小說和詩歌——之後，我開始用零花錢買書。我每週到電影院公園邊上的書店買一本書，直到書架放不下了，就放在硬紙箱裡面。

當然，跟詩人結婚是一回事，但生個喜歡埋首詩書多過打獵的兒子……這麼說吧，那可不是爸爸所希望看到的，我想。真正的男人不看詩——真主也禁止他們創作呢。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孩——應該像爸爸小時候那樣踢足球去，那才是值得付出熱情的玩意兒。1970年，爸爸暫停了恤孤院的工程，飛往德黑蘭，在那兒停留一個月：由於阿富汗當時還沒有電視，他只好去那邊看世界盃足球賽。為了激起我對足球的熱情，他替我報名參加球隊。但我這個可憐蟲變成球隊的負擔，不是傳丟了球，就是愚蠢地擋住隊友的進攻路線。我瘦弱的雙腿跌跌撞撞地在球場上奔跑，聲嘶力竭，球卻不會滾到我腳下來。我越是喊得起勁，雙手在頭頂盡力揮舞，高聲大喊：「傳給我，傳給我！」隊友越是對我視若不見。但爸爸從不放棄。等到他沒有將任何運動天分遺傳給我的事實昭然若揭之後，他又開始試著把我變成一個熱情的觀眾。當然，我能做得到，不是嗎？我儘量裝得興致勃勃。我跟他一起，每逢喀布林隊跟坎大哈sup/sup隊比賽，就大喊大叫；每逢我們的球隊遭到判罰，就咒罵裁判。但爸爸察覺到我並非真心實意，只好黯然放棄，接受這個悲慘的事實：他的兒子非但不喜歡玩足球，連當觀眾也心不在焉。

我記得有個新年，爸爸帶我去看一年一度的比武競賽。比武競賽在春季的第一天舉行，至今仍是阿富汗舉國熱愛的賽事。技藝精熟的騎士通常會得到大亨的贊助，他必須在混戰中奪得一隻屠宰後的羊或牛，馱著它全速繞看臺疾跑，然後將其丟進得分圈。在他後面，會有另外一群騎士追逐著他，竭盡所能——腳踢、手抓、鞭打、拳擊——試圖將牛羊奪過來。那天，騎士在戰場上高聲叫喊，橫衝直撞，激起重重塵霧；觀眾則沸反盈天，興奮異常；馬蹄得得，震得大地抖動。我們坐在看臺的座位上，看著那些騎士在我們面前呼嘯而過，他們的坐騎則白沫橫飛。

爸爸指著某個人：「阿米爾，你看到坐在那邊的傢伙嗎，身邊圍著很多人那個？」

我說：「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