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等於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至於世界是否有三維，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話下，都是些兒戲罷了，先得找到答案。如果真的像尼采所要求的那樣，一個哲學家必須以身作則才受人尊敬，那就懂得這個答案的重要性，因為接下來就會有無可挽回的行為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心靈是很容易感知的，然而必須深入下去，在思想上才能使人看得更清。
倘問憑什麼來判斷這個問題比那個問題緊要，回答是要看問題所引起的行動。我從未見過有人為本體論而去死的。伽利略握有一個重要的科學真理，但這個真理一旦使他有生命之虞，他便輕易放棄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行之有理，但不值得。他的真理連火刑柴堆的價值都不如。到底地球圍著太陽轉還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壓根兒無關大局。說穿了，這是個無足輕重的問題。反之，我倒目睹許多人，覺得人生不值得度過而輕生了事。我也看到有些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給了他們生的依據而為之獻身（有人稱生的依據同時也是極好的死的依據）。基於此，我斷定生命的意義是最緊迫的問題。何以見得？就所有的根本問題而論，我指的是可能導致死亡的問題或強烈激起求生慾望的問題。思維方式大致只有兩種，即拉帕利斯方式或堂吉訶德方式。唯有明擺著的事實並加上恰如其分的抒情表達，才能既打動我們的感情又照亮我們的思路。對如此樸質如此悲壯的主題，可以設想，精深而古典的辯證法應當讓位於比較謙遜的精神氣度，既出自人之常情，又富有同情心理。
世人一向把自殺只看做一種社會現象。我們則相反，首先研究個體思想與自殺之間的關係。自殺這類舉動，如同一件偉大的作品，是在心靈幽處醞釀成熟的。本人則不知情。某天晚上，他開了槍或投了水。一天我聽說，一位房產總監自殺了，因為五年前死了女兒，之後，他變了許多，此事「把他耗盡了」。甭想找到更確切的詞了。開始思索，等於開始被耗。社會對此是無大幹系的。耗蟲長在人心中。必須深入人心去尋找。這種死亡遊戲，從清醒面對生存到逃離光明，我們都必須跟蹤相隨和體察諒解。
自殺的起因有許多。一般而言，最明顯的原因不是最致命的原因。世人極少深思熟慮而後自殺（但不排除假設）。激發危機的起因幾乎總是無法監控的。報刊經常談起「隱私之痛」或「不治之症」。這些解釋雖然說得過去，但應當弄清出事當天，絕望者的某個朋友是否用漠不關心的口氣跟他說過話。此人罪責難逃。因為這足以把他逼上絕路：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倦怠統統促他墜入絕境。我們要藉此機會表明本散論的相對性質。自殺確實可以跟一些光彩得多的思考聯絡在一起。比如，在中國革命中，有過所謂表示抗議的政治性自殺。
如果說很難鎖定精神對死亡押寶的準確時刻和精確舉措，那就比較容易從自殺行為本身取得假設的結果。自殺，在某種意義上，像在情節劇裡那樣，等於自供。就是自供跟不上生活，抑或不理解人生。但也不要在這些類比中走得太遠，還是回到日常用語上來吧。那隻不過供認「不值得活下去」罷了。生活，自然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舉動，出於多種原因，其中首要的是習慣。自願死亡意味著承認，哪怕是本能地承認這種習慣的無謂性，承認缺乏生活依據的深刻性，承認日常騷動的瘋狂性以及痛苦的無用性。
究竟哪種不以估量的情感剝奪了精神賴以生存的睡眠呢？一個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釋的世界，也不失為一個親切的世界。但相反，在被突然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這種放逐是無可挽回的，因為對失去故土的懷念和對天國樂土的期望被剝奪了。人與其生活的這種離異、演員與其背景的離異，正是荒誕感。所有想過自殺的健全人，無需更多的解釋便能承認，這種荒誕感和想望死亡有著直接的關係。
這部散論的主題正好涉及荒誕與死亡的關係，正好涉及用自殺來解決荒誕的切實手段。原則上可以肯定，一個表裡一致的人，對他信以為真的東西理應付之於行動。故而對人生荒誕的信念應當支配他的行為。不妨抱著合理的好奇心自問，直言不諱而非假惺惺地自問，這種支配的結果是否迫使人們儘快從一種不可理解的狀況中解脫出來。這裡指的自然是那些言必信、信必果的人。
這個問題用明晰的措辭提出，可能顯得既簡單又難解。但以為簡單的問題會帶來簡單的答案，顯而易見的事就是顯而易見的事，那就錯了。推本溯源，把問題的措辭倒過來，不管自殺或不自殺，似乎只有兩種哲學解決辦法，要麼是肯定的答案，要麼是否定的答案，這未免太輕而易舉了吧！應當重視那些疑團未解的人。竊以為他們屬於大多數。我還注意到，一些人嘴上否定，行動起來好像心裡又是肯定的。事實上，要是接受尼采的準則，他們心裡想來想去還是肯定的。相反，自殺的人往往對人生的意義倒確信無疑。這類矛盾經常發生。甚至可以說，在這一點上，相反的邏輯顯得可取時，矛盾從來沒有如此鮮明過。把哲學理論與宣揚哲學理論的行為進行比較，未免太俗套了。但應當明確提出，在排斥人生具有某種意義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學人物基裡洛夫、傳奇人物佩雷格里諾斯和假設人物儒爾·勒基埃，沒有一位將其邏輯推至排斥人生的。據說叔本華面對豐盛的飯局讚揚過自殺，並常拿來作為笑料引用。其實沒有什麼可笑的。叔氏不把悲劇當回事兒，雖然不怎麼嚴肅，但終究對自殺者作出了判斷。
面對上述矛盾和難解，世人對人生可能產生的看法和脫離人生所採取的做法，這兩者之間，難道應當認為沒有任何關聯嗎？對此，切勿誇大其詞啊！人對生命的依戀，具有某種比世間一切苦難更強的東西。對肉體的判斷相當於對精神的判斷，而肉體則畏懼毀滅。我們先有生活的習慣，後有思想的習慣。當我們日復一日跑近死亡，肉體始終行進著，不可折返。總之，這個矛盾的要義包含在我稱之為隱遁的內容中。比帕斯卡爾賦予「轉移」一詞的內涵，既少點兒什麼又多點兒什麼。致命的「隱遁」，即為希望，是本散論的第三個主題。所謂希望，就是對下輩子生活的希望，應當「對得起」才行，抑或是自欺欺人：不是為生活本身而生活，而是為某個偉大的理念而生活，讓理念超越生活，使生活變得崇高，給生活注入意義，任理念背叛生活。
這麼說下去大有故意把水攪渾之嫌。至此，玩弄字眼並非枉然，假裝相信拒絕人生有某種意義，勢必導致宣稱人生不值得活。其實，這兩種判斷之間沒有任何硬性標準。只不過不要因上述的含糊其辭、離弦走板兒和自相矛盾而迷失方向。應當排除萬般，單刀切入真正的問題。世人自殺，因為人生不值得活，想必是沒錯的，但不是什麼真知灼見，因為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這種對人生的大不敬，對投入人生的否認，是否出自人生無謂說呢？人生之荒誕，難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殺來逃避嗎？這是在撥冗刪繁時所需揭示、探究和闡明的。荒誕是否操縱死亡？必須優先考慮這個問題，甭去管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法和無私精神的把戲。在這種探究和激情中，細微差別呀，各類矛盾哪，「客觀的」智者隨時善於引入各種問題的心理學呀，都不重要了。只需一種沒有根據的思維，即邏輯。不容易呀。有邏輯性倒不難，而自始至終合乎邏輯卻幾乎是不可能的。親手把自己弄死的人如此這般沿著自己感情的斜坡走到底。於是在思考自殺時，我有理由提出唯一使我感興趣的問題：是否存在一種直通死亡的邏輯？我在此指明瞭推理的根源，只有不帶過度的激情，光憑顯而易見的事實來進行推理，我才能知道這種邏輯。所以我管這種推理叫荒誕推理。許多人已經著手進行了。不過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鍥而不捨。
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揭示世界統一體不可構成時驚呼：「這種限制性把我引向自我，在自我中，我不再躲到我一心表現的客觀論點背後，無論是我自身還是他人的存在，對我都不再可能成為物件了。」在許多人之後，他又使人想起那人跡罕至、無水缺源的境地，在那裡思想達到了極限。在許多人之後，大概是的吧，但那些人又是多麼急於求成啊！許多人，甚至最卑微的，都到達了思想動搖的最後轉折點。這些人在到達轉折點時，紛紛摒棄了他們一向最為珍視的生命。另一些人，即思想精英們，也摒棄了他們的生命，但，在最純粹的精神叛逆中，是在精神自殺中進行的。真正的拼搏在於儘可能地反其道而行之，在於密切注視遙遠國度的奇花異木。對於荒誕、希望和死亡互相糾纏的無情遊戲，需要有得天獨厚的觀察力，即執著力和洞察力。這種胡纏亂舞既簡單初級又難以捉摸，但智者可以解析其圖形，而後加以闡明，並身體力行。
參見尼采《非現實的考慮》第三章《教育家叔本華》。
從真理的相對價值而言，他做對了。相反，從生殖行為來講，這位學者的脆弱性令人嗤笑。
拉帕利斯（1470—1525），法蘭西元帥，驍勇善戰，多次在重大戰役中立大功。他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在俗人眼裡，近乎幼稚。
參見尼采：《權力意志》，第476頁。大意是：「我否定五次」之後，「我的新思路卻走向肯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重要人物，參見本書《基裡洛夫》一節。
希臘犬儒派哲學家，於165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自焚。「我聽說戰後一位作家誓與佩雷格里諾斯方式比高低，為引起公眾對他作品的注意，寫完第一本書就自殺了。他確實引起了注意，但書被認為寫得很糟糕。」此人很可能是安德烈·加耶，於1929年12月16日自殺，其時正出版的書叫《地球不屬於任何人》，是本超現實主義的散文和詩歌集。——原注
勒基埃（1814—1862），法國哲學家，神秘失蹤於大海。
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德國心理學家和哲學家。此處引言張冠李戴，應出自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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