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的最初幾天，作為預備役副中士的我接到歸隊命令，於是趕緊頂著酷暑匆匆起程，火速從弗萊辛輾轉趕往圖林根的瑙姆堡與我所在的軍團匯合，我一路上換乘了好幾趟火車，趟趟擁擠不堪，途中停留的候車大廳也是個個水洩不通，月臺上全都擺滿行李，一排一排地平放整齊。
戰爭爆發了。這場在歐洲上空醞釀已久的厄運終於降臨了。它搖身一變，預先制定的全部計劃和預先進行的全部訓練均給人以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的印象；它以這樣的面目橫掃我們的城市，在人們的頭腦和心靈裡掀起恐怖的、騰達的狂瀾和困頓的萬丈激情，讓他們強烈地感到被命運扼住了咽喉，強烈地感到力量倍增，從而勇於奉獻犧牲。我現在樂於相信的是，在另一方，在敵對的，甚至是和我們結盟的那些國家，這次命運的短路當時恐怕更可能是被當作災難和「巨大的不幸」來看待的，這後一個詞是我們當時常常能在田間地頭聽到的從法國婦女們口中用法語說出來的話，當然，她們是在她們的國家、她們的客廳和廚房裡感受這場戰爭的：「哦，先生，這場戰爭，這是多麼巨大的不幸！」在我們德國，這一點現在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在當時，它最先呈現的面目卻是崛起，是歷史性的熱情高漲，是覺醒的快感，是對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擯棄，是從世界的停滯不前的狀態解放出來，是這個世界不可以再這樣繼續停滯下去的呼聲，是對未來的歡欣鼓舞，是對義務和男子漢氣概的呼喚，簡而言之，是一派英勇的喜氣洋洋的熱鬧景象。凡此種種都讓我弗萊辛最高兩個年級的學生們激動得滿面通紅，兩眼放光。在這裡，青年人的當兵欲和冒險欲同一場速戰速決的緊急畢業考試的利益不無滑稽地結合在一起。他們一個個向徵兵處蜂擁而去。而我自己呢，自然也是滿心歡喜，因為我無須為自己呆在家裡而遭受他們的鄙視了。
總之，我現在無意否認的是，這種全民性的熱情高漲我也完全有份，我當時就試圖這樣對其進行定性，儘管這其中的那種痴迷遠非我的天性，而且這種痴迷也同時讓我感到一絲莫名的恐懼。我的良心——這裡，我是在一種超個人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的——並不是完全純潔的。這樣的一種戰爭「動員」，不管它的表現是如何的義憤填膺和堅不可摧，是如何的人人有責和義不容辭，卻終究不免意味著放縱的假期的開始，意味著真正該盡的義務不盡，意味著一種逃學，一種對不願受到約束的本能的屈服：凡此種種，它和它們的相似之處太多了，因而一個像我這樣成熟穩重的人是不可能對此感到特別舒服的；而道德上的疑慮，即這個國家迄今為止是不是真的做得那樣好，乃至於它真的有權放縱自己去沉湎於這樣一種盲目的自我陶醉，這種疑慮也和上述那些源自個人天性的反抗結合在了一起。然而，在這裡，一個甘願犧牲、甘願赴死的時刻卻來臨了，它使很多東西都被一筆勾銷，也就是說，它就是最後的決定，在這個最後的決定面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如果這場戰爭，或多或少被明確地視作是一場普遍的災難的話，那麼，面對這場災難，個體，同樣，還有單個的民族，為了這個連同其自身弱點和罪惡也一併包括在內的時代的弱點和罪惡，就會心甘情願地去經受考驗，就會自覺自願地去流血造孽；如果它被認為是一種犧牲，而通過這種犧牲舊亞當可以脫胎換骨，統一地贏得一種全新的更高層次的生活的話，那麼，在這一非凡的偉業面前，平凡的道德已經被超越，只能是啞口無言。而我現在同樣也無意忘記的是，我們那時是懷著一顆比較純潔的心奔赴戰場的，我們那時並不認為：這場戰爭是我們在家裡早就蓄謀已久的，以至於一場血腥的世界災難會必然被視為是我們內部表演的合乎邏輯和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真可惜啊，五年前的情況，而不是三十年前的。正義和法律，人身保護法，自由和人的尊嚴在國內受到尊重的情況曾經還算湊合。雖然那個坐在皇位上的，本質上絕非尚武的，為什麼都行，就是不為戰爭而生的舞蹈家和喜劇演員的揮舞曾讓有教養的人感到難堪——而他對文化的態度跟一個落後的笨蛋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他對後者的影響也僅僅只限於空洞地表示一下制定措施的姿態而已。文化曾經是自由的，它曾經達到過可觀的高度，而且它已經長時間地習慣於完全同國家權力脫離，所以，它的年輕的承載者們恰恰會把一場大的民族戰爭，正如現在所爆發的這場戰爭，看作是取得一種將國家和文化合二為一的生命形式的手段。在這裡佔據統治地位的自然是，正如在我們身上所慣常發生的那樣，是一種特別的自我束縛，是一種完全天真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並不在乎，是的，它甚至認為那是完全理所當然的，即為了德意志的形成發展（而且我們始終還處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之中），已經比較成型而又絕不迷戀災難動力學的全世界都必須和我們一起流血犧牲。人們現在因此而怪罪我們，這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從道德上來看，一個民族為使其集體生活達到一種更高形式而採用的手段——如果為此非要留血不可的話——不應該是對外發動戰爭，而應該是進行內戰。但後者卻又是我們所極力反對的，我們不喜歡打內戰，相反，我們認為我們通過發動那三次沉重的戰爭換來民族統一——還只是一種部分的，一種有妥協的統一——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早就是一個大國了，太久了；我們對這種狀況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沒有像預想的那樣感到高興。這種狀況不僅沒有讓我們變得更討人喜歡，反而惡化而非改善我們和世界的關係，這種感覺，不管承認與否，已經根植於我們的靈魂深處。看來是該來一次新的突破了：一種躍升為主宰世界的大國的突破。這樣的突破當然不可能通過呆在自家做道德手工活兒之類的途徑來達到。既然如此，那就打仗，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對全世界的人發動戰爭，好讓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都喜歡我們，這就是「命運」（多麼的「德意志」，這個詞，一個前基督教的原始語音，一個悲劇性的神話的音樂戲劇的主題！）作出的決定，我們就是為了它而熱情洋溢地（只有我們是熱情洋溢地）踏上征途——堅定不移地以為，德國的時代已經來臨；歷史支援我們；繼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之後輪到我們來打造世界和領導世界了；二十世紀屬於我們，在開創於數百年前的資產階級時代結束之後，世界必須在德意志的影響之下，也就是在一種還沒有完全作出最終定義的軍事社會主義的影響之下，來上一次洗心革面。
這種想法，我不想稱之為觀念，同那種想法，即我們是被迫參戰的，是神聖的困頓呼喚我們拿起武器，而這些武器其實是早就準備好了，我們其實也早就學會了熟練使用，它們的傑出效能始終散發出秘密的使用的誘惑，同時相安無事地佔據著我們的頭腦——外加那種對四面楚歌的擔憂，而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我們只有依靠我們自身的強大力量，也就是說：依靠那種立即在別人的國家開展戰爭的能力。就我們的情況而言，進攻和防禦是一回事：它們共同塑造了災難、使命、偉大的時刻、神聖的困頓的激情。就讓國外的那些民族把我們視作正義和和平的破壞者吧——我們有辦法把世界打他個底朝天，直到它徹底改變對我們的看法，不僅欽佩我們，而且也熱愛我們為止。
千萬可別有人以為我這是在出自己的洋相！我沒有理由這樣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我根本不可能要求把自己完全排除在那種普遍的群情激昂之外。誠然，學者本性裡固有的成熟穩重可能每每會阻止我發出響亮的歡呼，我的心底裡甚至還有可能會下意識地冒出些許批判性的疑慮，而你想的是人人都想的，你感受的是人人都感受的，對此我有可能也會在瞬間萌生出一絲不快，即便如此，我那時卻是真誠地分享著這種激動情緒的。不錯，像我們這樣的人確實會懷疑人人的想法是否就是正確的想法。然而，對於地位比較優越的個性而言，偶爾地，一次性地——而這種偶爾和一次性除了此時此地還能上哪裡去找呢——遁入芸芸眾生，成為滄海之一粟，來無影，去無蹤，卻又不啻為一種巨大的享受。
為了到各家告別，也為了進一步完善我的裝備補給，我在慕尼黑停留了兩天。城裡的氣氛總的來講是莊嚴肅穆的，但也有驚慌和恐懼的情況發生，比如突然大家都會風傳說自來水管裡被人下了毒，或者有人認為在人群裡發現了一個塞爾維亞間諜。為了避免由於這樣的誤會而被人打死，布賴薩赫爾博士在自己的胸前別滿了黑白紅三色徽章和小旗幟，我是在路德維希大街和他不期而遇時看到他的這副裝扮的。戰爭狀態，最高權力從民事轉到軍事，轉到一個將軍手中，由他來發布文告和宣告，人們對此雖然能夠接受，心裡卻是不無隱憂。而當人們得知，王室成員們都以統帥的身份動身前往他們的大本營，身邊將有精明強幹的參謀長們協助工作，不大可能造成重大損失之後，心裡的一塊石頭這才算是落了地。總之，他們這些人一路上都受到民間的熱烈歡迎。我看見一支支的槍管上都裝飾著花束，一團一團的人馬，在用手帕捂住鼻子的女人們的陪同下，邁步走出營房大門，老百姓飛速地圍攏，發出一陣陣歡呼，這些被提升為英雄的農村小夥自豪地、靦腆地衝著人群傻樂。我看見一個非常年輕的軍官站在一節電車車廂後面的平臺上，把頭扭向一邊，心事重重地獨自發呆，神情緊張，顯然是在擔心自己此去恐怕小命難保——但他很快又打起精神頭來，迅速地展開笑顏環顧四周，想看看有沒有人注意到他剛才的表現。
我又一次感到高興的是，我知道自己也和他處於同一種情況，而不是躲在那些保家衛國的人背後苟且偷安。實際上，至少是眼下，我是我們這個熟人圈子裡唯一一個上前線的人：反正我們強大得很，人多的是，能夠有充分挑選的餘地，能夠充分考慮文化方面的需要，能夠給予許多人免服兵役的機會，而只讓完全符合年輕勇猛條件的男子漢們到前線去衝鋒陷陣。我們圈子裡所有的人幾乎都能證明自己在健康方面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損害，這些毛病在以前幾乎是不為人所知的，但現在冒出來卻能夠讓他們免除兵役。那個蘇加姆比爾人克虐特里希是輕度的結核病。畫家齊恩克患有百日咳樣的哮喘，為了治療這個病他常常退出社交活動，而他的朋友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則是，眾所周知地，走到哪兒、病到哪兒，不是這病、就是那病的病包兒。年齡上還算年輕的工廠主布林格爾看來是後方不可或缺的工業家；而撞塞子樂隊呢，又是這個首府的藝術生活中一個太重要太重要的元素，以至於其成員，當然也包括施維爾特費格在內，不應該不被排除在服兵役的範圍之外。另外，魯迪前些時候還不得已做了一次手術，這次手術讓他失去了一個腎，而這個情況也借這次機會公諸於眾，這著實讓人吃驚了有一小會兒。你會突然聽人說，他只靠一個腎過活——但似乎也完全夠用了，而且女人們很快就把這事兒給忘在腦後去了。
我其實還可以繼續這樣數落下去，一口氣舉出一堆我前面出於厭倦、庇護，出於體諒而略過不提的例子來，這些人都在施拉金豪芬夫婦家中和植物園附近姓碩伊爾的女士們家中進進出出——這些人身上不乏對這場戰爭的，就如同對上一場戰爭一樣的原則性反感，他們身上同時還兼具有：對萊茵聯盟的回憶，對法國人的親近，天主教徒對普魯士的厭惡，以及諸如此類的情緒。讓內特·碩伊爾從內心深處感到悲傷，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她所屬的這兩個民族，法國和德國之間所爆發的殘酷對立，讓她完全感到絕望，按照她的想法，它們本該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撕扯才是。「我受夠了，我死不瞑目啊！」她一邊抽泣，一邊氣憤地用法文喊道。我雖然在情感上和她有所偏離，但我還是很有教養地向她表示了同情。
對於所有這一切，阿德里安本人是不為所動的，這在我看來也是世界上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了，而為了和他道別，我專門坐車去了一趟普菲弗爾林，此時房東家的少爺格雷翁也已經奉命帶著好幾匹馬火速動身趕往他的應召地去了。我在那裡還見到了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他暫時還是自由身，正在我朋友這裡過週末。他已經在海軍服過役，後來又被徵召入伍，但幾個月後就又解甲歸田了。可我的情況又能比他好到哪裡去呢？我這就說與您聽，我在戰場上只勉強呆了一年的時間，只呆到1915年的阿爾貢戰鬥打響之前，然後我就戴著十字勳章被人運了回來，就因為忍受了惡劣的條件並染上了傷寒，所以我便為自己掙得了這枚勳章。
先就說這麼多吧。呂迪格爾對英國的極度推崇決定了他對這場戰爭的評價，正如讓內特的法國血統決定了她對這場戰爭的評價一樣。大不列顛的宣戰讓他真正地感到了心驚肉跳，也使他的情緒變得格外陰鬱。按照他的看法，違反條約進佔比利時，從而挑起英國宣戰，這種做法可是萬萬使不得的。法國和俄國——好吧，不管怎麼說還能夠同它們進行一番較量。可英國就不行！這是一種可怕的輕率。因而他表現出一種被激怒的現實主義傾向，他也同樣認為戰爭不是別的，就是骯髒、惡臭、恐怖的截肢、性活動需要批准以及渾身長滿蝨子而已，他同時還狠狠地嘲諷了那種把胡作非為美化為偉大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粗製濫造。阿德里安沒有阻止他，我呢，儘管感情上已經陷得比較深了，但我還是願意承認，他的話裡也確實包含了一部分事實。
我們三個坐在放有勝利女神的那個大房間裡吃晚飯，克萊門第娜·施魏格施迪爾時進時出，友好而周到地招待著我們，她讓我想起了阿德里安在朗根薩爾扎的妹妹烏爾蘇拉，我於是就向他打聽她的情況。他們的婚姻是最幸福的婚姻，只是健康方面，由於她1911和1912年連著生了兩次孩子，所以不幸染上了肺病，是一種輕度的肺尖卡他，不過現在已經恢復得相當好了。這兩個孩子就是那時出生的施耐德魏因家的後代羅莎和以西結。這一雙兒女和另外的，也是1922與1923年接連出生的兩個之間還將整整間隔十年。再下一個便是那個叫萊蒙德的小男孩。從我們那時坐在一起吃飯算起，直到這個迷人的內珀穆克的出現，還要等上九年。
用餐的時候，以及餐後在修道院院長工作室裡，我們侃侃而談，我們談到政治和道德，談到民族性格在這些歷史性時刻有如神話一般的顯現，而我在談到這一點時尤其表現出了一定的激動，目的是為了能夠對那種赤裸裸的經驗主義，也就是被席爾德克納普看作是唯一合適的戰爭觀察方式，有所制衡；也就是說，我們談到了德國在舞臺上所扮演的稜角鮮明的角色，談到它對比利時所犯下的罪過，這個罪過和弗里德里希大王對形式上保持中立的薩克森所施行的暴行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談到世界輿論因此譁然，談到我們富有哲思的帝國首相充滿冥思的承認罪責的發言，談到發言中的那句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沒有辦法翻譯的「人急造反，狗急跳牆，情急不認法律」，以及發言中有鑑於時下的救命要緊而在上帝面前表現出那種對於律令的一紙舊文的蔑視。由於呂迪格爾的緣故，我們都為此而大笑起來；因為他雖然接受了我的有些動情的描述，卻又通過對那位高大的思想家的滑稽模仿而讓所有這些充滿感情的殘暴、莊嚴的悔悟和忠誠的時刻準備著作惡的意願顯得滑稽可笑起來，讓人實在是忍俊不禁——甚至比一個早就熟知了這個乾巴巴的進軍計劃的世界的歇斯底里的美德叫囂還要顯得滑稽可笑；而我發現，能夠笑出聲來竟然是我們這位主人最喜歡並且也很感激的事情，於是我也就十分樂意步調一致地跟著高興起來，但同時卻又不忘提醒說，悲劇和喜劇是在同一塊木頭上長起來的，只需變換一下燈光便足以讓這一個成為那另外的一個。
總之，對於德國的迫切渴望，對於它在道德上的孤立和公共輿論對它所進行的譴責，我心中是充滿了理解，充滿了感情的，這種譴責所表達的不過是對它的力量和它在擴軍備戰中的領先地位的一種普遍的恐懼而已（這裡我承認，這些，這種力量和這種領先地位現在又能給遭受排斥的我們帶來極大的安慰了）——總之，說真的，當時的情況是，儘管同別人的相比，我的這種愛國熱情維持起來要困難得多，但任人諷刺挖苦，我自熱情依舊。而當我在屋子裡踱來踱去，為我的狂熱慷慨陳詞的時候，席爾德克納普則窩在椅子裡抽他的劣質菸斗，阿德里安也正巧站在了他那老德意志的、中間凹陷並帶有斜面讀寫架的寫字檯前。而且奇怪得很，他是在斜面上寫東西的，有點像荷爾拜因筆下的伊拉斯謨。桌子上放著幾本書：一小本克萊斯特，其中有關木偶的那一章裡插著書籤，再就是必不可少的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外加這位作家的一本劇作——裡面收有《第十二夜》、《無事生非》，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還有《維洛那二紳士》。但讀寫架上放的卻是他眼下的作品——都是些鬆散的紙片，出自創作後期各個不同階段的構思、開頭、筆記、草稿：往往都只是填滿了最上面一行的小提琴聲部或木管樂器以及最下面的低音通道，中間的則仍然還是空白；另外，其餘管絃樂隊聲部的和聲組合和器樂編組也都已被清晰地記錄下來，而他呢，嘴上叼根菸，人站在這些記譜前，兩眼往譜子裡看，他的這種音樂作曲方式跟在正方形場地上死盯角色位置的一個演員沒有什麼兩樣，簡直是太像了。我們的相處隨意極了，他甚至可以旁若無人地拿起筆來隨心所欲地在某個地方加進一個單簧管或圓號的角色。
我們並不十分清楚，他正在忙些什麼，只知道那部滑稽的音樂已經在美因茨，在碩特的兒孫們那裡出版了，出版條件同先前的那些個布倫塔諾之歌一樣。那是一個具有戲劇性和怪誕色彩的組曲，其內容，他告訴我們說，是取材於古老的故事和笑話集《羅馬人的功績》，他想通過它們進行一些嘗試，但能不能搞出什麼名堂來，他是不是堅持得下去，卻都還是個未知數。不管怎樣，化身所考慮的都不是人，而是木偶。（所以克萊斯特！）——至於《宇宙的奇蹟》嘛，這部莊嚴的目空一切的作品本來都計劃好了在國外上演的，現在因為戰爭爆發而泡了湯。我們是邊吃邊談的。《愛的徒勞》的上演沒有成功，在盧卑克演出的幾場也是如此，再加上《布倫塔諾歌集》純粹的入世思想，不知不覺地，在圈內，阿德里安反倒開始因此而有了敢於大膽嘗試，卻又有點深奧莫測的聲名——即便如此，也基本上不是在德國，更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另外一個比較敏感的地方。幾周前，他收到巴黎俄羅斯芭蕾舞團團長，科隆音樂會樂團前成員蒙特先生的一封信，在信中，這位喜歡試驗的指揮表達了這樣的意圖，即以純粹開音樂會的方式上演《宇宙的奇蹟》以及《愛的徒勞》中的幾個管絃樂隊作品。他準備把這次活動安排在香榭麗舍大劇院，為此他邀請阿德里安到巴黎去，可能的話也請他親自排練和演示他的作品。我們的朋友是不是有可能已經接受了這次邀請，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問過他。不管怎樣，眼下時局的變化已經使得這件事情沒有了繼續談論的必要。
對於我而言，當年的情形現在仍然歷歷在目：那是一間裝有護牆板的老房子，屋裡掛著煩瑣的枝形吊燈，壁櫃釘有金屬皮，角凳上和深陷的窗龕上都套有扁平的皮墊子，我的雙腳在地毯和地板上來回踱步，我大談德國——當然是為了我自己，也是為了席爾德克納普，勝過為了阿德里安，因為我並不指望他會給予關注。習慣了教書和講演的我，如果來了情緒的話，並不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我甚至不反感聽到自己在說話，而且我還會為自己的口若懸河感到一絲得意。呂迪格爾把我所說的這些話都劃歸他所深惡痛絕的戰爭狂言，我甚至還有點手舞足蹈地聽之任之呢；我認為，既然歷史的時刻讓平素是多種形式的德意志本質以這樣的面目出現，那麼，從心理上對這個——決不缺乏令人感動的特徵的——性格形象予以一點點同情肯定也是合乎情理的，而這裡最終所涉及的還是突破的心理。
「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民族這裡，」我振振有詞地闡述道，「心靈的東西始終是第一位的和真正起推動作用的；政治行動是第二位的，是放映，是表達，是工具。命運呼喚我們去突破成為世界大國，這種突破成為世界大國的最深層的意思就是突破成為世界——走出為我們所痛苦地意識到的孤獨，而自從帝國成立以來，任何和世界經濟最牢固的緊密結合都沒有能夠衝破過這種孤獨。令人感到殘酷的是，出征的經驗性現象所體現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渴望，聯合的渴望……」
這時，我聽見阿德里安猛地笑著用半大不小的聲音說道：「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但他並沒有同時抬起頭來瞧我，而是繼續目不轉睛地看他的樂譜紙。
我停下腳步來看他，可他根本沒有在意我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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