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9月，也就是我已經開始在凱澤斯阿舍恩那所高階中學執教的時候，萊韋屈恩離開了萊比錫。他同樣首先回到故鄉，來到布赫爾，為的是參加他妹妹在那裡舉行的婚禮，而我和我的父母也受到了邀請。現年20歲的烏爾蘇拉和眼鏡店老闆約翰尼斯·施耐德魏因結為百年之好，新郎是一位來自朗根薩爾扎的好小夥，他倆在位於埃爾富特附近的迷人小城薩爾扎相識，她當時是去那裡拜訪她的一位女友。施耐德魏因比他的新娘大十到十二歲，原籍瑞士，祖上都是伯爾尼的農民。他的眼鏡磨光手藝本是在他的家鄉學得，卻不料，由於某種機緣反倒流落到了我們這個帝國，於是他便隨遇而安，在當地開了一家商店，經營各種眼鏡和光學儀器，生意十分興隆。他的長相可謂儀表堂堂，他的聲音優雅動聽，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是那種保留了神聖莊嚴的古德語遺風的瑞士人所特有的說話方式，烏爾澤爾·萊韋屈恩現在已經開始學著像他那樣去說話了。而她呢，儘管算不上是美女，卻也有著迷人的外貌，她的面部表情像她的父親，舉止行為則更像她的母親，褐色的眼睛，苗條的身材，待人接物親切自然。所以他倆配對成雙，不由得讓人眼前為之一亮。1911至1923年間，他們一共生養了四個子女：羅莎、以西結、萊蒙德和內珀穆克，個個長得秀麗俊美；尤其是最小的那個叫做內珀穆克的，簡直就是一位天使。不過，關於他的情況，我得等到本書結尾的時候再作詳述。——
參加婚禮的來賓並不算多。他們是：奧伯魏勒爾本地的牧師、教師、一鎮之長及夫人們；來自凱澤斯阿舍恩的只有我們蔡特布羅姆一家和尼古勞斯伯父；來自阿波爾達的艾爾絲貝特夫人的孃家親戚；來自魏森菲爾斯的和萊韋屈恩家交好的一對夫婦連同他們的女兒；再就是當農藝師的兄弟格奧爾格，以及女管家盧德爾太太——這就是全部的客人。文德爾·克雷齊馬爾從盧卑克發來一封賀電，郵差正好在午宴開始的時候送達布赫爾。沒有晚宴。大家上午便已早早地聚到一起；等待新人們在村中的教堂舉辦完結婚儀式之後，我們集中在新娘孃家那間裝飾有漂亮的銅器的餐廳裡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早飯。之後不久，新人們便又馬不停蹄地和老托馬斯一同啟程趕往魏森菲爾斯車站，再從那裡出發去德累斯頓。與此同時，參加婚禮的賓客們仍然繼續留下來呆上幾個小時，共同享用盧德爾太太配製的上好蜜酒。
那天下午，阿德里安和我先是圍著牛槽轉了一圈，然後還去了一趟錫安山。我們要談論的是關於《愛的徒勞》的編劇問題。這個任務由我接手，而我們先前為此已經有過多次交談和通訊。我曾設法從錫拉庫扎和雅典給他寄去過演出提綱和部分翻譯成德語的詩文。在編寫的過程中，我主要參照蒂克和赫爾茨貝格的譯本，不過，當確乎有必要進行壓縮和提煉的時候，我偶爾也會自己加點東西進去，但儘可能地和原來的格調保持一致。就我而言，我無論如何是願意為他搞出一個德文版的歌劇指令碼來的，儘管他始終還在堅持要用英文的給這部歌劇作曲。
他顯然很高興能夠避開喝喜酒的熱鬧場面。他眼裡的朦朧表明，頭痛又開始折磨他了，而十分罕見的則是，這同樣的症狀先前在教堂和用餐時也出現在了他父親的身上。這種神經質性質的毛病恰好發生在容易誘發情緒激動的節慶場合，這是可以理解的。老頭的情況就屬於此類。但就兒子這邊來看，發病則更多是由於心理因素所致，即他並不是心甘情願地，而是迫不得已地跑來參加這個貞潔獻祭儀式的，而且還是他自己的親妹妹的。不過，他尚且知道說些好話來掩飾不悅。他肯定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的做法是簡單樸素的、格調高雅的、不叫人討厭的，他贊成取消「各種舞蹈和風俗」，這是他的原話。他表揚說，一切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老牧師的婚禮佈道簡短而樸實，酒席間沒有難聽的講話，為了保險起見根本就沒有講話。要是連那條面紗，那條白色的處女的喪服，還有那雙緞子的喪鞋也都能給免掉了，那可就更好了。而尤其令他讚不絕口的則是烏爾澤爾的未婚夫和現在的丈夫給他留下的印象。
「多好的一雙眼睛，」他說道，「多好的血統，一個老實的、無可挑剔的、沒有汙點的男人。他可以追求她，可以凝視她、嚮往她——用我們這些個神學家的話說就是：娶她作信仰基督教的老婆，而我們有理由感到自豪的是，我們偷偷從魔鬼手裡弄走了那個肉乎乎的混合體，從中製造出一件聖事，基督教婚姻的聖事。這種為著那不可褻瀆的神聖，通過純粹地在前面放置‘基督教的’一詞而對自然的罪惡所作的劫取，原本就是十分滑稽可笑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根本沒有改變什麼。不過，必須承認的是，通過基督教的婚姻來馴化自然的惡，馴化性，不失為一種較為聰明的權宜之計。」
「你把自然歸於惡，」我回應道，「這可是我不喜歡聽到的話。人道主義，舊的和新的，全都會認為你這是對生命源泉的誹謗。」
「我親愛的朋友，這世上可誹謗的事情並不多啊。」
「這樣的話，」我毫不動搖地說道，「人們就會陷入否定自然的傑作的怪圈，人們就會成為虛無的衛道士。相信魔鬼的人就已經是魔鬼的人了。」
他猛地大笑了一下。
「你不懂得幽默。我是以神學家的身份，當然也必然像神學家那樣說話。」
「算了吧！」我也大笑著說道，「你向來看重你的玩笑勝過你的認真。」
沐浴著秋日下午的陽光，我們坐在錫安山頂那條掩映於槭樹林中的鄉村長凳上展開這次談話。事實是，我自己那時已經開始搞物件了，雖說婚禮乃至公開訂婚還得等我找到固定職業之後才能有個眉目，而且，我還很想跟他講講海倫以及我下一步的打算呢。然而，他的那些觀點並不讓我覺得十分輕鬆。
「應該好得像一個人，一個肉體，」他又重新開啟了話匣子。「這難道不是一種奇怪的祝福麼？謝天謝地，施羅德牧師引用的這句話是送給他自己的。當著新郎和新娘的面聽到這樣的話更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但總歸是好心好意，而且恰好就是我所說的那種馴化。罪惡的、性感的、邪惡的情慾的因素顯然應該通過這種方式，像變戲法似的從婚姻中被剔除出去——因為情慾只出現在兩個肉體，而不是一個肉體那裡，如此看來，他們應該是一個肉體，這可就是一句溫和的胡話。另外，讓人驚奇不已的則是，一個肉體對另一個肉體懷有情慾——這的確是一種非同尋常的現象，真的，一種極為罕見的愛的奇蹟。當然，性感和愛情是絕對不可能彼此分離的。人們讓愛情避免揹負性感的罵名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反過來證明性感中的愛情因素。對於陌生的肉體產生情慾，這就意味著克服之前固有的種種抗拒，這些抗拒是以我和你、自身和他人的陌生性為基礎的。肉體——姑且保留這個基督教的術語——通常只對自己不反感。它不願意和陌生的有絲毫瓜葛。如果忽然有一天，那個陌生的成為渴求和情慾的物件，那麼，我和你的關係就通過一種方式改變了，而對於這種方式而言，性感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據說，在這個過程中，精神的東西是完全插不上手的。儘管如此，人們還是不能沒有愛情這個概念。每一個情感的行為其實都意味著柔情似水，其實就是情慾在索取中的給予，就是通過給人幸福、向人示愛來獲得幸福。相愛的人從未是‘一個肉體’，而命令規定卻想要通過情慾把愛情從婚姻中驅逐出去。」
他的這番話激起我內心異樣的感覺和迷惑，我儘量剋制自己不從側面去窺視他，但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去這樣做。每當他說起肉慾方面的東西時，旁人都會是什麼感受，我在很前面的時候就已經暗示過了。但他卻從未像現在這樣忘乎所以，而且我覺得，他的言談之中似乎有了某種從前不曾有過的明確，一種既是對自己，又是對聽者的輕微的失態。另外，又想到他是在眼睛因為偏頭痛陰雲密佈的時候而說這些話的，我的心裡便感到一陣不安。不過，對於他的言論所表達的意思我卻是完全抱有好感的。
「吼得好，獅子！」我極盡愉快之能事地說道。「我把這叫做站在自然的傑作一邊。不，你和魔鬼毫無關係。你剛才說話的口氣反倒更像是個人文主義者而非神學家。你自己對此難道不清楚嗎？」
「這麼說吧：是個心理學家，」他回答道。「一箇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場。不過，我相信，最熱愛真理的人們所持的就是這種立場。」
「那麼，」我建議道，「我們直截了當地像私交和普通人那樣說話，好嗎？我告訴你，我正準備……」
我告訴他我正準備幹啥，向他講述海倫，講我如何和她相識，我們又是如何情投意合。我說，如果我能夠因此而使他的祝賀變得更加由衷的話，那麼，他儘可以放心，用不著跑來參加那些因為我的婚慶儀式而舉辦的「舞蹈和風俗」，我這就提前給他免了。
他高興極了。
「太棒了！」他喊道。「好小子，你打算結婚了。多麼本分的一個想法啊！這樣的事情總是來得十分突然，儘管事情本身一點也不突然。接受我的祝福吧！but，ifthoumarryhangmebytheneck，ifhornsthatyearmiscarry！」
「come，come，youtalkgreasily」，我也引用了同一幕中的一句話。「如果你瞭解那個姑娘和我們結交的精神，那麼你就會知道，對於我的寧靜而言，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相反，一切都是為了建立寧靜與和平，為了建立一種穩固而不受打擾的幸福。」
「我對此沒有懷疑，」他說道，「我對於成功也沒有懷疑。」
有那麼一瞬間，他似乎禁不住想和我握手，但終究還是放棄了。我們的交談中斷了一會兒，而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們的話題重又轉向重要物件，那部提上議事日程的歌劇，即我們剛才曾用其中的臺詞開過玩笑的第四幕中的那一場，它屬於我要堅決去掉的那一類。它裡面的鬥嘴相當猥褻，而且從編劇的角度來看也是多餘的。無論如何，壓縮都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喜劇不允許長達四小時之久——這曾經是一直針對《名歌手》的主要指責。不過，阿德里安似乎偏偏選定了羅瑟琳和鮑益的那些個「俗語」，諸如「管保你打不著，打不著，打不著」等等，作為序曲的對位，而且還一節一節地討價還價，儘管如此，當我告訴他說，他令我想起克雷齊馬爾的那個拜瑟爾以及其天真的、要把半個地球都譜成音樂的熱情時，他仍然還是忍不住大笑了起來。此外，他並不承認因為這種比較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說，對於這位音樂的再生者和立法者，他心裡其實還一直保留著一絲早在他首次聽說之時就已懷有的那種詼諧的敬重。說得荒唐點，他可從來沒有停止過去想他，而且，他最近比什麼時候都要更頻繁地想到他。
「你只消回憶回憶，」他說道，「我那時是如何立馬用他的主音和僕音的專橫遊戲來駁斥你對荒謬的理性主義的指責的。這裡讓我本能地感到喜歡的東西其實就是某種本能的東西，而且也是和音樂的精神單純地相一致的：那種以滑稽的方式顯露其中的、要像構建嚴肅樂章那樣來構建萬事萬物的意志。在另一個比較不單純的層面上，我們今天多麼需要像他這樣的人啊，就像他的羊羔們當年需要他一樣——我們需要一個元老體系，一個客觀的和組織結構的導師，其天才足以把具有重建作用的，也就是把遠古的東西同革命性的東西結合起來。人們應當……」
他禁不住笑了起來。
「我這說話的語氣完全跟席爾德克納普一樣了。人們應當！人們又有什麼東西不應當呢！」
「你所說的，」我插嘴道，「有關遠古的革命的導師的言論，很有點德意志的味道。」
「我猜想，」他回應道，「你這話聽起來可不像表揚，純粹只是一種得體的批評而已。當然，它此外也許能夠說明某種時代的迫切必要性，某種在一個社會習俗已經被摧毀了的、一切客觀約束趨於瓦解的時代裡能夠消除弊病、實施補救的東西，一句話，在一個自由的時代裡，這個時代開始作為蚜蟲蜜躺到天才的身上並顯示出創造力枯竭的特徵。」
這番話令我大驚失色。很難說這是為什麼，然而，對我而言，從他嘴裡說出來的，總而言之，一切和他相關的東西，都帶有某種對於未來的恐懼，而這種恐懼裡面，害怕和敬畏又奇特地混合在了一起。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他的周圍，創造力枯竭、麻木的威脅和創造力的禁止只被想象為某種近乎積極的和自豪的東西，而且只和高尚的和純潔的精神性聯絡在一起。
「如果創造力枯竭，」我說道，「那就應當歸為自由的結果，那可真的就是悲劇性的。但對於釋放創造力量的希望卻是始終存在著的，自由因此而被征服！」
「不錯，」他回應道，「確實有一小會兒，它達到了人們對它的預期。然而，自由還是主觀性的另外一個別名，而且，總有一天，它將不再能夠容忍後者和自己攪在一起，沒準什麼時候，它就會對從自身出發的創造性的可能性感到絕望，從而在客觀那裡尋求保護和安全感。自由始終是傾向於辯證的突變的。它很快就會通過束縛和限制認識自我，通過對法則、規律、強迫和制度的臣服而實現自我——以此來實現自我，這也就是說：不因此而停止是自由的。」
「照您的看法，」我笑了起來，「它知道的可真是多啊！不過，那樣的話，它實際上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一點也不是的了，就跟產生於革命的專制也不再是自由的性質一樣。」
「你說這話有把握嗎？」他問道，「再說了，這可是一種政治論調。不管怎樣，在藝術中主觀和客觀相互交融，不分彼此，一方生髮自另一方並具備另一方的性質，主觀表現為客觀並通過天才的喚醒而再度成為一時衝動——正如我們所說的‘受到推動’；它突然說起了主觀的語言。當今被摧毀的音樂習俗並不是在過去的所有時間段裡都表現得如此客觀、如此外在的。它們是活生生的經驗的固定，並作為這樣的固定長久地完成著一項具有生機勃勃的重要性的任務：組織的任務。組織就是一切。沒有它就什麼都沒有，至少是沒有藝術。而現在則是美學的主觀性在關注這項任務；它自告奮勇地去自願地、自由地組織這項事業。」
「你想想貝多芬。」
「想想他和他的技巧原則，通過這個原則，那種盛氣凌人的主觀性控制了音樂的組織，也就是發展。這種發展部一度是奏鳴曲的一小部分，主觀闡明和動機的一個簡樸的收容所。隨著貝多芬的出現，它變得無所不包，成為全部形式的中心，而全部形式本身，即便是在其作為習俗被預先確定的地方，也依然被主觀所吸收並得以被自由地重新創造。變奏曲，也就是某種遠古的東西，一種殘留物，成為形式的一時衝動的全新創造的手段，變奏的發展部擴散到這個奏鳴曲。它在布拉姆斯那裡是把這個當作主題工作來做的，更加徹底，更加全面。你就以他為例來看看主觀是如何轉變為客觀的吧！在他那裡，音樂拋棄了一切常規習俗的空洞辭藻、條條框框和殘渣餘孽，也就是說，它每時每刻都在重新地，發自自由地製造著作品的統一。然而，自由恰恰因此而成為普遍經濟的原則，這種原則不允許音樂里有任何偶然的東西，並且還從被同一性固定的材料當中發展出極大的多樣性來。而在不再有任何非主題的東西的地方，在不再有任何東西能夠證明自己是從一種始終相同的事物中派生出來的地方，自由樂章幾乎就等於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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