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怒之下，我氣呼呼地說：「我也留下不走。」而當埃米麗亞走出客廳之後，我就意識到，實際上我已無法再待在這兒了：唯一該走的人恰恰是我。我已斷絕了跟賴因戈爾德的關係，斷絕了跟巴蒂斯塔的關係，如今也完全有可能已斷絕了跟埃米麗亞的關係。總之，我已經是個多餘的人，我應該走開。然而，我卻對埃米麗亞嚷嚷說我也留下不走，說這是我最後的希望也好，說這是氣話也好，實際上，我覺得自己仍然是願意留下的。在其他情況下，落到這般境地簡直是令人可笑的。然而，考慮到當時我絕望的精神狀態，那種處境卻是令人焦慮的：這就好像一個登山運動員，當他攀緣到險峰時，卻意識到自己無法逗留在那兒而進退維谷。我突然深感焦慮不安，在客廳裡來回踱起步來，尋思著自己該怎麼辦。我深知，那天晚上我是不能再若無其事地跟埃米麗亞和巴蒂斯塔共進晚餐了。我當時想去卡普里鎮吃飯，然後到很晚再回家，可是，那天我頭頂烈日，在別墅通往鎮子的小路上已來回跑了四趟，我感到累了，不想再跑了，我看了看鐘：已經六點了。離吃晚飯至少還差兩個小時。怎麼辦？最後我決定：回我的臥室去，並把門鎖上。

我上好了護窗板，摸著黑躺臥在床上。我真累了，剛一躺下，我就覺得困了，四肢本能地舒展開來。當時我慶幸自己的軀體比頭腦更理智，居然毫不費力地悄悄地解決了「怎麼辦」這一令我苦惱的問題；不久，我就呼呼地睡著了。

我睡了很久，沒有做夢；後來我醒來了，從四周一片漆黑來判斷，我明白天已經很晚了。我從床上起來，走到視窗那兒，開啟了窗戶，一看的確已是夜晚。我開啟燈，看了看錶，已經九點。我睡了近三個小時。我知道晚餐是八點鐘開，最晚八點半。我的腦海裡重又浮現出「怎麼辦」這個問題。但這一回因為精神恢復了，所以立刻找到了一個大膽而又便捷的答案：「我就待在別墅裡，我沒有理由躲起來，我這就去就餐，管它怎麼著呢!」我甚至覺得自己精神抖擻地準備跟巴蒂斯塔進行一場舌戰，正像我威脅埃米麗亞時所說，我要設法鬧得巴蒂斯塔把我們倆都攆走。我迅速地攏了攏頭髮，就從房間裡出去了。

可是客廳裡空無一人，儘管放在角落裡老地方的那張飯桌上已擺好了餐具。我注意到那是為一個人準備的。似乎是為了證實我的疑慮似的，女用人很快探進頭來告訴我說巴蒂斯塔和埃米麗亞已去卡普里鎮吃晚飯去了。如果我願意，我可以趕到「觀景臺餐館」去找他們。如果不的話，我也可以在家裡吃，晚飯半個小時之前就已準備好了。

我心裡明白，埃米麗亞和巴蒂斯塔也給自己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我明白，對他們來說，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一走了事，躲得遠遠的就行了。不過，這一次我沒有感到嫉妒，也不感到惱怒和失意。但我卻不無傷感地想到，他們做了他們唯一能做的事，而我倒是應該感謝他們使一次令人不快的衝突得以避免。我也很明白，他們採用這種迴避和退讓的戰術，實際上是暗示著要我走；而且要是往後他們仍然採取這種做法的話，他們就真的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了。不過，這是將來的事了，現在還難說。我吩咐女用人，我在家裡吃晚飯，上菜就是了，於是我在飯桌旁坐了下來。

我吃得很少，一點胃口都沒有，滿滿一盤火腿我只嚐了一片，埃米麗亞讓女用人為我們三個人買來的那條大魚，我也只吃了一小塊。晚飯幾分鐘就吃完了。我對女用人說，她只管去睡，我不再需要她了。我走了出去，到了陽臺上。

陽臺的一角有幾把摺疊躺椅，我開啟了其中的一把，坐在欄杆旁，面對著看不見的黑漆漆的大海。

我會見賴因戈爾德回到別墅之後，曾打算平靜地思索我對埃米麗亞說過的每一句話。當時，我還一點兒都不知道埃米麗亞究竟為什麼不再愛我；然而，我萬萬沒想到我把事情向她挑明之後，自己居然仍舊裝作一無所知。相反，對於過去我所擔心的蹊蹺之處，我卻認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湊合過去，儘管是毫無道理的，以致我最後竟然感嘆道：「不就這點事嗎……而你竟為了這樣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就不再愛我啦？」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情發生了：事情是挑明瞭，或者至少是以我們倆可以接受的那種方式挑明瞭，但那都是我過去就已經知道了的。糟糕的是：我本以為埃米麗亞鄙視我的原因也許可以通過審視我們過去的關係去尋求；可是，她卻不想承認它，實際上，她是想繼續毫無道理地鄙視我，並排除我為自己辯護和解釋的可能，因而也就排除了她自己重新尊重和愛我的可能。

總而言之，我明白了埃米麗亞那種鄙視我的感情，早在我能用自己的行為做出真正的或意向性的辯解之前就產生了。鄙視產生於我們倆長期以來性格的碰撞，這已無須再通過什麼重要的、令人信服的試驗，就像人們無須用試金石去碰擊貴重的金屬從而檢驗其純度的做法一樣。事實上也是如此，當我大膽提出她不愛我的原因是產生於她誤解了我對巴蒂斯塔的態度時，她既不認可，也不否定，只是緘默不語。我突然痛苦地想道，實際上，埃米麗亞從一開始就以為我是一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人，而並沒有責備我是用主觀猜測來斷定她的感情。換句話說，在埃米麗亞對我的態度上，有一種對價值的衡量，一種對我性格的看法，這跟我的行動是毫不相干的。而我的行動似乎又證實了她的那種衡量和看法；不過，即使沒有證實，她也完全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來衡量我。

其實，如果需要的話，證據就在她那怪異神秘的舉動之中。本來她一開始就可以通過跟我真誠坦率地交心而消除殘酷地窒息了我們之間愛的那些誤會。但她沒有那麼做，因為正像剛才我說過的那樣，實際上她是不想消除誤會，而願意繼續鄙視我。

我一直仰臥在躺椅上。我的這些思緒令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煩躁不安，我木然地站起身來，走過去俯身靠在欄杆上，雙手搭在上面。我凝望著那麼寧靜的夜色，也許，是想讓自己平靜下來。當海上刮來的一陣微風吹拂在我那滾燙的臉上時，我突然想到自己不該感到這樣輕鬆，我意識到，只要這種鄙視還持續著，被鄙視的人是不能也不該去尋求平靜的。就像受到最後審判的罪人，雖然他可以說：「高山啊，把我覆蓋起來吧；大海啊，把我淹沒了吧。」然而，即使他躲到最隱蔽的地方，鄙視都一直跟隨著他，因為鄙視已滲入他的心靈，無論他到何處都將帶著這種受人鄙視的心情。

於是，我又那樣躺在了躺椅上，用顫抖著的手點燃了一支菸。不過，不管我是不是被人鄙視，我都深信自己並不是可鄙的人，我有聰明才智和文化素養，這一點甚至連埃米麗亞都承認，這乃是我的驕傲和應該受到別人尊重的資本。我必須得思索，無論我思索的物件是什麼；不管我面對什麼神秘莫測的事情，我都應該大膽地運用我的聰明才智。如果我放棄運用聰明才智，那我真的要為我假設的可鄙而感到沮喪了，儘管那是未曾證實過的假設。

於是，我重又固執而清醒地思索起來。我的可鄙究竟表現在哪兒呢？賴因戈爾德無意中對我說過的話語此時又縈繞在我的腦際，他把我和埃米麗亞之間的關係，跟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的關係相提並論：「奧德修斯是個開化的男人，而珀涅羅珀是個未開化的女人。」總之，賴因戈爾德用他對《奧德賽》的荒誕解釋，無意中點破了我和埃米麗亞之間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就像阿喀琉斯所射之矛，先傷害人，然後又治癒人。現在，那解釋本身卻給予我某種安慰，我被他說成是「開化的人」，而不是「可鄙的人」。我發現如果我願意接受的話，這種寬慰相當靈驗。實質上，我是個處於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境遇之中的文明人，拒絕使用暴力的文明人，在對待至高無上的名譽問題時能通情達理的文明人。然而，一旦我把事情捅破，類似這樣的解釋——權且說它是一種傳統的解釋吧——就不再令我滿意了。且不說我和埃米麗亞的關係是不是真的跟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的關係那麼相似，這我很沒有把握，另外，這種在歷史範疇內無疑是有效的解釋，在完全超越時空、超越良知和純屬個人內心情感的領域裡，就不那麼有效了。在此，支配一切的是我們內心的感受。歷史只能在它本身的範疇內說服我和開導我，而我當時所處的境遇，不管它有多少「歷史的」原因，使我確實都不想在那樣的處境中工作和生活。

可是，埃米麗亞為什麼不再愛我，為什麼鄙視我呢？尤其是她為什麼需要鄙視我呢？突然，我想起了埃米麗亞說過的那句話：「因為你不是個男人。」她那句女人家的陳詞濫調卻是以坦誠的口吻說出來的，這令我十分震驚；而且，我想，埃米麗亞對我的態度的關鍵也許就在那句話中。那句以否定的語式說出的話裡，隱含著埃米麗亞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得像個男人：照她看來，那正是我所不具備的，而且，也是我做不到的。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那句話是如此平常，如此粗俗，使人覺得埃米麗亞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並不是產生於對人的價值的有意識的體驗，而是從她所生活的世界的那種世俗眼光出發的。現今世界上，一個稱得上是個男人的男人，就要像巴蒂斯塔那樣有獸性的力量和平庸的成就。頭天在飯桌上她望著巴蒂斯塔時所流露出來的那種近乎讚賞的目光就已向我表明了這一點，而且也證實了她由於絕望而終於屈從於他的慾望這個事實。總之，埃米麗亞鄙視我，她願意鄙視我，儘管她真摯而又單純，或者說，正因為她的真摯和單純，她才完全落入了巴蒂斯塔布下的羅網。在那羅網中，貧窮的男人是無力掙脫富裕男人的擺佈的，或者，換句話說，是無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男人的。埃米麗亞是不是真的懷疑我出於利益關係而想成全巴蒂斯塔的美意，這我沒多大把握。然而，要是真是這樣，她也許會這樣想：「裡卡爾多得靠著巴蒂斯塔，他是受巴蒂斯塔聘用的，他很想從巴蒂斯塔那裡再得到其他的工作，巴蒂斯塔追求我，所以，里爾卡多就暗示我做巴蒂斯塔的情婦。」

我對自己居然沒有早些想到這一點而深感詫異。奇怪的是，我如此清醒地辨別出賴因戈爾德和巴蒂斯塔對《奧德賽》的兩種不同的解釋乃是他們對生活的兩種不同理解方式，卻偏偏沒有意識到，我在埃米麗亞心目中的形象竟然與我的真實形象如此不同，在這一點上，埃米麗亞實際上是仿效了電影製片人和導演篡改荷馬史詩的做法。區別只在於：賴因戈爾德和巴蒂斯塔只是想當然地解釋了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這兩個形象；而埃米麗亞則是以她所因襲的令人厭惡的世俗眼光去解釋她自己和我這樣兩個活生生的人。於是，在真摯、單純的品格和潛意識的、平庸的觀念支配下，就萌生出了埃米麗亞這種認為我想把她推入巴蒂斯塔懷抱的想法，她並沒有承認自己真是這樣想的，但也沒有予以澄清。

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一點，我尋思著，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埃米麗亞得在賴因戈爾德、巴蒂斯塔和我就《奧德賽》所做出的三種不同的解釋中選擇一個的話，她肯定能理解巴蒂斯塔出於經濟效益考慮而要把《奧德賽》拍得富有戲劇性的主張；她也可能同意賴因戈爾德從心理學的角度改編原著的觀點。然而，鑑於她的天性和坦誠，她肯定不能昇華到我對原作理解的水平，或者說，不能昇華到荷馬和但丁的理解水平。她做不到，不僅因為她愚昧無知，也因為她並不是生活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裡，而是生活在巴蒂斯塔和賴因戈爾德那種完全現實的世界裡。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埃米麗亞是我夢寐以求的女人，同時又是一個站在可悲的層次上判斷我並鄙視我的女人；珀涅羅珀在漫長的十年期間始終忠實於遠在異鄉的丈夫，而現實生活中的這個女打字員卻懷疑子虛烏有的所謂利害關係。而我為了擁有自己所愛的埃米麗亞，為了讓她能正確地判斷我，我本該帶她走出她所生活的天地，把她帶進一個跟她一樣真摯、純樸的世界裡，那乃是一個金錢並不重要、語言保持著其完整意義的世界，一個我誠然可以嚮往，卻又是不存在的世界，就像賴因戈爾德提請我注意的那樣。

不過，我還得繼續活下去，或者說，得繼續在巴蒂斯塔和賴因戈爾德的天地裡周旋和工作。那麼我應當做些什麼呢？我想，首先得擺脫令人痛苦的低人一等的感覺，是它導致我荒謬地懷疑自己原來就卑微，或者說，天生就卑微。這麼說吧，是不應歸因於行為表現，而應歸因於天性的一種內在的卑微；因為實際上埃米麗亞對我的態度中似乎已流露出這種看法。如今我深信，任何人都不能平白無故地被人說成是卑微的。然而，為了擺脫我那種低人一等的感覺，我還得用這個道理去說服埃米麗亞。

我想起了在編寫《奧德賽》的電影劇本中曾考慮過的奧德修斯的三重形象，從中我又悟出了人的三種不同的存在方式。巴蒂斯塔的奧德修斯形象，賴因戈爾德的奧德修斯形象，最後是我的奧德修斯形象，我感到我的奧德修斯形象是唯一正確的，那實質上是荷馬的奧德修斯形象。為什麼巴蒂斯塔、賴因戈爾德和我，我們三個人在塑造奧德修斯的形象上觀點如此不同呢？就是因為我們三人的生活、我們的人生理想迥然相異。巴蒂斯塔所要塑造的膚淺、平庸、浮誇而又毫無意義的形象，與巴蒂斯塔的生活和理想，或者確切地說，與他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賴因戈爾德所要塑造的那種比較現實，然而又簡單化和庸俗化了的形象，這符合他當導演的精神和藝術境界。最後是我所要塑造的形象，那無疑是最崇高、最自然、最富有詩意、最真實的形象，它產生於我對一種既不被金錢腐蝕和吞噬，又沒有降低到純粹是出於生理上和物質上的需求的生活的嚮往，那種嚮往也許是軟弱無力的，然而卻是誠摯的，我得使自己符合這種形象，儘管我沒能在電影劇本里塑造出這種形象，儘管在現實生活中體現這種形象的可能性也很小。唯有用這種方法和這種理由才能說服埃米麗亞，才能重新贏得她的尊重和愛戀。怎麼去做呢？依我看，如果有必要，除了更加倍地愛她，除了再一次向她表明我對她的愛之純潔和無私之外，別無他法。

然而，我想，暫時我還是不要勉強去說服埃米麗亞，我滯留到第二天，然後乘下午的輪渡離去，不希求對她說什麼，也不希求見到她。到羅馬後再給她寫封長信，對她解釋許多我口頭上一直無法說清楚的事情。

這時，從陽臺底下的小路上傳來了一陣平靜的說話聲，我立即辨別出那是埃米麗亞和巴蒂斯塔的聲音。我急忙回到裡面，把我關在自己的房間裡。但我並不困，再說，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憋在那個屋子裡生悶氣，他們倆倒悠然自得、談笑風生地在別墅四周兜風，簡直太令人難受了。由於近來我常失眠，我從羅馬帶來了一種很靈驗的安眠藥。我加大劑量服了藥之後，就怒氣衝衝地和衣躺倒在床上了。我幾乎立刻就入睡了，因為我不相信剛才我聽到的是巴蒂斯塔和埃米麗亞的說話聲。

忒勒福斯曾被阿喀琉斯的矛所傷，傷口一直久治不愈，後通過神諭得知，只有造成這傷害的才能治好這種創傷。忒勒福斯找到阿喀琉斯，可是阿喀琉斯不清楚該如何治傷。奧德修斯表示，神諭說「能治好這傷的」指的不是傷人的人，而是傷人的矛。果然，將阿喀琉斯矛尖上的碎片敷在忒勒福斯的傷口上，傷口便很快癒合了。阿喀琉斯的矛比喻那些既傷害人而又能救人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