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情愫叫作「感激」。
有一句話是「謝謝」。
我之所以頻頻回憶，實在是因為我內心裡漸漸充滿了感激。這感激是人間的溫情從前播在一個少年心田的種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種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長……
我感激父母給我以生命。在我將孝而未來得及更周到地盡孝的年齡，他們先後故去，在我內心裡造成很大的兩片空白。這是任什麼別的事物都無法填補的空白，這使我那麼憂傷。
我感激我少年記憶中的陳大娘，她常使我覺得自己的少年曾有兩位母親。
那個大院裡，我們兩家住在最裡邊，是隔壁鄰居。她年輕時就守寡，靠賣冰棒拉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長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沒有陳大娘家和我家是兩戶人家的意識區別。經常的，我闖入她家進門便說：「大娘，我媽不在家，家裡也沒吃的，快，我還要去上學呢！」
於是大娘一聲不響放下手裡的活，掀開鍋蓋說：「喏，就有倆窩窩頭，你吃一個，給正子留一個。」——正子是他的兒子，比我大四五歲，飯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飢餓的年代，而我卻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後來那個大院被動遷，我們兩家分開了。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學，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臉色，便主動說：「又跟你媽賭氣了是不是？準沒在家吃飯！稍等會兒，我給你弄口吃的。」
仍是飢餓的年代，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少不更事，從不曾對大娘說過一個「謝」字，甚至心中也從未生出過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見賣冰棒的陳大娘受惡青年的欺負，我像一條兇猛的狼狗似的撲上去和他們打，咬他們的手。我心中當時憤怒到極點，彷彿看見自己的母親受到欺辱……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種方式，也僅那麼一次。
我下鄉後再未見到過陳大娘，我落戶北京後她已去世。我寫過一篇小說《長相憶》——可我多願我表達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說，不是曾為她和力不能抵的惡青年們打架，而是執手當面地告訴她——大娘……
由陳大娘於是自然而然地憶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兒，是我們那條街上頂漂亮的大姑娘，起碼在我眼裡是這樣。我沒姐姐，視她為姐姐，她關愛我，也像關愛一個弟弟。甚至，她談戀愛，去公園幽會，最初幾次也帶上我，充當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於我的人生的意義，在於使我對女性從小培養起了自認為良好的心理。我一向懷疑「男人越壞，女人越愛」這種男人的邏輯真的有什麼道理。淑琴姐每對少年的我說：「不許學那些專愛在大姑娘面前說下流話的壞小子啊！你要變那樣，我就不喜歡你了！」——男人對女人的終生的態度，據我想來，取決於他有沒有幸運在少年時代就獲得到種種非血緣甚至也非親緣的女人那一種長姐般的、有益於感情質地形成的呵護和關愛，以及從她們那兒獲得怎樣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我這個希望自己有姐姐而並沒有的少年，從陳大娘漂亮的二女兒那兒幸運地都獲得過。似姐非姐的淑琴姐當年使我明白——男人對於女人，有時僅僅心懷愛意是不夠的，而加入幾分敬意是必要的。淑琴姐令我從小對女性的情感和心理是比較自然的，也幾乎是完全自由的。這可謂幸運，又何嘗不是幸福？
細細想來，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她使少年的我對於女性情感呵護和關愛的需要，獲得的既溫馨，又飽滿、健康。
後來，我下鄉了，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學楊志松。在班裡他不是和我關係最好的同學，只不過是關係比較好的同學。我們是全班下鄉的第一批，而且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沒帶褥子，與他合鋪一條褥子半年之久。親密的關係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個連隊，使我有了最能過心最可信賴的知青夥伴。當人明白自己有一個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絕不會出賣自己的朋友的時候，他便會覺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財富。實際上他年齡比我小几個月，我那時是班長。我不習慣更不喜歡管理別人，小小的權力和職責反而使我變得似乎軟弱可欺，因為我必須學會容忍制怒。故每當我受到挑釁，他便往往會挺身上前，厲喝一句——「幹什麼？想打架嗎？！」
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學——王嵩山、王志剛、張雲河。他們是「文革」中的「散兵遊勇」，半點兒也不關心當年的「國家大事」。下鄉前我為全班同學做政治鑑定，我力陳他們其實都是政治上多麼「關心國家大事」的同學，唯恐一句半句不利於肯定他們「政治表現」的評語影響他們今後的人生，為此我和原則性極強的年輕的軍宣隊班長爭執得面紅耳赤。他們下鄉時本可選擇去離哈爾濱近些的師團，但他們專執一念，願望只有一個——我和楊志松在哪兒，他們去哪兒。結果被卡車在深夜載到了兵團最偏遠的山溝裡，見了我和楊志松的面，還都歡天喜地。
他們的到來，使我在知青的大群體中，擁有了感情的保險箱，而且，是絕對保險的。在我們之間，友情高於一切。時常，我腳上穿的是楊志松的鞋，頭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襖可能是王志剛的。而褲子，真的，我曾將張雲河的一條新棉褲和一條新單褲都穿成舊的了。當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裡，我也許是個喜歡佔便宜的傢伙，但我的好同學們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樣的人。他們格外體恤我捨不得花錢買衣服的真正原因——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儘量往家裡多寄點兒錢……
後來楊志松調到團部去了。分別那一天，他鄭重囑咐另外三名同學：「多提醒曉聲，不許他寫日記，開會你們坐一塊兒，限制他發言的衝動。」
再後來王嵩山和王志剛調到別的師去了，張雲河調到別的連當衛生員去了。一年後楊志松上大學去了，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獨……
此時我有三個可以過心的朋友——一個叫吳志忠，是二班長；一個叫李鴻元，是司務長；還有一個叫王振東，是木匠。都是哈爾濱知青。他們對我的友情，及時填補了由於同班同學先後離開而對我的情感世界造成的嚴重塌方……
僅僅有友情是不夠的，我是那類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當年是很冒險的事。我要感激我們連隊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們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頭腦中對當年現實的某些質疑，並不證明我思想反動或瘋了。如果他們中僅僅有一人出賣了我，我的人生將肯定是另外的樣子，然而我不曾被出賣過。這是很特殊的一種人際關係，因為我與他們，並不像與我的四名同班同學一樣，彼此有著極深的感情作為關係的前提和基礎。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給我的同班同學，思想卻大膽地僅向高中知青們坦言。他們起初都有些吃驚，也很謹慎。但是漸漸的，都不對我設防了。「九一三」事件以後，我和他們交流過許多對國家，當然也是對我們自身命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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