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條小街上，不僅經常引起同胞對同胞的嫌惡，還經常引起同胞對同胞的怨毒氣，還經常造成同胞與同胞之間的緊張感。互相嫌惡，卻也互相不敢輕易冒犯。誰都是弱者，誰都有底線。大多數人都活得很隱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員會對這條小街束手無策，他們說他們沒有執法權。

城管部門對這條小街也束手無策，他們說要治理，非來「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麼能來「硬」的呢？

新聞單位被什麼人請來過，卻一次也沒進行報道。他們說，我們的原則是報道可以解決的事，明擺著這條小街的現狀根本沒法解決啊！

有人給市長熱線一次次地打電話，最終居委會的同志找到了打電話的人，勸說——容易解決不是早解決了嗎？實在忍受不了你乾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這個區人大代表應該履責，我卻從沒向區政府反映過這條小街的情況。我的看法乃是——每一處攤位，每一處門面，背後都是一戶人家的生計、生活甚至生存問題，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紅字標誌著一個所在是「城市美化與管理學院」。

相隔幾米的街對面，人行道上搭著快餐攤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氣沖鼻，情形令人作嘔。

城管並不是毫不作為的，他們乾脆將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於是那兒擺著一個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於是另一個下水道口也臭氣沖鼻，情形令人作嘔了。

又幾步遠，曾是一處賣油炸食物的攤點。經年累月，油鍋上方的高壓線掛滿油煙嘟嚕了，如同南方農家灶口上方掛了許多年的臘腸。架子上的變壓器也早已燻黑了。某夜，城管發起「突擊」，將那麼一處的地面磚重鋪了，圍上了欄杆，欄杆內搭起「執法亭」了。白天，攤主見大勢已去，也躺在地上鬧過，但最終以和平方式告終。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側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八十釐米寬的欄杆，使那一側無法停車了。理論上是這樣一道算式——斜停車輛佔路面一點五米寬即一百五十釐米的話，如此一來，無法停車了，約等於路窄了七十釐米。

兩害相比取其輕，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一種精神上的「勝利」。這條極可能經常發生城管人員與佔道經營、無照經營、不衛生經營者之間的嚴峻鬥爭的小街，十餘年來，其實並沒發生過什麼鬥爭事件。鬥爭不能使這一條小街變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將月無寧日，日無寧時。這是雙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儘量地互相理解，互相體恤。

也不是所有的門面和攤位都會使街道骯髒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髮店、照相館、洗衣店、列印社，還有茶店、糕點店、眼鏡店、鮮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賣鞋的小鋪面，它們除了方便於居民，可以說毫無負面的環境影響。我經常去的兩家列印社，主人都是農村來的。他們的鋪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據他們說，每年還有五六萬的純收入。

這是多麼養人的一條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萬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層人家，或是農村來的同胞，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難道還不應該服從這一道理嗎？

在一處拐角，有一位無照經營的大娘，她幾乎每天據守著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攤位賣鹹鴨蛋。一年四季，寒暑無阻，已在那兒據守了十餘年了。一天才能掙幾多錢啊！如果那點兒收入對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歲的人了，想必不會堅持了吧。

大娘的對面是一位東北農村來的姑娘，去年冬天她開始在拐角那兒賣大餷子粥。一碗三元錢，玉米很新鮮，那粥香啊！她也只不過佔了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人行道路面。佔道經營自然是違章經營，可是據她說，每月也能掙四五千元！因為玉米是自家地裡產的，除了點兒運費，幾乎再無另外的成本。她曾對我說：「我都二十七了還沒結婚呢，我物件家窮，我得出來幫他掙錢，才能蓋起新房啊！要不咋辦呢？」

再往前走十幾步，有一位農家婦女用三輪平板車賣豆漿、豆腐，也在那兒堅持十餘年了。旁邊，是用櫥架車賣燒餅的一對夫妻，丈夫做，妻子賣，同樣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間，兩家的兩個都是小學生的女孩也來幫大人忙生計。炎夏之日，小臉兒曬得黑紅，而寒冬時，小手凍得腫乎乎的。兩個女孩兒的臉上，都呈現著歷世的早熟的滄桑了。

有次我問其中一個：「你倆肯定早就認識了，一塊兒玩不？」

她竟說：「也沒空兒呀，再說也沒心情！」

回答得特實在，實在得令人聽了心疼。

「五一」節前，拐角那兒出現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外地漢子，擠在賣鹹鴨蛋的大娘與賣鞋墊的大娘之間，僅佔了一尺來寬的一小塊兒地方，蹲在那兒，守著裝了硬海綿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風輪，彩色閃光紙做的風輪。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賣成本那麼低、肯定也掙不了幾個小錢的東西，還因為他右手戴著原本是白色、現已髒成了黑色的線手套，一種廉價的勞保手套。

我心想：「你這外地漢子呀，北京再能謀到生計，這條街再養得活人，你靠賣風輪那也還是掙不出一天的飯錢呀！你這大男人腦子進水啦，找份什麼活兒幹不行，非得蹲這兒賣風輪？」然而，我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擠在兩位大娘之間，蹲在那兒，五月份快過去了他才消失。

我買鞋墊時問大娘：「那人的風輪賣得好嗎？」

大娘說：「好什麼呀！快一個月了只賣出幾支，一支才賣一元錢，比我這鞋墊兒還少五角錢！」

賣鹹鴨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農村幹活兒時，一條手臂砸斷了，殘了，右手是隻假手。不是覺得他可憐，我倆還不願讓他擠中間呢……」

我頓時默然。

賣鹹鴨蛋的大娘又說，其實她一個月也賣不了多少鹹鴨蛋，只能掙五六百元而已，這五六百元還僅歸她一半兒。農村有養鴨的親戚，負責每月給她送來鴨蛋，她負責醃，負責賣。

「兒女們掙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學花費太高，我們這種沒工作過也沒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邊賣鞋墊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給第三代掙出點兒零花錢，那也算兒女們不白養活我們呀……」

賣鞋墊的大娘就一個勁兒點頭。

我不禁聯想到了賣豆製品的和賣燒餅的。他們的女兒，已在幫著他們掙錢了。父母但凡工作著，小兒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錢——城裡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兒女，與外地農村人家的小兒女相比，似乎永遠是有區別的。我的脾氣，如今竟變好了。小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漸使我明白我的壞脾氣與這一條小街是多麼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從心起之事，每能強壓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懶得，則命令自己裝沒看見，扭頭一走了之。

而這條小街少了我的罵聲，情形卻也並沒更糟到哪兒去。正如我大罵過幾遭，情形並沒有因而就變好點兒。

我覺得不少人都變得和我一樣好脾氣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說恨不得開輛坦克從街頭壓到街尾的熟人。

我說：「你看我們這條小街還有法兒治嗎？」

他苦笑道：「能有什麼法兒呀？理解萬歲唄，講體恤唄，講和諧唄……」

由他的話，我忽然意識到，緊繃了十餘年的這一條小街，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種品格，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體恤。所謂和諧，對於這一條小街，首先卻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計、生活、生存之艱難辛苦，在這一條小街呈現得歷歷在目。小街上還有所小學——瓷磚圍牆上，鑲著陶行知的頭像及「愛滿天下」四個大字。牆根低矮的冬青叢中藏汙納垢，葉上經常沾著痰。行知先生終日從牆上望著這條小街，我每覺他的目光似乎越來越憂鬱，卻也似乎越來越溫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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