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乾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髮，「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噁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覆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乾淨。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裡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能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溼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乾乾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面捉蝨子呢！」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髮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髮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髮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髮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裡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裡感到一點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吁吁。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文化將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裡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裡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什麼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臺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有意思。」

「看過幾遍了？」「兩遍。」

「能講下來嗎？」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來，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宣告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來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裡，就講述到哪裡。」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裡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時，他心裡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來，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了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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