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又忘了友人們經常對我進行的閒事莫管的教導，指著那高個子保安厲喝：「住口吧你！就為不許人家照幾張相，你們兩名保安站在這兒都四十幾分鍾了，成心犯渾啊！」

這時保安隊長聞訊趕來了，也衝我嚷嚷：「這兒正調解呢，你多的什麼嘴？」

我大聲說：「看不過眼去的事，每個公民都有說話的權利！」

於是圍觀者七言八語，都說事情根本不值得那麼較真兒。

而兩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機將保安們推走了。

那一對夫婦終於可以照相了，但他們並沒開始照——臉上的表情那麼不悅，照出來的效果會好嗎？

回到家裡的我，卻吃不下早點了，為自己所見的事生氣，卻又不知究竟該生哪一方的氣。雖然我當時認為保安們不對，但冷靜一想，他們都那麼年輕，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當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確曾對他們說過「支起三腳架即算‘大規模’攝影」——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他們明明看見了有人在支起三腳架攝影，不禁止行嗎？萬一管他們的人看到了，斥責他們失職，興許還會開了他們，那他們又怎麼擔待得起呢？因為小小的過失開一兩名保安，還不是家常便飯嗎？這麼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兩名保安小夥子了，並因為我對他們的態度感到深深的內疚和羞慚。

那麼說來說去，是那一對中年夫婦有什麼不對嘍？可他們究竟又有什麼不對呢？我看得出來他們並不住在附近。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前來公園，本打算為孩子拍幾張紀念照，只因為架起了不足一米高的三腳架卻被視為進行「大規模」攝影，再三辯說也不許照，那麼多人幫之說情也無濟於事——換了誰，都不會乖乖地服從。

但如果哪一方都無錯可責，又怎麼會在一個明媚的上午，在一處美麗而又人氣和諧的公園裡，雙方大煞風景地僵持四十幾分鍾，以至於不得不呼來派出所的民警呢？

孰是孰非，又像「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一樣，似乎成了「斯蒂芬斯之謎」。

此事使我聯想到另一件事——前不久，我的一外省友人在電話中告訴我，他險入一次鬼門關，所幸陽壽未盡，又迴轉到現世來了。他是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先生，什麼事都循規蹈矩，唯恐給別人留下為老不尊的不良印象。但他說起他的遭遇，竟異常激動：某日10點左右，忽覺頭疼，起初並不在意，然其疼與時俱增，挨至中午，已甚劇烈。情知不妙，趕緊打的去醫院。及至，下午各科的號已全掛滿，只有專家門診尚可加號，於是掛了一個專家號。

我問：「為什麼不掛急診啊？」

他說他是有些常識的，估計自己可能是腦血管方面出了問題，那麼首先要拍腦部的血流片子。急診也必如此，專家門診也必如此。與其在急診部排隊，莫如在專家門診加個號，只開上拍片的單子，也就最多半分鐘的事兒，並不耽誤別人就診，自己也能很快進入拍片室。

問題就出在了他的這一種想法上。掛號處給他開的是32號，這意味著他要坐在專家門診室處等很久。可那時他的頭更疼了，幾乎忍受不住了。專家門診室外有專門監管秩序的護士。他上前央求：「能不能先照顧我一下啊，就半分鐘，啊？」護士斷然拒絕：「不行，都得按號看病。」「我頭疼得厲害，快忍不住了啦。」「那去看急診。」「可我已經掛了專家號。」「那就是你個人的問題了。」七十餘歲的老人便再無話可說。還說什麼呢？以他的年齡，以他的修養，是斷不會硬闖入專家門診室去的。

萬一和是自己孫女輩的小護士拉拉扯扯起來，成何體統呢？於是他轉而去分號臺那兒央求。可人家說只管分號，不管別的事。想要受到優先照顧，還是得跟在專家門診室外監管秩序的護士去說……

他便又回到了專家門診室那兒，再次央求。小護士還是不肯給予照顧，且振振有詞：「我站在這兒是幹什麼的？就是負責監管秩序的。有秩序對大家都公平，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破壞了公平。你頭疼，別人就哪兒都好好的嗎？老先生，還是耐心坐在那兒等著吧。既然給你開了號，下班前就準能輪到你……」

小護士對他諄諄教導，聽來那一番話不能說毫無道理。醫院專門安排幾名護士在專家門診前監管秩序，那也確實是對大多數看病的人負責任的一種措施。而那小護士分明也是想認認真真地負起自己那一份職責。

但是對於我的友人，那一種認真卻未免近於冷酷無情。出於熱愛自己生命的本能，趁一個看病的人剛從專家門診室出來，他便顧不了許多地硬往裡闖了……

「你這人怎麼這樣？」小護士還真拽住了他。

「姑娘，我不騙你，我的頭……」

老人家一急，話沒說完，竟身子猛烈一抖，隨之往後便倒。老先生腦血管因堵塞而破裂，幸而搶救及時，進行了開顱手術，撿回一條命。

在我們普通人所終日生活的社會細節裡，如此這般的事舉不勝舉。若想從這類事中分清孰對孰錯，是很難的。若想完全避開這類事，也是很難的。這類事和腐敗沒有什麼關係，和官僚主義也沒有什麼關係，和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更沒有什麼關係，但它也是那麼影響我們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現實生活是否值得我們熱愛，往往也由這類事對我們生活情緒的影響而定。以我自己為例，我大致歸納了一下，倘從我十八歲成年以後算起，大約有三分之一使我大動肝火的事，其實正是以上一類事。這類事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大能替人民操心得到的，也是任何一個法官都難以斷清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環衛部門都不曾對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做出過權威結論。難以想象的是，有時一條好的規定、一項好的措施竟會使人和人的關係反而不和諧了。

關鍵還是在人。

正如我們常說的：「規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而這句話在人口少的國家是一回事，在我們有十三億多人口的中國是另一回事。

如果元大都遺址公園每天早晨健身的人少了一半，那兩名太過認真的保安對那一對中年夫婦也不會那麼認真了吧？

如果我們的醫院不都像集市一樣，那麼太過認真的小護士也會對我的友人予以照顧了吧？

十三億多，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人口真是太多了。以至於在我們社會的每一條褶皺裡，每一個細節中，都時常會發生些本不該發生的事。

我喋喋不休地講述以上幾件事其實並非為辨明是非，而只不過想使我自己和我的讀者更加明瞭——生活在一個十三億多人口的國家裡，每一個普通人最好都夾起尾巴做人。管別人的人，不要總習慣於對別人像牧人對待羊群中的一隻羊一樣；被管的人，遇到了太過認真的人，應像車遇到了攔路石一樣，明智地繞行。即使忍氣吞聲，該忍則忍，該吞則吞吧！

否則和諧那還有望嗎？！

體恤兒子

現在，兒子是一點兒良好的自我感覺也沒有了。稍微的一點兒也沒有了。起碼我這個父親是這麼看他的。

由小學生到中學生，他已算頗經歷了一些事，或直白曰是一些挫折。在學業競爭中嗆了幾次水，品咂了幾次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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