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醫生，某日一旦被戴上「大權威」「小權威」的紙糊高帽，掛上「業務白專人物」的牌子游街示眾，那就等於做廣告，全城家喻戶曉了。於是從醫院到家裡，一撥一撥的人點名道姓，非要被遊鬥過的他們診病治病不可。老百姓才不傻呢，心裡明鏡似的，知道在什麼情況下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什麼人指望什麼人拯救自己。包括白天批過「權威」鬥過「權威」的「造反派」甚至「專案組」的人，晚上也會帶著自己患了疑難病症的至愛親朋，隱至「權威」的家裡，請求他們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救死扶傷，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或用小汽車將「權威」們悄悄接到自己家裡……
在這一點上木匠和醫生相比差不多是同等的幸運。當年中國人對一個理想的「家」的設計和要求，是以「腿兒」作標準的。寫字檯四條腿兒，大立櫃四條腿兒，一組沙發十二條腿兒……據說，應有盡有，添置齊全了，大約「四十六條腿兒」。當然，這是一流標準，權勢者的標準，是處以上幹部們的家的起碼水平，是科長們追求和嚮往之的家的水平，是老百姓們夢寐以求的水平。
一對兒戀人打算登記結婚了，女方每每問男方——預備下多少條「腿兒」了？倘「腿兒」的數量太少，女方是要噘嘴兒，甚至是要掉眼淚要犯急的。那麼婚期就得往後拖。當年哈爾濱的小夥子結婚前，主要是為「腿兒」的多少而操心上火，而大傷腦筋，而四處奔忙。一間新房，怎麼也得有二十幾條「腿兒」牢立在地，才能向新娘交代得過去。才能將新娘高高興興地迎入。「革命」耽誤了中國科技的發展，耽誤了中國生產的發展，卻從沒耽誤過中國的男人和女人結婚。
老百姓身上的衣服，總是要補的，總是要換的。老百姓家裡的傢俱，總是要修的，總是要更新的。衣服到處都有賣的，全市卻僅有兩處傢俱店。而且買傢俱是要憑票的。當年的一級工月薪二十四元，二級工三十六元，三級工四十二元。當年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能升到三級工的是極少數。籌備結婚的年輕人，月薪普遍在二十四元。僅夠買一張寫字檯的一條腿兒。所以，打算結婚的年輕人，打算添置新傢俱的人家，即使是處長之家局長之家，一般也都得千方百計備下些木料，請木匠師傅給做。
被傢俱廠的「造反派」們「掃地出門」的「木工王」，身價不跌，反而倍增。在人們的廣泛的需求意識中，仍是木工行業的「無冕之王」。主動上門央求做傢俱的人們不計其數。工期排得滿滿的，天天做也做不完。相求的人們，除了付工錢，照例還得要送份兒禮。八級木工的月薪是八十八元。「木工王」反而因為被妒得福，每月收入都在二百元以上。連傢俱廠的「造反派」們，更有權勢的「造反派」們也免不了有求他的時候。既求他，當然就得庇護著他點。傢俱廠的「造反派」們，儘管對他妒上加妒，卻奈何不得他。他忙不過來，就要兒子做幫手，指導兒子學起木工來。所以我的「戰友」在下鄉前就是一名好木工了。正所謂名師出高徒。
他下鄉不久，主動要求調到了木工班。一年後，手藝超群顯示，將連裡一些從未受過指導的濫竽充數的木匠的手藝全比下去了。於是聲名大噪。老職工、老戰士、知青們都紛紛求他做各式各樣的桌子，各式各樣的櫃子，各式各樣的箱子。他從不收錢。收錢性質就變了。他很明智，恪守著不收錢的原則，以業餘時間幫人忙播種人情。人緣廣泛，口碑甚佳。
有一年團政委到我們連「蹲點」，先是發現我們連的知青幾乎人人都有木箱，而且工藝都是那麼細緻，漆色也塗得那麼棒。接著發現許多老戰士老職工家裡的桌子櫃子，都是嶄新的，樣式又都那麼美觀，大為驚詫。於是召開現場會，嚴厲批判用公家木料做私人傢俱的不良現象。批判了一通之後，對姚倫的木工手藝，卻又讚不絕口。說想不到知青中會存在手藝如此高超的木工巧匠！說可惜知青中沒有八級。若有，一定特批姚倫為八級木工！……
於是從那一天起，姚倫雖然姓名仍在連隊的花名冊上，但差不多屬於半個團裡的人了。一年中有半年的時間，被抽調到團裡去為各辦公室，為禮堂，甚至為首長們個人做這做那。他像他父親一樣，成了團裡的「木工王」。最多時，手下指揮著二三十名木工。
那是他的人生最輝煌的階段。
後來他結婚了。妻子是位漂亮又賢惠的當地姑娘。
他家裡的傢俱的「腿兒」，也許是全團人家裡最多的。
後來他有兒子了。
後來和大批知青一樣，他返城了。
他返城時遇到了棘手的難題。因為妻子不是知青，落不上城市戶口，牽連著兒子也落不上城市戶口。於是他給各方各面的人白做傢俱，打通一重重障礙。他的木工手藝在關鍵時刻幫了他。一年後他妻子兒子的戶口全落上了。靠了木工手藝，他為妻子解決了工作。為他們三口之家謀到了住房——一幢新樓的一間半地下室。雖然是地下室，但在當年，相比於返城後一無所有，一切都得從零開始的廣大知青，他還是幸運的。令人羨慕的。
但是他自己卻不急於謀職。謀職對他並不難。他嫌正式工作工資太低。他成了返城知青中最早的一名個體手藝勞動者。每月一百多元，二百來元。今年幹著，同時攬著明年的活兒。彷彿足以一直從容不迫地幹下去。
相比而言，在返城知青中，當年他的小日子過得相當滋潤。愛妻嬌子、和和美美。衣食不愁，每月還有點兒積蓄。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他的活法開始受到威脅了。湧入城市的大批的民工中，也有不少像他祖父那類揹著工具箱遊走於民間的木匠。尤其南方來的一些木匠，活兒做得也很細，工藝也很講究，北方人又天生在許多方面迷信南方。於是南方的木匠們，在北方的這座城市特別吃香了。正如那句話說的——「外來的和尚好唸經」。
他妻子就勸他：「活兒少了，只怕幹不了幾年了，趁早兒找個正式工作吧？」他卻不以為然。說幾百萬人口的一座城市，到什麼時候也少不了木匠啊！我就不信南方來的木匠，會擠得我有沒活兒幹那一天。然而世事的發展變遷，遠比他所預料的要快得多。第二年市裡的某一傢俱廠與國外合資，引進了一條流水線。市場上出現了樣式美觀工藝上乘的組合傢俱，廣告做得鋪天蓋地，迅速成為名牌，也迅速改變了人們的傢俱需求觀念。翌年又有兩家合資傢俱廠誕生。三足鼎立，展開激烈競爭。南方來的木匠們在傢俱廠的激烈競爭中，從這座城市裡消失了，撤退了。他也陷入了失業之境。他當然就不得不急著謀職了。
「會什麼？」「木工活兒。我父親是當年本市的‘木工王’！……」「是嗎？可我們不需要木匠啊！除了木工活兒你還會什麼？」他不得不承認，除了會木工活兒，再無所長。「那，我們缺個勤雜工你幹不幹？」「勤雜工？」「就是打掃廁所，打掃環境衛生的人。」「這……每月多少錢？……」「二百多吧！」「其他呢？」「沒什麼其他了！」斯時已是90年代初。他已經四十餘歲了。物價早已漲了幾倍了。下崗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他備覺受辱。自然是不肯幹的。但是四處碰壁，所遇情況差不多。他在失業之境中閒了兩年。早些年的積蓄花光了，每月只能靠妻子的低微收入勉強度日了。那一種閒可不是他情願的，心情也是非常愁悶的。
城市非但不再需要細木工了，甚至也不再需要車工、鉗工、銑工、刨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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