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媽聾了？」

他又說：「對不起。」

小女子默默將那男子推開，催促他：「快點，快點兒。」

他數了數瓶子，忍氣吞聲地說：「總共七角。」

「七角？！」——那男子又衝到了門口，指著他聲色俱厲：「多少錢？再說一遍！」

「八個小瓶，每個五分，五八四角。三個大瓶，每個一角，三角。四角加三角，七角。信不過我你親自再數一遍。」

「你騙誰你？！當我們沒賣過瓶子啊？明明小瓶子一角，大瓶子兩角，你怎麼按五分收？按一角收？……」

「那是去年的價。去年就是我收的……今年，你們也知道的，金融海嘯了……」

「嘯你媽的頭啊！你個收破爛兒的，也他媽敢打著金融海嘯的幌子呀？你配嗎你？！……七角錢！老子寧肯扔了也不賣了！……」那男子氣呼呼地跨將出來，捧起紙箱，幾步走到公共垃圾筒前，將紙箱扔入。之後，看也不看他一眼，返入家門，將門呼地關上……

阿偉生氣地望著那門。他記得以前也來這一戶收過廢品，主人並非剛才那一對男女。顯然，主人將房子租出去了。為了上門來收廢品，他淋得落湯雞似的。那些瓶子一扔進垃圾筒裡，撿它們的權利便屬於這幢樓的清潔工了。這是小區裡的規定。任何別人撿，等於侵權。侵犯別人權益之事，阿偉是做不來的。儘管，他這會兒將紙箱子從垃圾筒裡撿出來，沒人會看到。他有點兒想那麼做，但也只是一念閃過而已。這幢樓的女清潔工，也是從農村出來的。他認識她，他倆常在一起聊農村人進城打工的不容易。他倆同病相憐。他覺得他如果照自己那一閃念去做了，未免太可恥。

他也特想踹開門，將那男子也狗血噴頭地罵一頓。如果對方敢跟他動手，他才不怕。打就打，都是高矮胖瘦一般般的男人，誰怕誰？卻同樣是一閃念而已。聽了那男子對著手機嚷嚷的話，他不願和對方一般見識了。

落湯雞般的阿偉是在十五層樓。電梯遲遲不上來，他等不及，索性下樓梯。外邊，雨終於變小。阿偉出現在樓口臺階上時，天空已經有些見晴。他抬頭望望天空，鬱悶情緒因之稍釋。

「挺。」他喃喃自語，不料腳下一滑，從臺階上跌了下去。他站了幾次，沒站起來……在醫院，妻子見他一條腿上了夾板，立刻就哭了。「咋辦？」「挺。」「你都這樣了，還怎麼挺啊……」「世上從來沒有一直不過去的事兒……咱們那三平方米寶地得堅守住！不放棄，絕不放棄！哪怕把以前掙的錢再貼進去，也要守住！守住了那三平方米地方，蓋新房子就還有希望，供兒子將來上學的費用就不愁！……」這農村年輕人的臉上流下淚來；然而，那話語卻說得擲地有聲。

「聽說，不久這條街要改造了……」「咱不怕。不管怎麼改造，城市人家總還是有廢品的。咱那地方，是合法的！」

幾天以後，阿偉又出現在他的寶地旁。由於一條腿上了夾板，他只能側身而坐。那樣，他上了夾板的腿就可以平放在水泥臺上。那是很累的一種坐法。

在小區的廣告板上，新貼了一張紙，上面寫幾行字是：

由於金融海嘯的影響，廢品收購價格全都下降了百分之五十，請大家理解。又由於本人跌斷了腿，一段時期內不能上門收購，也請多多原諒！特殊時期，讓我們共渡難關，朝前看。希望在前邊！……

木匠哪裡去了？

我的「兵團戰友」姚倫，是木匠的兒子，也是木匠的孫子。我當知青的七年中，有五年多的時間和他同在一個連隊。朝夕相處，友情深焉。

他祖父是那類揹著工具箱，遊走民間攬活為生的木匠。父親是哈爾濱市某傢俱廠的八級師傅。當年那廠裡只有一位八級木匠。全哈爾濱市也不會超過五位。有次開「群英會」，各行各業的「英模」現場「大比武」。他的父親奪得了木工組「全能第一」的獎牌，從此戴上了「木工王」的桂冠。成為木工行業至尊至聖的「權威人物」。

既是「權威」，哪怕是工匠「權威」，「文革」中也是少不了要挨鬥的。挨鬥之後，被廠裡「掃地出門」了。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之類，一斗就「臭」了、就斯文喪失了。他們的學識和所長，彷彿也就貶值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但有兩類人卻是越鬥越香的。便是醫生和木匠。用今天的說法，簡直就意味著是「炒」他們的名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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