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記者問我抱怨過自己的命運嗎？

我回答當然抱怨過。

問：哪些方面呢？

答：不該用精神病這種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毀了我兄長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這個弟弟一心想要與他生活在一起親自照顧他而不能夠；「子欲孝而親不在」；恩未報而恩人故。

問：僅此三點？

答：人不可以對自己的命運抱怨太多。

他說：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說：與策略無關。我脫口便答，乃因我思考過。

是的，關於所謂命運我的確認真思考過。結論是，其實我還是應該感恩於我的命運——它使我與文學親近，於是我眼裡幾乎全沒了可與別人爭的利益。只要允許我創作，別的利益由別人去爭好了。而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處在人際關係單純的狀況，於是友誼多了，芥梗少而又少。個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現過的，如今想來，卻也不能說是「小人」，是由於我沒處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關係，責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運能使我對父母多盡十年孝心，能使我對我的恩人們回報幾分的話，則我對我的命運感恩不盡。

實際上我是一個從中學時起就被友誼寵著的人；實際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們給予我的友誼寵到至今。因而我每每覺得，凡我較長期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兵團、北影、童影、北京語言大學，無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單位。

我的人生體會之一那就是——命運之神其實每每將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誼來溫暖己心的人身邊；那時人對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覺，並且要對好人的出現有所感恩。辨別誰是不是好人在我這兒一點都不復雜，簡單得很，有時幾番交談，一日相處便足夠了。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將是你的貴人，你一經明確地表現出信任好人的態度，他們身上就會相應地表現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來。在你迷惘又困厄時，即使對別人給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應有本能的反應。或許，那正是命運之神要將一個好人推向你了，單等你以好心理親近之。你若並無本能之反應，那麼遺憾的是你自己。

當然有人會這麼說：對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嗎？

而問題正出在這裡——我們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為芸芸眾生之一的我們，若在需要友誼之時而別人無私地給予了，難道他們還算不上是好人嗎？

不錯，林予、魏國學，入獄十幾年的崔長勇，在所有認識他們的人看來，確乎只不過是尋常一個人罷了。

但我倒要反問了——凡那認識他們的人，有誰能說出他們不好的方面嗎？我是從沒聽到過的。

凡那被許多人所認識，卻沒有誰指摘其不好之點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甚至，有人具備君子仁人的品質，單等我們去發現。

「文藝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編的，生活裡才沒幾個好人！」——中國人每每如是想。

「生活裡才沒那麼多壞人，電影小說裡的壞人大抵是虛構的。」——別國的許多人卻反過來想。

我們中國人實在愧對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該用我的筆揭示出——倘誰眼中無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進化方向。

我來帶個頭，讓我們學習感恩於好人！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初戀雜感

我的初戀發生在北大荒。

許多讀者總以為我小說中的某個女性，是我戀人的影子。那就大錯特錯了。她們僅是一些文學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們的存在，只證明作為一個男人，我喜愛溫柔的、善良的、性格內向的、情感純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評論家曾著文，專門研究和探討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發現他們（當然包括我）傾注感情著力刻畫的年輕女性，儘管千差萬別，但大抵如是。我認為這是表現在一代人的情愛史上慘淡的文化現象和傾向。開朗活潑的性格，對於年輕的女性，當年太容易成為指責與批評的目標。在和時代的對抗中，最終妥協的大抵是她們自己。

文章又進一步論證，縱觀大多數男性作家筆下繾綣撥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結論——在情愛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大致正確的。

我那個連隊，有一排宿舍——破倉庫改建的，東倒西歪。中間是過廊，將它一分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開會，互不往來。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編排，勞動還往往在一塊兒。既一塊兒勞動，便少不了說說笑笑，卻極有分寸，任誰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鬧鬧，是違反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的，是要受批評的。

但畢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動，在所難免，卻都抑制著。對於當年的我們，政治榮譽是第一位的。情愛不知排在第幾位。

星期日，倘到別人的連隊去看同學，男知青可以與男知青結伴而行，不可與女知青結伴而行。為防止半路會合，偷偷結伴，實行了「批條制」——離開連隊，由連長或指導員批條，到了某一連隊，由某一連隊的連長或指導員簽字。路上時間過長，便遭訊問——哪裡去了？剛剛批准了男知青，那麼隨後請求批條的女知青必定在兩小時後才能獲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機」。

如上所述，我的初戀於我實在是種「幸運」，也實在是偶然降臨的。

那時我是位盡職盡責的小學教師，二十三歲，已當過班長、排長，獲得過「五好戰士」證書，參加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但沒愛過。

我探家回到連隊，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寬的炕面被扒了，還沒抹泥。我正愁無處睡，衛生所的戴醫生來找我——她是黑河醫校畢業的，二十七歲，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識確立得很晚。

她說她回黑河結婚。她說她走之後，衛生所只剩衛生員小董一人，守著四間屋子，她有點不放心。衛生所後面就是麥場，麥場後面就是山了。她說小董自己覺得挺害怕的。最後她問我願不願在衛生所暫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來。

我猶豫。顧慮重重。她說：「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給小董壯壯膽。第二，你是教師，我信任。第三，這件事已跟連裡請求過，連裡同意。」我便打消了重重顧慮，表示願意。那時我還沒跟小董說過話。衛生所一個房間是藥房（兼作戴醫生和小董的臥室），一個房間是門診室，一個房間是臨時看護室（只有兩個床位），第四個房間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餾室。四個房間都不大。我住臨時看護室，每晚與小董之間隔著門診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間說過幾句話，在頭一個星期內，我們幾乎就沒交談過，甚至沒打過幾次照面。因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課時，她已坐在藥房兼她的臥室裡看醫藥書籍了。她很愛她的工作，很有上進心，巴望著輪到她參加團衛生員集訓班，畢業後由衛生員轉為醫生。下午，我大部分時間仍回大宿舍備課——除了病號，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裡很安靜。往往是晚上10點以後回衛生所睡覺。

「梁老師，回來沒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間裡大聲問。

「回來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間裡如此回答。

「還出去嗎？」

「不出去了。」

「那我插門啦？」

「插門吧。」

於是門一插上，衛生所自成一統。她不到我的房間裡來，我也不到她的房間裡去。

「梁老師！」

「什麼事？」

「我的手錶停了。現在幾點了？」

「差5分11點。你還沒睡？」

「沒睡。」

「幹什麼哪？」

「織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只有那一次，我們隔著一個房間，在晚上差5分11點的時候，大聲交談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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