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傳
葉甫蓋尼·扎米亞京
就像在一塊拉緊了的黑色窗簾上開了一些小洞一樣，這裡展示了我幼年生活的點點滴滴。
在餐廳裡，一張鋪著漆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盤奇怪的、閃閃發亮的白色東西。真奇怪！這白色的東西眼看著就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盤子裡原來是一小塊陌生的外部宇宙——那是人們拿給我看的一盤雪。這盤奇妙的雪，至今仍記憶猶新。
同樣也是在這間餐廳裡。一個人抱著我站在窗前，窗外透過樹木可以看到紅氣球似的太陽正在漸漸暗下來，我覺得就像末日到了一樣，更可怕的是母親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還沒有回來。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我的外祖母，在那一秒鐘的時間裡我急得差點死了。那年我剛一歲半。
後來，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人，許許多多的人，成群的人。那還是在扎頓斯克，父親和母親駕著兩輪馬車，帶上我，來到這個城市。教堂、藍藍的煙霧、唱詩、燈火，像狗一樣號叫的瘋女人，嚇得我心提到了嗓子眼。終於完事了，我就像一片小木片，和人群一起被擠出門外，這時我已經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在人群當中：父親和母親不見了，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將永遠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我坐在一個墳頭上，頂著太陽，放聲痛哭。我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整整一個小時。
在沃羅涅日。一條河，河裡有個我覺得好奇怪的洗澡用的木箱。好大的一個粉紅色、胖乎乎、圓滾滾的女人身體在木箱裡拍水（後來我在水池裡看見白熊時還想起這件事）——那是我母親的姨媽。我當時覺得很新奇，又有些害怕：我第一次懂得這是女人。
我在窗邊等待著，望著空蕩蕩的街道，那裡只有幾隻雞在塵土裡嬉戲。終於我們家那輛四輪馬車拉著父親從學校裡回來了。他坐在高得出奇的座位上，膝蓋間夾著一根手杖。我心急火燎地盼著吃午飯的時間快點到來——午飯時我總是大模大樣地翻看著報紙，並且把《祖國之子報》幾個大字讀出聲來。我已經認識這種神秘的玩意兒——字母。我那時四歲。
夏天。到處散發著藥味。突然，我的母親和幾個姨媽慌忙地關上了窗戶，鎖上了陽臺門，於是我把鼻子貼在陽臺的玻璃窗上往外看。一輛馬車！車伕穿著白大褂，車上蒙著一塊白罩單，罩單下面躺著人。他們身體蜷曲著，手和腳微微擺動著。這是一些霍亂病人。霍亂隔離棚就在我們這條街上，離我們家很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了死亡是怎麼回事。這時我已經五六歲了。
最後一件事：在八月一個天朗氣清的早晨，遠處修道院傳來嘹亮的鐘聲。我走過我家房前籬笆圍著的小花園，不用抬眼看就知道：窗戶開著，母親、外祖母、姐姐都在看我。因為我第一次穿上長褲（「上街穿的」）、學生制服上衣，身上揹著個書包——這是我第一次去學校。送水工人伊茲瑪什卡趕著馬車一顛一簸迎面走過來，他坐在大木桶上，回頭看了我好幾眼。我很自豪。我長大了——八歲多了。
這一切都是我在坦波夫平原上的列別江經歷過的事。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曾描寫過的這個列別江向來以賭棍、吉卜賽江湖藝人、馬匹交易市場和俄語粗話聞名於世。年代是1884年至1893年。
***
接下去是像學生制服呢子一樣灰溜溜的中學生活。在一片灰色當中，偶爾可以看到美麗的紅旗。這面紅旗掛在消防瞭望塔上，它在那個時候絕不是象徵社會革命，而是表示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不過，在那單調乏味、整齊劃一的中學生活中，這倒也算是隻有一天的短暫革命了。
悲觀的第歐根尼燈——是在我十二歲那年的事。這盞燈是一個身體很壯實的二年級學生點的，藍紫紅三色的燈在我左眼下面足足點了兩個星期。我默默地祈求著奇蹟，祈求著讓這盞燈熄滅。奇蹟沒有出現。我陷入了沉思。
我常常感到孤獨，書讀了很多，很早就讀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至今還記得，讀《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的時候，我激動得全身發抖，臉頰緋紅。陀思妥耶夫斯基長期一直是一位長者，甚至是令我敬畏的長者；果戈理（以及很久以後的阿納托爾·法朗士）則是朋友。
自1896年起，在沃羅涅日讀中學。我有一個盡人皆知的特長：俄語作文；我還有一個無人知曉的特長：為了「鍛鍊」自己，在自己身體上做各種各樣的試驗。
我記得，上七年級那年的春天，我被一隻瘋狗咬了。我找來一本醫書，讀了以後知道，狂犬病症狀最早出現的時間通常是在兩週之內。為了考驗一下命運和我的身體，我決定拖過這個時間，看我是否會發瘋。在這兩週之內我每天寫日記（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日記）。兩週過去了，我沒有瘋。我找到校方領導，報告了這件事，便立即被人送往莫斯科去接種狂犬病疫苗。我這次試驗很成功。後來，大約過了十年左右，我在彼得堡的白夜裡為戀愛而發瘋的時候，我又對自己做了一次試驗。這次試驗更認真，但未必更高明。
1902年，我脫掉了中學生的灰呢制服。我把金質獎章送到彼得堡的一家當鋪，當了二十五個盧布。這枚獎章就留在那裡了。
我記得，那是中學的最後一天，在學監的辦公室。學監（按照中學裡的「官階表」，他屬於「母馬」那一級）把眼鏡推到額頭上，一邊提褲子（他的褲子總是往下滑），一邊遞過一本小冊子給我。我讀了作者在那上面的題詞：「獻給我的almaematri——關於它，我所能回憶到的只有壞的一面，而無其他。帕·葉·曉戈列夫。」於是學監用訓誡的口氣，指著我的鼻子，把「О」字讀得很重地說：「這好嗎?他在我校畢業時也得了獎章，可他都寫了些什麼！這不進了大牢。請聽我的忠告吧：不要去寫書，不要走這條路。」訓誡沒能奏效。
***
20世紀初期的彼得堡是科米薩爾熱夫斯卡婭、列·安德列耶夫、維特、普列韋、披掛著藍網的走馬、帶頂座的有軌公共馬車、穿制服佩長劍的大學生和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的彼得堡。我屬於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一類。
冬天的一個星期日，涅瓦大街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他們慢悠悠地走來走去，好像在等待著什麼。整個涅瓦大街都由杜馬大廈的消防瞭望塔指揮著，人們都目不轉睛地望著塔上的大鐘。號令發出了——大鐘敲響了一下，正午一點，大街上黑壓壓的人群擁向四面八方，馬賽曲、紅旗、哥薩克騎兵、清道夫、警察……這是第一次（對我而言）遊行示威，時間在1903年。越是逼近1905年，風潮的勢頭便越加兇猛，群眾集會越加熱烈。
夏天去了各地工廠實習。「俄羅斯號」輪船，談笑風生的三等火車車廂，塞瓦斯托波爾，卡馬河沿岸的工廠，敖德薩，港口，流浪漢。
1905年的夏天，是在藍色的大海中、眼花繚亂的事物中、排得滿滿的日程中度過的，這個夏天填滿了人和事。我以實習生的身份，搭乘「俄羅斯號」輪船，從敖德薩航行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君士坦丁堡、清真寺、伊斯蘭教的苦行僧、市場、士麥那的白色大理石海濱大街、貝魯特的貝都英人、雅法的白色拍岸浪、墨綠色的阿菲永、鼠疫流行的塞得港、黃白兩色的非洲、充斥著英國警察和鱷魚標本商販的亞歷山大，聞名的塔爾圖斯。其中與眾不同、別具一格者當數美輪美奐的耶路撒冷，我在那裡的一位阿拉伯熟人家裡住了大約一個星期。
在返回敖德薩時，正巧遇上史詩般的「波將金號」暴動。我和「俄羅斯號」的司機夾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如醉如痴地在港口上游逛了一天一夜，冒著槍林彈雨，目睹了熊熊大火和燒殺搶掠。
那年月要做一名布林什維克，就等於走一條阻力最大的路線，而我當時就是一名布林什維克。那是1905年的秋天，罷工迭起，海軍部大廈的探照燈劃破了涅瓦大街的黑暗，10月17日釋出「宣言」，各高等院校紛紛舉行集會……
12月的一天晚上，有個名叫尼古拉的、長著一對招風耳的工人朋友來到羅曼巷我那間屋子裡，帶來一個裝麵包用的紙袋，紙袋裡是火棉。「我把這個紙袋放在你這兒吧，特務一直在跟蹤我。」「那就放在這兒吧。」這個紙袋就放在左邊窗臺上，緊挨著一包砂糖和一根香腸。
第二天，我去了維堡區的「指揮部」，正當桌子上攤開著地圖、巴拉貝倫槍、毛瑟槍的時候，警察闖了進來。我們三十來個人成了甕中之鱉。可是我那間屋子裡左邊窗臺上還放著那個裝麵包用的紙袋，床下面是傳單。
我們被搜身、毒打之後，分成幾個小組。我和另外四個人為一組，正巧靠近窗戶。我發現窗外路燈那邊有幾張我熟悉的面孔，便乘人不備從小視窗扔出一張字條，讓他們把我和那四個人屋子裡違禁的東西拿走。他們照辦了。這是我後來才瞭解到的，而在此之前，我在施巴列爾大街單獨關押了好幾個月，這期間我常常夢見左邊窗臺上那個裝過麵包的紙袋。
在單獨關押期間，我愛上了速記法和英語，我一邊學習速記和英語，一邊還寫詩（這是必然的）。1906年春天我獲釋，被流放到故鄉。
故鄉列別江的寧靜、鐘聲和籬笆牆沒能留住我多久。到了夏天，我就未經批准住進了彼得堡，後又遷居赫爾辛福斯。我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埃德霍爾姆斯哈滕大街，窗戶下面就是大海、山崖。每到晚上，當人的面孔還依稀可見的時候，在一塊灰色花崗岩上舉行集會。到了夜裡，就看不見人的面孔了，那塊黑乎乎的、暖烘烘的石頭，讓人覺得很柔軟——因為我那間屋子就在附近，而斯維亞堡那邊打過來的探照燈光也顯得輕柔宜人。
一次，在公共浴室裡，一位光著身子的同志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光著身子、大腹便便的矮個子。這個大腹便便的矮個子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赤衛軍上尉柯克。又過了些日子，赤衛軍也進入了戰鬥狀態。地平線上已經依稀可見喀啷施塔得艦隊軍艦的黑影和十二英寸大炮的炮彈在水中爆炸時掀起的水柱，隱隱約約聽得見斯維亞堡傳來的沉悶的大炮聲。於是我喬裝打扮了一番，戴上一副夾鼻眼鏡，返回了彼得堡。
一個國家有議會，高等院校就是國中之小國，它們也有自己的議會，叫作班長委員會。這裡也有黨派鬥爭和競選鼓動，也出海報，印小冊子，發表演講，設立選票箱。我當上了班長委員會委員，還兼任委員會主席。
有一天我收到了傳票，傳我到區段警察所。警察所裡有一張綠色的偵查令，上面寫著：為了驅逐出彼得堡，特立案偵查「大學學生葉甫蓋尼·伊萬諾夫·扎米亞京」。我坦然自若地申述說，我從來沒有進過大學，偵查令顯然搞錯了。我記得警察所長的鷹鉤鼻子很像個問號，他說：「嗯……這要查證一下。」這期間我遷至另一個區居住，半年以後，又來了一張傳票，又是一份綠色的偵查令，又是「大學學生某某」，又是那個問號，又說要查證。就這樣過了五年，到了1911年才終於把綠色偵查令的錯誤改正過來，我終於被驅逐出彼得堡市。
***
1908年，我從工學院造船系畢業後，留在本校造船學教研室（自1911年起講授造船學）。在我的桌上同時擺放著塔式甲板船設計圖樣和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稿。我把這篇小說寄給由奧斯特羅戈爾斯基主編的《教育》雜誌，該刊的純文學專欄由阿爾齊巴舍夫主持。1908年秋天，小說在《教育》雜誌上刊發。現在，每當我遇見曾經讀過這篇小說的人，我就像見到我的一位姨媽一樣，感到十分難堪，因為我兩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她家裡當眾尿溼了褲子。
此後的三年間，搞造船，教授造船學，和對數尺、圖紙打交道，寫了一些專業性文章，發表在《內燃機船舶》《俄國造船業》《工學院通報》等刊物上。由於工作的關係，多次外出旅行：沿伏爾加河航行至察裡津和阿斯特拉罕，去過卡瑪河、頓涅茨克區、裡海、阿爾漢格爾斯克、摩爾曼、高加索、克里木半島。
這一時期，在和圖紙、數字打交道的同時，還寫了幾篇短篇小說。這幾篇小說沒有送出發表，因為我覺得其中每一篇裡都還有一些「不像樣的東西」。「像樣的東西」到1911年才寫出來。這一年白夜白得出奇，有許多非常白亮的東西，也有許多非常陰暗的東西。這一年，這一年我被流放，害了一場重病，神經過度疲勞，以至於完全崩潰。起先，我住在謝斯特羅列茨克一間空閒的別墅，後來，到了冬天，又移居拉赫特。就在這個地方，在冰天雪地的季節裡，在孤獨和寂寥中寫下了《小鎮風情》。完成《小鎮風情》之後，我與《箴言》雜誌集團、列米佐夫、普里什文、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1913年（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我獲得在彼得堡的居住權。如今又被醫生趕出彼得堡。我搬到古拉耶夫市居住，在那裡建造了幾條挖泥船，寫了幾個短篇和中篇小說《遠在天邊》。這部中篇小說在《箴言》雜誌登出後，該刊這一期被書刊檢查機關沒收，編輯部和作者都被送上了法庭。二月革命爆發前不久開庭審理，被宣佈無罪釋放。
1915年和1916年之交的冬天又是一個風雪嚴寒、動盪不安的冬天——一月我挑起一場決鬥，三月動身去了英國。
此前西方國家當中我只去過德國。柏林看上去很像濃縮了的、百分之八十的彼得堡；英國則不同，英國的一切都是那麼新奇，就像我當年在亞歷山大或耶路撒冷的感受一樣。
在這裡，起初和鋼鐵、機器、圖紙打交道，在葛拉斯哥、紐卡斯爾、桑德蘭、南希爾茲等地建造破冰船（順便提一句，其中包括我國最大的破冰船之一——列寧號）。德國人駕著飛艇和飛機從天上往下扔炸彈。我在寫《島民》。
當各種報紙赫然登出「revolutioninrussia」、「abdicationofrussiantzar」的大字標題時，我在英國待不下去了。1917年9月我搭乘一艘老掉牙的英國輪船（即使被德國人炸沉也不足惜）返回俄國。我們在海上走了很久，大約五十個小時才抵達卑爾根。一路上熄滅燈火，人人都掛著救生圈，備好了救生艇。
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冬天充滿了快樂和恐懼：事態急轉直下，變幻莫測。船上人家，槍擊，搜查，巡夜，家庭夜總會。再往後是：沒有有軌電車的街道，帶著口袋的人們排長隊，每日趕路幾十俄裡，女老闆。鹹鯡魚，用咖啡豆粉碎機磨碎的燕麥。與燕麥比鄰而存的是層出不窮的大而全的創意：出版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經典作品，把一切藝術門類的一切藝術家聯合起來，在戲劇舞臺上演繹全世界的全部歷史。這時我已經無暇顧及設計圖樣，應用技術已經枯萎，就像枯黃的樹葉離我而去（在技術方面，只剩下了在工學院講課）。與此同時，我在赫爾岑師範學院講授俄國現代文學，在藝術館學習班講授藝術散文技巧，在《世界文學》編委會、全俄作家協會理事會、文學家之家委員會、藝術之家理事會以及一些出版社兼職，主編《藝術之家》、《當代西方》、《俄國當代人》等雜誌。這幾年寫得較少，篇幅較長的作品有《我們》。這部長篇小說於1925年用英文出版，後來譯成其他文字，俄文版至今尚未出版。
1925年我背叛了文學，轉向戲劇：寫了《跳蚤》和《榮譽饒舌家協會》兩個劇本。《跳蚤》於1925年2月在小劇院首次上演，《榮譽饒舌家協會》於1925年11月在米哈伊洛夫劇院首次上演。最新的一個劇本——悲劇《阿提拉》完成於1928年。在《阿提拉》這個劇本里，我達到了寫詩的地步。再往前無路可走了，便又回過頭來寫起長、短篇小說來。
我認為，如果我1917年不是從英國回來，如果我這些年不是和俄羅斯一起度過的，我肯定無法再從事寫作。在彼得堡、莫斯科，在坦波夫省的偏僻地區，在沃洛格達省和普斯科夫省的農村，我積累了許多見聞。
這一段經歷到此結束了。我現在還不知道，我的生活裡還會出現哪些曲折。
1928年
二、致斯大林的信
葉甫蓋尼·扎米亞京
尊敬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我寫這封信時已經被判了極刑，現在呈請將極刑改為其他刑罰。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我作為一名作家，失掉了寫作的可能，這無異於判了死刑。事態已發展到了令我無法繼續寫作的地步。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氣氛下寫作，任何創作都無從談起。
我絕非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無辜的蒙辱者。我知道，在革命後最初的三四年，我寫的作品裡確有一些東西可能授人以柄，招致攻擊。我知道，我有一個讓人感到很不受用的習慣：不說合乎時宜的話，只說自認有道理的話。特別是，我從不掩飾我對文學上奴顏媚骨、曲意逢迎、喬裝打扮所持的態度。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這樣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我當初在一篇文章（《藝術之家》雜誌1920年第1期）中，以一種激烈的、令許多人難堪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恰恰是這一行為招致了報刊對我群起而攻之。
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這種口誅筆伐儘管說辭不同，卻從未停息過，終於發展到了我認為是盲目狂熱的地步：一如從前基督徒為了更便於體現種種罪惡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評界把我打造成了蘇維埃文學的魔鬼。唾棄魔鬼被當作善舉，於是人人都各顯神通，朝它吐唾沫。我每發表一篇作品，人們都必定要從中尋找魔鬼的陰謀。為了能夠找到這種陰謀，人們甚至厚著臉皮稱我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例如，我有一篇童話（《上帝》）登在《年鑑》雜誌上——那還是1916年的事，有那麼一位批評家竟然自作聰明地從中發現了「抓住向新經濟政策過渡這件事對革命進行嘲諷」；在我的一篇寫於1920年的短篇小說（《埃拉茲姆修士》）中，另一位批評家（馬什比茨——韋羅夫）卻洞察出「拿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變得聰明了的領袖們當笑料」。我的每一篇作品，無論其內容如何，只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佈它是有罪的。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寧格勒州圖書出版檢查局所採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對這一點不再存有任何懷疑了。我為「學院」出版社審校了謝里丹的喜劇《造謠學校》，並撰寫了一篇介紹作者生平和創作的文章。這篇文章裡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惡意中傷的話，可是圖書出版檢查局不僅禁止發表這篇文章，還禁止出版社說明這部喜劇的譯文是由我審校的。只是在我上訴到莫斯科之後，圖書出版檢查總局顯然打了招呼說總不該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這才允許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還允許署上我那罪惡的名字。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了這一事實，是因為它把人們對我的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謂達到了化學純淨的程度。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實，在此再引述其中的一件。不過，這件事涉及到的不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而是我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寫成的一個篇幅很大的劇本。我當時確信，這個劇本（悲劇《阿提拉》）終將迫使那些一心想要把我打成矇昧主義者的人們閉上了嘴巴。我如此自信，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這個劇本曾在列寧格勒話劇大劇院藝術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讀過。十八家列寧格勒工廠的代表出席了那次會議。下面我摘錄幾段他們的評論（根據1928年5月15日會議記錄）。
沃洛達爾斯基工廠的代表說：「這是一部由當代作家寫的劇本，它展現了古代階級鬥爭的主題，很符合當代的情況……劇本在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劇本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它使得關於當代戲劇界拿不出好劇本的責難不攻自破……」列寧工廠的代表在指出劇本革命性質的同時，認為：「該劇本在藝術價值上可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媲美……這是一部悲劇，情節十分生動，一定會受到觀眾的喜愛。」液壓機械廠的代表認為「這部戲的每個情節都有很強的感染力，都那麼扣人心絃」，他建議在劇院院慶時上演這部戲。
工人同志們說可與莎士比亞媲美，固然是過甚其詞，可是高爾基就這個劇本撰文時卻也說，他認為該劇本「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又說「劇本英雄主義的風格和英雄主義的題材極其有益於今天的時代」。劇院已經同意上演這個本子，並得到劇目審查委員會批准，可是後來……演給對它給予如此評價的工人觀眾看了嗎?沒有，這部戲已經由劇院排練了一半，已經登出了海報，後來在列寧格勒圖書出版檢查局的強烈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這部悲劇《阿提拉》的夭折對於我而言簡直是一場真正的悲劇。經過這件事之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任何試圖改變我處境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況且不久我的長篇小說《我們》和皮利尼亞克的中篇小說《紅木》又鬧得滿城風雨。為了祛除魔鬼，當然可以不擇手段。我的這部小說明明寫於九年前的1920年，卻硬要把它當作我最近的新作，和《紅木》相提並論。蘇維埃文學中一場向無先例的圍攻發動起來，這場圍攻甚至引起了外國報刊界的關注。為了斷送我的寫作前程，無所不用其極。我往日的同事、出版社、劇院都對我產生了疑懼。我的書在圖書館裡被禁止外借。我的一個劇本（《跳蚤》）在莫斯科第二藝術劇院已經成功地上演了四個戲劇季，如今被禁止演出。正在聯邦出版社印製的我的文集也被擱置下來。任何一家出版社試圖出版我的作品，都會立刻遭到攻擊。「聯邦」和「土地與工廠」兩家出版社，特別是列寧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都遭遇了同樣的下場。上述作家出版社冒著風險讓我又當了整整一年的理事，並且悍然利用我的文字經驗，把青年作家，包括共產黨員作家的作品交由我做潤色修改。今年春天，在列寧格勒市拉普分會力爭下，我退出了作家出版社理事會。《文學報》不無得意地報道了此事，並且直言不諱地補充說：「出版社應當保留，但不是為扎米亞京們保留。」對扎米亞京關上了通向讀者的最後一扇門，他被宣判了死刑。
在蘇聯的法典中，僅輕於死刑的刑罰是將罪犯強制遷徙國外。如果我真的是個罪人，並應當受到制裁，那麼依我看，也不至於比文學上的死刑更重，因此我請求代之以強制遷出蘇聯，併為我的妻子保留陪伴我同行的權利。如果我不是罪人，則請求允許我和妻子短期出國，哪怕只一年也行。這樣，待到在我們國家能夠用文學為崇高思想服務而無須逢迎某些小人物的時候，待到我們國家對語言藝術家的作用的觀點多少有些改變的時候，我就可以回來。我相信，這一天已為期不遠，因為在物質基礎建設成功之後，建設上層建築，建設真正無愧於革命的文學藝術的問題，必將提到日程上來。
我深知，我在國外也將十分不輕鬆，因為我不可能加入國外的反動陣營。這一點我的經歷可以充分地證明［我在沙皇時期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當時我坐過牢，兩度被流放，在戰爭時期曾因一部反對軍國主義的小說吃過官司］。我深知，既然在國內我慣於憑著良知寫作，而不是遵從命令寫作，因而被稱為右派，那麼到了國外，由於同樣的原因，我遲早將被說成是布林什維克。但是，國外的條件再困難，我總不會被封住嘴巴，我在那裡可以寫作、出書，哪怕不用俄語寫作也行。如果我因環境所迫一時不能當一名俄語作家（我希望這只是暫時的），我也許能夠像波蘭人約瑟夫·康拉德那樣暫時做一名英語作家，更何況我已經用俄語寫過有關英國的書（諷刺小說《島民》等），而用英語寫作，我覺得比用俄語要難一些。伊里亞·愛倫堡仍然是一名蘇聯作家，可是他主要為外國文學寫作，翻譯成各種外語。為什麼允許愛倫堡這樣做，而不可以允許我也這樣做呢?我在這裡順便再提到一個名字——皮利尼亞克。他和我一樣，也充分地扮演著魔鬼的角色，他曾經是批評界的眾矢之的，而為了讓他在受到這種圍攻之後得以休息，批准他去了國外，為什麼皮利尼亞克能夠得到批准，而我就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還可以為自己的出國申請找到一些更為尋常的、而又絕非不正當的理由：為了解除經久不愈的病痛（結腸炎），我需要到國外去就醫；為了謀求上演我的兩部已譯成英、意兩種文字的劇本（已經在蘇聯的幾家劇院演出過的《跳蚤》和《榮譽饒舌家協會》），我也必須親自去國外；此外，擬議中的這兩部戲一旦上演，我將有可能免於向財政人員委員部申請外匯。這些理由都是實際存在的。但是，我並不想隱瞞，我申請與妻子一起出國的主要原因是：作為作家，我在國內已陷於絕境，我的作家身份被判了死刑。
曾經向您呈請的其他一些作家都得到了您的特別關注，這使我確信，我的請求也一定會得到垂顧。
1931年6月
1862年至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具有自由思想傾向的報紙。——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