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姆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沒來上班。幾個沒腦子的人提到了他的曠工。到了第二天就再沒人提起他。第三天，溫斯頓到記錄司的前廳看公告牌，其中一張公告上列著象棋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賽姆曾是其中之一。名單看起來和之前沒什麼不同——沒有哪個人被劃掉——但有一個名字消失了。這就夠了，賽姆不存在了：他從未存在過。

天熱得出奇，迷宮一般的部裡沒有一扇窗戶，裝著空調的房間尚保持著常溫，但外面的人行道卻熱得燙腳。高峰時間的地鐵裡又擠又臭。仇恨周的籌備工作正進行得熱烈非常。部裡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加班加點。遊行、集會、閱兵、演講、蠟像、展覽、電影、電屏，都需要安排。看臺要搭建，雕像要製造，標語要撰寫，歌曲要創作，謠言要傳播，照片要偽造。在小說司裡，朱莉亞所在的部門已經中斷了小說的製造，人們急匆匆趕製一批關於敵人暴行的小冊子。至於溫斯頓，除了日常工作，每天還要花很長時間檢查已經過期的《泰晤士報》，對演講中要用到的新聞進行修改、潤飾。夜深了，許許多多的群眾在街上閒逛，吵吵鬧鬧，整個城市都籠罩上怪異的狂熱氣氛。火箭彈的襲擊更加頻繁，不時便會從遠處傳來巨大的爆炸聲。沒有人說得清為什麼，謠言紛紛興起。

作為仇恨歌主題曲的新旋律（即《仇恨之歌》）已譜寫完成，電屏裡沒完沒了地播放著。確切地說，它算不上音樂，它曲調粗魯，猶如野獸的嚎叫，和打鼓有些相像。幾百個人和著行軍步伐大聲歌唱著，場面懾人。群眾喜歡它，在午夜的街頭它和仍然流行的《這不過是無望的單戀》交相呼應。帕森斯的孩子用梳子和衛生紙整日整夜地吹，讓人難以忍受。對溫斯頓來說，和以前相比，晚上的時間更緊張了。由帕森斯組織的志願者在大街上為仇恨周作準備。他們縫製條幅，張貼宣傳畫，在屋頂豎旗杆，還冒險在街道上吊起鐵絲懸掛歡迎綵帶。帕森斯吹噓單是勝利大廈，亮出的旗幟就有四百多米長，他天性盡露，像百靈鳥一樣興奮。炎熱的天氣和體力工作讓他有了在晚上穿短褲、開領衫的藉口。他可以突然出現在任何地方，推拉鋸錘，即興地做點兒什麼，用說教的語氣激勵他人。同時，他的身體還沒完沒了地散發著難聞的汗味。

突然之間，倫敦所有地方都貼上了新的宣傳畫。畫上沒有文字說明，只有一個三四米高的體型巨大的歐亞國士兵，他長著一張蒙古人的臉，面無表情地大步前進，腳上蹬著大號軍靴，腰間挎著輕機槍。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依照透視原理放大的槍口都正對著你。每堵牆的空白處都貼上了這幅畫，它的數量甚至多過老大哥的畫像。通常，群眾不關心戰爭，但此時他們卻被激起週期性的狂熱的愛國之情。似乎在呼應這普遍的情緒，死於火箭彈的人更多了。一枚炸彈掉在了斯坦普尼的一家擁擠的電影院裡，將數百人埋在廢墟之下。周邊的居民紛紛出來參加葬禮，排起長長的送葬隊伍。葬禮一直持續了幾個小時，是充斥著憤怒的集會。還有一次，炸彈掉在了一塊遊戲用的空地上，將好幾十個小孩炸成碎片。人們再次舉行了憤怒的示威，焚燒起高德斯坦因的雕像，數百張畫著歐亞國士兵的宣傳畫被撕下來扔到火裡，混亂之中，一些商店遭到了搶劫。之後又有傳言說，有間諜通過無線電操縱火箭彈的投放，於是一對老夫婦的房子被燒了，只因為他們被懷疑有外國血統，而他們本人也在大火中窒息而死。

只要可以去，在查林頓先生商店上的那個房間裡，在敞開的窗下，朱莉亞和溫斯頓並排躺在沒有鋪床單的大床上，為了涼快些，他們渾身赤裸。老鼠沒有再來，因為天氣炎熱，臭蟲的數量急劇增長。但這似乎無關緊要，髒也好，乾淨也罷，這屋子就是天堂。他們一到這裡就將從黑市上買來的胡椒粉撒得到處都是，他們脫掉衣服，大汗淋漓地做愛，然後沉沉睡去。醒來之後，發現臭蟲們已重整旗鼓，正聚集一起準備反攻。

整個六月，他們一共約會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溫斯頓已經戒掉了不時就喝杜松子酒的習慣。他看上去已經不需如此。他胖了，靜脈曲張引起的潰瘍也消失了，只在腳踝上留下一塊棕色的瘢痕。早上起來，他不再咳嗽，日常生活不再令他難以忍受，他也不再有衝電屏做鬼臉、罵髒話的衝動。現在他們有了固定而隱蔽的約會地點，就像一個家。即使不常見面，且每次約會也只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他們仍不覺得辛苦。重要的是舊貨鋪上的屋子居然還在。知道它在哪裡，無人打擾，自己也好像身處其中。這屋子就是一個世界，是過去時光的縮小版，已經絕種的動物在其中漫步。在溫斯頓看來，查林頓先生就是一個「絕種」。有時，在上樓之前，他會停下來和查林頓先生聊上幾分鐘。這個老人看起來很少出門，或者說他從不出門，他的客人很少，他在陰暗窄小的商店和比商店更小的廚房之間過著幽靈般的生活。他在廚房裡做飯，除了廚房裡應有的東西，他還有一臺老得讓人不敢相信的帶著大喇叭的唱機。他在那堆毫無價值的貨品中走來走去，很高興有機會和別人說話，他的鼻子又尖又長，架著一副厚鏡片的眼鏡，他的身上穿著天鵝絨的夾克，肩膀壓得很低。與其說他是一箇舊貨商，不如說他更像一位收藏家。有時，他會帶著幾分深情撫摸某件破爛——瓷制的瓶塞、破鼻菸壺的彩蓋、裝著夭折了的嬰孩頭髮的黃銅盒子——他從不要求溫斯頓買下它們，只是說他應懂得欣賞。和他談話，就像聽老式八音盒的音樂。他從記憶深處挖出一些早已被人遺忘的歌謠的片段。比如二十四隻黑畫眉，彎角母牛，知更鳥之死等。「我剛好想起來，您可能會感興趣。」每當他回憶起一個片段，他就會帶著幾分自嘲式的笑容說。但無論什麼歌謠，他都只記得隻言片語。

他們都清楚——或者說，他們從未忘記——這種狀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有時，死神步步緊逼的感覺就像他們躺在床上一樣真實。他們緊緊地貼在一起，肉慾中飽含絕望，好比一個墮入地獄的靈魂抓住最後五分鐘時間去體會最後一點快感。但有時，他們也會萌生一種幻覺，他們不僅安全，且他們可以長久地這樣下去。他們都覺得，只要他們真的待在這個房間裡，就不會受到什麼傷害。去這個房間困難重重又危險無比，但房間本身卻是安全的。溫斯頓注視著鎮紙的中心，覺得自己有可能進入玻璃中的世界，一旦他真的進去了，時間就會停止。他們經常放縱自己沉浸在逃避現實的白日夢中，以為他們的好運會永遠持續下去，以為在他們的餘生裡，他們可以一直像這樣約會下去。或者凱瑟琳死了，溫斯頓和朱莉亞通過某種狡猾的方式結婚。或者他們一起消失，改頭換面，讓人認不出來。他們可以模仿群眾的說話腔調，到工廠做工並在某條街道的後面不為人知地過完一輩子。但他們清楚，這些都毫無意義，現實無處可逃。唯一可行的計劃就是自殺，而他們無意如此。堅持一天是一天，堅持一個星期算一個星期。在看不到未來的情況下拖延時間似乎是無法壓抑的本能，就好像只要有空氣，人就會呼吸一樣。

有時，他們也會討論如何積極行動與黨作對，但他們不知道要怎樣走第一步。即使傳說中的兄弟會真實存在，要找到並加入它們也十分困難。他告訴她，他對奧布蘭有一種或者說似乎有一種微妙的親近感，這讓他偶爾會有到他面前宣稱自己是黨的敵人的衝動，他希望得到他的幫助。非常奇怪，她並不認為這過於冒失。她很擅長以貌取人，在她看來，溫斯頓僅僅因為一個一閃而過的眼神就認為奧布蘭值得信賴是自然而然的。除此之外，她還理所當然地以為每個人、幾乎每個人都痛恨著黨，只要能保障安全，誰都想打破規矩。不過她不認為有組織且廣泛的反抗活動是存在的，它們沒有可能存在。她說，高德斯坦因及其秘密軍隊都只是黨出於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胡言亂語，你只能假裝相信。說不清有多少次，在黨員集會和示威活動中，她盡己所能地喊叫著要將那些她從來沒聽說過的人處以死刑，而她並不相信他們真的犯下了安在他們身上的罪名。公審舉行時，她參加了青年團的隊伍，他們將法庭團團圍住，從早到晚，不時高喊「殺死賣國賊」。在兩分鐘仇恨會上，她總是大聲咒罵高德斯坦因，比其他人還要激動。至於高德斯坦因究竟是什麼人，持哪種主張，她並不瞭解。她在革命後長大，她太年輕了以至於一點都不記得發生在五六十年代的意識形態的鬥爭。諸如獨立的政治運動之類的事已超出了她的想象範圍。無論如何，黨是戰無不勝的，它會永遠存在，永遠保持一個樣子。你能做的僅僅是秘密地反對它，至多通過孤立的暴力，比如殺死某個人或者炸掉某個東西來反抗它。

從某種角度說，她比溫斯頓更敏銳，不輕易相信黨的宣傳。一次，他提起和歐亞國的戰爭，沒想到她隨口就說，依她來看，根本就沒有什麼戰爭，這讓他非常吃驚。她說，倫敦每天都有火箭彈落下，而那些火箭彈很有可能是大洋國政府自己發射的，「只是為了讓人民一直與恐懼為伴」。他從未想到過這一點。她說，在兩分鐘仇恨會上，對她來說最困難的便是忍住不笑，這多少激起了他的嫉妒。然而，她只有在黨的教條觸及到她的生活時，才對它們提出質疑。其他時候，她經常輕易相信官方的虛假宣傳，這僅僅因為就她而言它們是真是假並不重要。例如，她相信正像她在學校裡學到的那樣飛機是黨發明的。（溫斯頓記得自己上學時是50年代後期，黨只說自己是直升機的發明者。而十多年後，朱莉亞上學時，就變成了飛機。再過一代，黨會說蒸氣機也是黨發明的）當他告訴她，在他出生之前，在革命爆發之前很久就已經有飛機存在時，她沒有表現出一點興趣。畢竟，究竟是誰發明飛機有什麼關係呢？令他震驚的是，他偶然發現，她不記得就在四年前，大洋國還在和東亞國打仗，和歐亞國和平相處。沒錯，她覺得整個戰爭都是假的，但顯然她並沒有注意到敵人的名字已經發生了變化。「我想我們一直在和歐亞國打仗。」她含混地說。這讓他有些驚訝。飛機的發明是她出生前很久的事，但戰爭物件的改變卻只有四年，發生在她長大成人後。為此，他和她爭論了一刻鐘，最終他讓她恢復記憶，她模模糊糊地回想起來確有一段時間敵人是東亞國不是歐亞國。但她覺得這並不重要。「誰在乎？」她不耐煩地說，「一場戰爭接著一場戰爭，總是這樣，每個人都知道新聞是騙人的。」

有幾次他和她講起記錄司，說起那卑鄙的偽造工作。但這嚇不倒她。即使想到謊言變成真理，她也感覺不到深淵就在她腳下開啟。他告訴她瓊斯、阿朗森和魯瑟夫的事，還有那張在他手指中待過的意義重大的紙條。而這些都沒給她留下什麼印象。事實上，一開始，她還抓不住這些事的要點。

「他們是你的朋友嗎？」她問。

「我從來都不認識他們。他們是內黨黨員，年紀也比我大得多。他們屬於革命之前的時代。我只能認出他們的長相。」

「那麼，還有什麼可擔心的？隨時都有人被殺，不是嗎？」

他試圖讓她明白。「這事非同一般，這不是什麼人被殺的問題。你有沒有意識到，從昨天往前推，過去實際上被消失了？就算有些東西倖存下來，也只存在於幾個具體的物件上，還沒有文字說明，就像那塊玻璃。關於革命和革命之前的事，我們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每條記錄都遭到銷燬、篡改，每本書都經過重寫，每幅畫都被人重畫，每座雕像、每條街道、每個大樓都已改名換姓，連日期都被一一修改。且這種事日復一日，每分每秒都在發生。歷史停止了。除了黨是永遠正確、永無終結的，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復存在。我當然知道過去遭到了篡改。但我永遠都不可能證明這點，即使是我親手篡改的。因為事情完成後，不會留下丁點證據。唯一的證據還在我的意識裡，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和我一樣的記憶。我整個生命中，只有那麼一次，我居然在事情發生了多年之後掌握了切實的證據。」

「那有什麼用嗎？」

「沒什麼用，因為幾分鐘後我就把它扔掉了。如果今天發生了同樣的事，我應該將它留下。」

「好吧，我不會這樣！」朱莉亞說，「我做好了冒險的準備，但只是為那些值得的事，而不是為了幾張舊報紙。就算你把它留下來，你又能怎樣呢？」

「或許不能做什麼，但它畢竟是證據。假如我敢把它拿給別人看，就可能在這裡或那裡播下懷疑之種。我不認為我們這輩子能改變什麼。但可以想象，某個地方出現一小簇反抗力量，一小批人自發地彙集到一起，他們的數量漸漸增多，甚至留下一些記錄，以便讓下一代繼續我們中斷了的工作。」

「我對下一代不感興趣，親愛的。我只對我們感興趣。」

「你只有腰部以下是反叛的。」他對她說。

她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巧，便高興地伸出手摟住他。

她對黨的理論的衍生物毫無興趣，每當他開始談論英社的原則、雙重思想、過去的易變性和對客觀現實的否認，每當他開始使用新話單詞，她就感到厭倦和困惑，說她從未注意過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這些是胡說八道，為什麼還要為它們擔憂呢？她知道什麼時候歡呼，什麼時候發出噓聲，這就夠了。若他堅持談論這些，她就睡著了，這個習慣真讓他無奈。她就是這種人，隨時隨地都能睡著。他發現和她講話，不知正統為何又假裝正統非常容易。從某種角度說，在灌輸世界觀上，對那些不能理解它含義的人，黨做得最為成功。這些人能夠接受公然違背現實的東西，因為他們從來意識不到針對自己的要求是蠻橫無理的。他們對公眾大事漠不關心，注意不到有事情發生。由於缺乏理解力，他們仍保持著頭腦的清醒，對任何東西他們都能照單全收，由於什麼都不會剩下，照單全收的東西也不能對他們產生危害，好比一顆穀物未經消化地通過了小鳥的身體。

作者「喬治·奧威爾」的其他小說

《一九八四》《動物莊園》《動物莊園(動物農場,一臉豬相)》《一九八四(1984)》《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緬甸歲月》《上來透口氣》《動物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