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能在這兒再來一次。」朱莉亞說，「隨便哪個用來藏身的地方只用兩次還是安全的。當然，一兩個月內是不能用了。」

她一醒來就變了樣，動作乾淨利落。她穿上衣服，繫好紅飾帶，開始安排回去的路線。這件事似乎理所當然地要交由她做。她顯然擁有溫斯頓所欠缺的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再說她看上去對倫敦周邊的鄉村十分了解，無數次的集體遠足讓她積累了經驗。她安排的回程路線和他來時的大不相同，她要他從另一個火車站出去。她說：「回去的路永遠不要和來時的一樣。」就好像在闡述某個重要的原理。她先離開，半個小時後，溫斯頓再離開。

她告訴他一個地方，四天後他們可以在下班後到那裡相會。貧民區的某條街道上有個露天市場，那裡總是人來人往，喧鬧擁擠。她會在貨攤之間轉悠，假裝找鞋帶或縫衣線。如果她確定萬無一失就在他走近時擤鼻子，否則他就裝作不認識徑直走過。運氣好的話，他們可以在人群中平安無事地說上一刻鐘的話，安排下次約會。

「我現在必須走了，」他一記住她的話，她就立即說道，「我要在19點30分回去，我得為青少年反性同盟花上兩個小時，發發傳單，或者做些其他什麼事。這是不是很討厭？能幫我梳下頭嗎？頭髮裡有樹枝嗎？你確定沒有？那麼再見吧，親愛的，再見！」

她撲到他懷裡，狠狠地吻他。過了一會兒，她從那些小樹中撥開一條路，沒有一點聲音地消失在樹林裡。而他依然不知道她姓什麼，住在哪兒。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他們既不可能在室內相會，也不可能用文字交流。

實際上，後來他們再也沒到樹林中的那塊空地去。自此之後，整個五月他們只有一次真正做愛的機會，那是在朱莉亞告訴他的另一個隱蔽之所，一個廢教堂的鐘樓上。三十年前一顆原子彈曾轟炸過那裡。它是個很好的藏身處，只要你走得到，通往那兒的路非常危險。在其他時間，他們只能在街上相會，每晚都在不同的地方，每次都不超過半小時。通常在街上，他們還能勉強說上些話。他們在擁擠的街道上毫無目的地走著，算不上並肩而行，也從不兩兩相望。他們用一種奇特的方式斷斷續續地交談著，就好像時亮時滅的燈塔。每每遇到身穿黨員制服的人或是接近電屏，他們就突然噤聲，幾分鐘後再接著之前中斷的地方講下去。到了約定好的分手地點，談話也會突兀中斷，到第二天晚上再直接接上。這樣的說話方式朱莉亞似乎習以為常，她管這叫「分期談話」。她講話時不動嘴唇，令人驚訝。而在近一個月的晚間約會中，倆人只接了一次吻。當時他們正默默無語地走在一條小巷子裡（朱莉亞從不在主要街道以外的地方說話），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大地顫抖，漫天黑煙。溫斯頓側著身子倒在地上，又疼又怕。一定是火箭彈落在附近。突然他發現朱莉亞的臉離他只有幾釐米，她的臉色如死人一般蒼白，就像塗了白粉，嘴唇也同樣慘白。她死了！他緊緊地摟住她，發現自己親吻的卻是活人才有的溫暖的臉龐，一些粉末樣的東西跑到他嘴裡。原來，兩個人的臉上都落了一層厚厚的灰泥。

有幾個晚上，他們來到約會的地方又不得不走開，連招呼都不能打，因為剛好有巡邏隊從街角走來，或者正好有直升機在頭頂轉悠。即使不這麼危險，他們也很難找到約會的時間。溫斯頓一星期工作六十個小時，朱莉亞的工作時間更長，他們的休息日要根據工作的繁忙程度而定，經常湊不到一起。反正對朱莉亞來說，很少有哪個晚上是完全空閒的，她將大量時間花費在聽演講、參加遊行、散發青少年反性同盟傳單、準備仇恨周旗幟、為節約運動募捐之類的事情上。她說這是偽裝，如果你能在小事上循規蹈矩，你就能在大事上打破規矩。她甚至說服溫斯頓拿出一個晚上的時間兼職軍用品生產，很多表現積極的黨員都義務參加了。因此，每個星期都有一個晚上，溫斯頓要花四個小時待在昏暗通風的工作間裡，在電屏的音樂和錘子的敲打聲中做著令人煩悶的工作，他要用螺絲將金屬零件擰在一起，那大概是炸彈的引爆裝置。

在教堂鐘樓約會時，他們將之前斷斷續續的談話所造成的空隙填滿。那是個炎熱的下午，鐘樓的小方房間裡空氣窒悶，充斥著鴿屎味。他們坐在塵土淤積、樹枝遍佈的地板上聊了好幾個小時的天，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從窗戶縫處向外看看，以確定沒有人接近。

朱莉亞二十六歲，和三十多個女孩擠在一間宿舍裡（「一直生活在女人的臭味裡！我是多麼恨女人！」她補充道），而正像他猜測的那樣，她在小說司裡負責寫作機。她喜歡她的工作，她要發動並維護一臺功率超大又極其複雜的馬達。她並不「聰明」，但她樂於動手，和機器打交道讓她感覺自在。從計劃委員會提出總觀點到最後改寫隊的修飾潤色，她能描繪出小說製造的整個過程，但她對最終的成品沒有興趣。她說她不大喜歡讀書，書和果醬、鞋帶一樣，無非是一種不得不生產的商品。六十年代初以前的事她已經想不起來了，在她認識的人裡唯一經常談到革命前情況的人就是她的爺爺，而他在她八歲時就消失了。上學時她當過曲棍球隊的指揮，曾連續兩年拿下體操比賽的獎盃。在參加青少年反性同盟前，她還做過偵察隊的隊長，青年團的支部書記。她的表現一貫優秀，她甚至入選小說司下的色情科（這是聲譽良好的標誌），那可是為群眾生產低階的色情文學的地方。據她說，在那兒工作過的人管它叫「垃圾間」。她在那兒幹了一年，協助生產諸如《刺激故事集》或《女校一夜》這樣裝在密封套裡的書。年輕的群眾偷偷地買回去，給人留下買違禁品的印象。

「書裡寫了什麼？」溫斯頓好奇地問。

「哦，簡直就是垃圾。真的很無聊。它們總共只有六種情節，來回來去轉著圈地用。當然我只負責攪拌機。我從來沒進過改寫隊，我不擅長寫東西，親愛的——我做不了這個。」

他很驚訝，他這才瞭解原來在色情科，除了領導，其他的工作人員都是女的。有種理論說，和女人相比，男人的性本能不容易控制，男人更有可能被自己製造的色情作品侵蝕。

「他們連結婚的女人都不願意要，」她說，「人們總覺得女孩是純潔的，但無論如何，我不是。」

她第一次做愛是在十六歲，對方是個六十歲的黨員。為了不被逮捕，他自殺了。「他做得很好，」朱莉亞說，「否則，他一招供，他們就會知道我的名字。」自那之後，她又做過很多次。在她看來生活很簡單。你想快樂，「他們」，也就是黨，不讓你快樂，那你就要盡己所能地打破他們的規矩。她似乎覺得「他們」剝奪你的快樂就像你要避免被抓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她用最粗俗的語言說她恨黨，但她卻沒有批評黨。除非和她的生活相關，她對黨的理論沒半點興趣。他注意到，刨去已經成為日常用語的幾個單詞，她從來不講新話。她沒聽說過兄弟會，也拒絕相信它的存在。在她看來但凡和黨作對的組織都愚蠢之至，因為它們註定會失敗。聰明的做法是既打破規矩，又保住性命。溫斯頓不知道多少年輕人會像她這樣，這些年輕人都是在革命後長大的，什麼情況都不瞭解，他們眼中的黨就像天空一樣，是本來就有的，不會改變的，他們不會反抗它的權威，但他們卻會像兔子躲避獵狗那樣躲開它。

他們沒有討論有沒有可能結婚，那太遙遠了，不值得人去想。就算殺掉他的妻子凱瑟琳，也沒有哪個委員會批准這樣的婚姻。連做白日夢的希望都不存在。

「你妻子是怎樣的人？」朱莉亞問。

「她是——你知道新話裡有個詞叫‘思想好’嗎？那是指天生的正經人，完全沒有壞思想。」

「我不知道這詞，但我知道這種人，知道得夠多了。」

他開始向她講述他的婚後生活，很奇怪，她好像早就清楚這種生活的大致狀況。她向他描述他如何一碰到凱瑟琳的身體她就變得僵硬，描述她如何緊緊抱住他卻仍像使勁推開他一樣，就好像她曾親眼見過，親身經歷過。和朱莉亞說這些事情很容易。無論如何那些與凱瑟琳相關的回憶已不再痛苦，它們已經變得令人討厭。

「如果不是因為一件事，我還是可以忍受下去的。」溫斯頓說。他告訴她，每個星期凱瑟琳都會在同一個晚上強迫他進行那沒有感情的儀式。「她討厭這事，但又沒有什麼能讓她不做這事。她管這叫——你想都想不到。」

「我們對黨的義務。」朱莉亞立即接道。

「你怎麼知道？」

「親愛的，我也上過學的。每個月學校都會對十六歲以上的女孩做一次性教育講座，青年團也是。他們灌輸你好幾年，我敢說那對很多人都起了作用。當然你也說不準，人總是虛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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