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值下午三點，人不多。溫斯頓已經忘記自己去咖啡館的理由。咖啡館裡幾乎沒有客人，電屏上播著輕柔的音樂。那三個人一動不動地坐在角落裡，不發一言。服務生主動拿來杜松子酒。就在他們隔壁的桌子上有個棋盤，棋子已經碼好，他們也沒有去玩。大約一分半鐘後，電屏裡的音樂突然改變，變成難以形容的、刺耳響亮的歌曲，那聲音帶著幾分嘲諷，溫斯頓在心底稱之為「黃色警報」，電屏裡唱道：

在栗子樹的綠茵下，

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

他們躺在那兒，我們躺在這兒，

就在栗子樹的綠蔭下。

三個人聽了，依然一動不動。溫斯頓看了看魯瑟夫那張已經毀掉的臉，發現他的眼睛裡溢滿淚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森和魯瑟夫的鼻樑都斷了，這讓他膽戰心驚，雖然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膽戰心驚。

這之後不久，三人又被抓走，說他們在被釋放後依然從事陰謀活動。而在第二次受審時，他們不只重新交代了之前所有舊的罪行，還供認了一些新的罪行。這次，他們遭到了處決，他們的結局被寫入黨史以儆效尤。差不多五年後，即1973年，溫斯頓從桌上那一大摞由氣力輸送管遞出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小片報紙。那顯然是不小心夾在中間，忘掉拿走的。他將它開啟，登時就意識到它意義重大。那是從十年前的某期《泰晤士報》上撕下來的，是報紙的上半頁，注著日期。而在這片報紙上有一張在紐約舉行的黨大會的照片，照片上位於中間的正是瓊斯、阿朗森和魯瑟夫。一點沒錯，照片下的說明裡還有他們的名字。

問題是，在兩次的審判中，三人招認，那一天他們全部都在歐亞國，正要從加拿大的某個秘密機場往西伯利亞的一處接頭地點，與歐亞國總參謀部的人進行會面，將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透露給他們。溫斯頓對那個日期印象極深，因為那天剛好是仲夏日，但是，在別的什麼地方一定也有關於這件事的記錄。所以只有一個可能：那些供詞是謊言。

當然，這樣的事情並不新鮮，就算在當時，溫斯頓也不認為那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掉的人真的犯了指控的罪行。但這張報紙卻是確鑿的證據，是被抹殺了的過去的一個碎片。就好像一枚骨化石突然出現在它不該出現的地層裡，致使地質學的某個理論被推翻。假使有辦法將它公諸於世，讓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意義，就能讓黨灰飛煙滅。

他繼續工作，看到這照片並明白它的意義後，他馬上用一張紙將它蓋住，所幸在開啟它時，從電屏裡看，它是上下顛倒的。

他將草稿本放在膝蓋上，又把椅子往後拖了拖，儘可能地躲開電屏。控制好面部表情並不困難，只要花點工夫，連呼吸都能控制住，但你控制不了心跳的速度，而電屏卻靈敏到連這也能接收到。大約有十分鐘，他一直擔心會有突發事件暴露自己。比如，突然吹過桌面的一陣風。之後，他沒有再開啟那張紙，而是將它和其他廢紙一起丟到了記憶洞裡。也許再過一分鐘，它們就會被燒為灰燼。

這是十年，不，是十一年前的事了。若是在今天，他很可能會將那張照片留下來。奇怪的是，儘管現在這張照片和其他記錄在案的事件都只存在於記憶中，他仍然覺得，拿過照片一事意義非淺。他想，這已然不在的證據畢竟曾存在過，黨對過去的控制還是那麼強嗎？

然而，即使今天這照片從灰燼中復原，它也不可能成為證據。他發現照片時，大洋國已不再和歐亞國交戰，而這三個死去的人都是東亞國的特務，都背叛了自己的祖國。自那之後，交戰的物件已幾經變化，究竟變化了兩次還是三次，他也記不清了。供詞很可能被反覆重寫，以至於原有的日期和事實真相都失去了意義。過去不僅被篡改，還被不斷篡改。他從未仔細想過為什麼要如此大張旗鼓地偽造過去，這個問題猶如可怕的噩夢讓他飽受折磨。偽造的好處顯而易見，但它深層的動機卻讓人困惑不解。他再次拿起筆，寫道：

「我明白怎麼做，我不明白為什麼。」

很多次，他都懷疑自己是不是瘋子。也許瘋子就是指少數派。曾經人們認為相信地球繞著太陽轉是發瘋的徵兆。但在今天，相信過去不會被篡改也是發瘋的徵兆。他可能是唯一一個會這樣想的人。若真如此，那他就是個瘋子。不過，想到這裡他並不害怕，讓他害怕的是，他的想法可能是錯的。

他揀起那本寫給小孩子的歷史課本，看了看印在卷首的老大哥肖像。老大哥正用那雙能將人催眠的眼睛看著他。一股巨大的力量壓迫著你，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刺穿你的頭顱，直抵你的大腦，它恐嚇你讓你放棄信念，差不多要說服你否認你的感覺。最後黨說二加二等於五，你也不得不去相信，而他們無可避免地會這樣做：他們的地位要求他們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會否認經驗的有效性，還會否認現實的存在性。常識是異端中的異端。令人恐懼的不是你不想其所想便殺了你，而是他們有可能是對的。畢竟，我們要如何知道二加二等於四？我們又怎麼知道地心引力的存在？怎麼知道過去不可改變？若過去和客觀世界都只存在於我們的意識裡，意識又能被控制——那要如何是好？

但是，不！他的勇氣突然迸發出來，沒有特意去想，腦海中就浮現出奧布蘭的臉。他比從前更加明確地知道，奧布蘭就站在他的一邊。對，他在為奧布蘭寫日記，就好像在寫一封沒有結尾，沒人會讀，卻有特定接收物件的信。而他的文筆也因此變得生動。

黨告訴你不要相信你的所見所聞，這是他們最終也是最本質的命令。他所面對的力量是何等龐大，黨隨便一個知識分子都可以輕輕鬆鬆將他駁倒，不要說去反駁那些狡猾的論點，光是理解它們，他就無法做到。一想到此，他的心就不禁一沉。但是，他是正確的，他必須去捍衛那些明顯的、樸素的、真實的東西！客觀世界是存在的，它的規律無可更改。石頭硬，水溼，沒有支撐的物體會向地心墜落。他有一種感覺，他正在向奧布蘭說話，正在闡述一個至關重要的道理，因此，他寫道：

「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若它成立，其他一切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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