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希望存在，

溫斯頓寫道，

它就在群眾身上。

假使有希望，它一定在群眾身上。只有在那些被忽視的芸芸眾生之間，在那些佔大洋國人口85%的人們身上，才有可能醞釀出將黨摧毀的力量。黨不可能從內部崩陷，就算其中真有敵人，他們也無法聚集一起相互確認，傳說中的兄弟會也是如此，它無力匯聚眾人，只能三三兩兩地碰個頭。對他們來說，反抗意味著一個眼神，一個聲音中的變化，至多跑出一點傳聞。但是群眾不同，只要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他們就沒必要躲在暗中進行活動，若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像馬驅趕蒼蠅那樣站出來，到第二天早上，黨就會被打得支離破碎。他們遲早會這樣做的，不是嗎？但——

他想起來，有次他正走在一條擁擠的街道上，突然從前方傳來數百人的喧鬧聲——那是女人的聲音，絕望而憤怒，鏗鏘而低沉，如鐘聲一般久久迴盪：「噢——噢——噢——噢！」他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開始了！他想。暴亂！群眾終於擺脫了羈絆！而抵達出事地點時，他看到的卻是兩三百個女人圍在街邊商攤的前面。她們神情悽惻，好像沉船上註定無法獲救的乘客。之前那一整片的絕望已經碎裂成七零八落的爭吵。原來有個賣劣質鐵鍋的突然停止出貨，而不管什麼品質的廚房用品總是很難買到。已經買到鍋的女人被人群推搡，想快點離開，更多沒買到的則圍住攤位，指責攤販看人下菜碟，囤貨不賣。接著，又一陣吵鬧聲響起，兩個胖女人爭搶一隻鍋子，一個人的頭髮披散開來，鍋的把手也被弄掉了。看著她們，溫斯頓感覺噁心。就在剛才，數百人的喊叫還凝聚成那樣可怕的力量，可她們為什麼不為真正重要的事情大吼呢？

他寫道：

不到覺醒的時候，便不會起身反抗；不反抗，就不會有覺醒。

這句話就像從黨的教科書上抄下來的一樣。當然，黨曾宣告，是自己將群眾從奴役中解放出來的。革命前，他們被資本家摧殘，不僅忍飢挨餓，還要捱打受難，女人被迫到煤礦做工（實際上，現在女人仍在煤礦裡做工），小孩六歲大就被賣到工廠裡。但是，遵循雙重思想的原則，黨同時又說，群眾天生就是下等人，必須讓他們處在「服從」的地位上，他們要像動物一樣受制於簡單的規定。而實際上，人們對群眾知之甚少，也沒有必要知道太多。在他們看來，群眾的活動除了工作和繁衍，其他無關緊要。他們自生自滅，像阿根廷平原上放養著的牛群。他們似乎過著返璞歸真的生活，一種從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生活。他們降生，在街頭長大。十二歲做工，經過短暫美麗有如鮮花綻放般的青春期後，在二十歲結婚，三十歲衰老，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在六十歲時死去。繁重的體力勞動，家人與孩子、與鄰居的爭吵、電影足球啤酒還有賭博，這就是他們的一切。控制他們並不困難。思想警察的特務在他們中間轉來轉去，一面散佈謠言，一面跟蹤並消滅那些有可能變成危險分子的傢伙。但卻從來沒有嘗試過向他們灌輸黨的思想。群眾不需要有什麼強烈的政治意識，黨只要求他們擁有單純的能夠隨時喚起的愛國之情，這有利於讓他們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少的勞動所得。有時，他們也會不滿，但這不滿不會造成什麼後果。因為他們不具備抽象思考的能力，他們只會對具體的細枝末節感到不滿。那些罪大惡極的事情他們往往視而不見。他們中的大多數家裡沒有電屏，警察也很少去管他們的事。倫敦的犯罪率非常高，就好像一個充斥著小偷、強盜、妓女、毒販和騙子的世界，但由於罪行都發生在群眾身上，這並不重要。黨允許他們按照老規矩處理道德問題，也沒有將禁慾主義強加給他們。他們可以亂交而無需擔心處罰，離婚也相對容易。若有必要，他們甚至被允許信仰宗教。他們不值得懷疑，正如黨的口號說的那樣：「群眾和動物是自由的。」

溫斯頓把手伸下去，輕輕撓了撓腳踝上的潰瘍，那裡又癢起來。說到底還是那個問題，你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從抽屜裡拿出從帕森斯太太那裡借來的、寫給小孩子看的歷史課本，將其中的一段話抄在了日記本上。

在偉大的革命開始前，倫敦並不是今天人們看到的這般美麗。那時的它是個黑暗、骯髒、充滿痛苦的地方，很少有人能吃飽肚子，成千上萬的窮人沒有鞋子，居無定所。那些孩子年紀還沒有你們大，就不得不去為殘暴的老闆幹活，他們一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動作稍慢就會遭到鞭打，還只能就著白水吃已經不新鮮的麵包皮。

但就是在這樣貧苦的大環境下，卻還能看到一些高大華麗的房子，它們都屬於有錢人，這些人被稱作資本家，擁有數十位僕人。他們個個肥胖醜陋，面容兇狠，參見下頁插圖。他們穿著黑色的禮服大衣，戴著像煙囪一樣的高帽。這就是他們的制服，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許穿。

世界上的所有東西都是資本家的，所有其他人都是他們的奴隸。他們擁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廠、一切金錢。誰不聽他們的話，誰就會被抓入大牢，或者被剝奪工作，活活餓死。普通人和資本家說話，要鞠躬行禮，摘下帽子，稱他們「先生」，資本家的首領被稱作「國王」，而且——

剩下的內容他都清楚。接下來，會提到穿細麻布法衣的主教，提到穿貂皮法袍的法官，提到腳鐐手銬、踏車之刑，提到鞭笞、市長的宴會、親吻教皇腳尖以及拉丁文裡的「初夜權」。也許小孩子的課本里不會有這個。所謂「初夜權」就是依照法律規定，資本家有權和其工廠中的女人睡覺。

你要如何判定其中的哪些是謊言呢？現在，人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革命前好了，這可能確是事實。唯一相反的證據來自於你骨子裡的無聲抗議，這是一種本能，你覺得你無法忍受當下的生活，認為之前的情況一定有所不同。他突然覺得，現代生活真正的特點並不在於它的殘酷和缺乏安全感，而在於它的空洞、晦暗和了無生趣。看看現實中的生活，它和電屏中沒完沒了的謊言毫無共同之處，和黨宣稱的理想目標也毫無共同之處。哪怕對黨員來說，生活也是中性的多，政治性的少，比如努力完成日常事務，在地鐵裡搶佔座位，縫補破襪子，向別人要一片糖精，節省一個菸頭……而黨的理想卻大而可怕，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滿世界都是鋼筋水泥、大型機器和駭人的武器，到處都是勇猛的戰士和狂熱的信徒。大家團結一心，齊步前進，所有人都思想一致，所有人都喊著相同的口號，所有人都不知休息地工作著，戰鬥著，不停地打勝仗，不停地迫害他人——三億人的臉都一模一樣。但現實中的世界，卻是城市破敗，民皆飢色，人們餓著肚子穿著破鞋住著19世紀建造的幾經修補的破房子，房子裡還滿是煮白菜和廁所的臭味。他好像看到了倫敦，那裡龐大破敗，有上百萬垃圾桶，皺紋滿面、頭髮稀疏的帕森斯太太也在其中，她對堵塞的水管束手無策。

他又伸手去撓他的腳脖子。電屏日以繼夜地往人們的耳朵裡塞統計數字，以證明今天的人們有更多的食物、更好的衣物、更結實的房子、更美妙的娛樂活動——人們比五十年前更長壽、更高大、更健壯、更快樂、更聰明，勞動的時間更少，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這其中沒有一個詞能被證明、被推翻。比如，黨說今天在成年群眾中，識字的佔40%，在革命前這個數字只有15%。黨說，今天嬰兒的死亡率只有160‰，在革命前這個數字高達300‰，就好比包含著兩個未知數的等式。歷史書上的每個數字，包括那些人們確信無疑的事情，都完全有可能出自虛構。就他所知，可能從來沒有「初夜權」這樣的法律，從來沒有資本家那樣的人，從來沒有高禮帽那樣的服飾。

一切都隱遁到迷霧裡。過去被清除，清除的行為本身也被遺忘，謊言成為真理。他有生以來只有一次掌握了偽造歷史的確鑿證據，就在那件事發生之後，這點非常重要。證據在他的手指間停留了三十秒鐘之久。1973年，一定是在1973年，無論怎樣，它發生在他和凱瑟琳分居的時候。但真正的關鍵時刻，卻比這還要早七八年。

這件事要從六十年代中期說起，即徹底消滅革命元老的大清洗時期。截至1970年，除老大哥外，其他人都被清除掉了。他們都被當做叛徒、反革命被揭發。高德斯坦因逃走了，藏了起來，沒人知道他跑到了哪裡；剩下的有一小部分失蹤了，大部分在規模宏大的公審大會上坦陳罪行，遭到處決。最後活下來的人中有三個人值得一提，他們是瓊斯、阿朗森和魯瑟夫。他們在1965年被捕，像往常一樣消失了一兩年，生死未卜，之後又被突然帶了出來，並按照慣例供認罪行。他們承認通敵（當時的敵人就是歐亞國），承認盜用公款，承認密謀殺害黨的領導並在革命發生前就反對老大哥的領導。他們還稱自己導演的破壞活動造成了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不過在坦白了這些罪行後，他們得到了寬大處理，不僅恢復了黨籍，還收穫了聽上去很重要實際很悠閒的職位。他們都在《泰晤士報》上寫了長長的檢討書，檢討自己墮落的原因並保證改過自新。

溫斯頓曾在栗樹咖啡館見到過他們三個，那是在他們獲釋後不久。他記得他觀察他們，又吃驚又害怕。他們比他年長得多，來自舊世界，是黨建立之初那段英雄歲月留下的最後幾個大人物。他們身上隱隱地散發著地下鬥爭和內戰時期的風采。儘管事實和年代已經面目模糊，他仍有一種感覺，在知道老大哥前，他就知道他們了。他們是罪犯，是敵人，是不能接觸的人，同時可以肯定不出一兩年他們就會死掉。落在思想警察手裡的，沒有一個能逃過這樣的結局。他們只是等著進墳墓的行屍走肉罷了。

他們周圍的位子是空的，靠近他們很不明智。他們安靜地坐在桌子旁，對著店裡特製的丁香味杜松子酒。三人之中，魯瑟夫給溫斯頓的印象最深。他曾是遠近聞名的漫畫家，他的諷刺漫畫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都給了人們很大鼓舞，即便在今天，每隔一段時間，《泰晤士報》上就會刊登他的漫畫，不過那些漫畫只是他早期風格的模仿，既缺乏活力又沒有說服力，還總是同一個老主題：貧民窟、飢餓的孩子、巷戰、戴著高帽的資本家——甚至在巷戰裡，資本家也戴著高高的禮帽——他徒勞地嘗試重現往日風采。他灰色的頭髮泛著油光，臉皮鬆弛，佈滿傷疤，嘴唇則厚得像黑人。從他高大的身材可以看出，他曾經一定健壯無比，但現在垮下來，發起脹，似乎會向各個方向散開。他就像一座即將倒塌的大山，就要在你的眼前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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