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在北京郊區的一棟小樓內，經濟學家趙永堅正準備接待一名陌生的客人。

恢復高考的第一年，趙永堅報考了北京大學經濟系並順利被錄取，四年後，他去了倫敦經濟學院並在那兒待了整整九年時間，先是攻讀博士學位，後來留在那兒做研究，還為世界銀行短暫工作過。

趙永堅回國，他發現那時的改革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時期。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更多是制度層面的探討，那麼到了九十年代則變成了細節的討論。

趙永堅回國後，迅速陷入了細節的泥沼。他呼籲人民幣和外匯的自由兌換，把這形成一種制度，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人們把他的呼籲理解成了人民幣的單邊貶值，變成了一項具體措施。由於那時國內恰好處於高通脹的時代，單邊貶值的提議很受歡迎，於是提議單邊貶值的人們錯把趙永堅當成了有力的盟友。於是，在一段時間內，邀請他參加各種會議的人士也不絕於門庭。

但很快，當人們理解了趙永堅真正所倡導的理論，認識到趙永堅拒絕參加任何一個團體的時候，就紛紛開始疏遠他。以至於很長時間內，趙永堅都找不到工作。

直到最後，一個叫做天律的經濟研究所給他打來了電話，問他是否有興趣加入他們。趙永堅感到很興奮。雖然他的職位只是研究員，但他可以方便地接觸到各種資料庫，並將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內外的經濟學雜誌上。由於沒有從政的野心，這種閒散的研究員工作反而更適合他。他感到很滿足。

這天，他在家裡休息時，突然接到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一個陌生的青年要求見他。會是誰？趙永堅想。

半個小時後，他趕到了辦公室，發現一個青年正站在書架邊，翻著一本英文版的《美國貨幣史》。青年大概有十六七歲，穿著一套藍色的衣服，臉色很黑，像是個莊稼人。但仔細看時，趙永堅發現自己的第一印象錯了，青年模樣讓他心頭一動，感覺有些熟悉。他望著青年緊縮的額頭，微高的顴骨，緊閉的嘴唇，卻想不起來他像誰。青年如此投入，以至於沒有發現趙永堅的到來。許久，才抬起頭來，望著主人。

「我終於見到了弗裡德曼的書。」青年說。

「你看得懂嗎？」趙永堅驚訝地說。

初涉塵世「我早就想看了。我知道他很多理論，卻沒有看過原著。」青年羞怯地說，「您這兒書真多，弗蘭克·奈特、熊彼特、哈耶克、卡爾·波普、凱恩斯、米塞斯、薩繆爾森，還有早期的李嘉圖和亞當·斯密、馬歇爾，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書，還都是裝訂好的，而且都是原著。」

「你對他們都瞭解嗎？」

「不夠了解。我處的環境讓我讀不到原著，只能依靠父親的講解來了解他們的見解。我真想現在就把他們都讀一遍。」

「你的英文怎麼樣？」趙永堅問道。

「還行。」青年立即用流利的英語說，「實際上，我不知道自己的英文怎麼樣，我幾乎沒有和外面的人交談過。」

「那麼我應該這麼問你，你看弗裡德曼的原版書有問題嗎？」

「沒問題，對他的理論我很熟悉。」

「那說明你的英語很不錯。」趙永堅已經喜歡上了這個淳樸的青年。這個青年帶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兒，又顯得極為單純，擁有很強的可塑性。他感慨現在的教育制度竟然能夠培養出這麼優秀的青年，真是一大奇蹟。

「請問是你來找我嗎？」趙永堅問道。

「您是趙叔叔嗎？」

「趙叔叔？」

「我父親讓我這麼稱呼您。」青年禮貌地說。

「誰是你父親？」

青年微笑著，看了看周圍沒人，才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遞給了趙永堅。即便是不想讓別人看到，他的動作也並不猥瑣，顯得很高雅得體。這是誰的兒子？趙永堅還在想。他把信掏出來，剛看了個開頭，就用驚訝的眼光使勁地盯著眼前的年輕人。青年的眼神是那麼堅毅又隨和，能把這兩種品質結合起來的，只能是他的朋友方以民，他怎麼沒想到？

趙永堅一把把青年攬到懷裡：「可算找到你了。快坐，快坐。我牽掛你的父親牽掛了整整有二十年了。」

他讓青年坐在沙發上。

「這是什麼？很舒服。軟凳子嗎？」青年問道。

「這是沙發。讓我先讀你父親的信。」

永堅：

站在你眼前的是我唯一的兒子方明覺，他需要你的幫助。

我想你已經猜到我是誰了，即便已經分別二十年，我也知道，你是我僅有的幾位朋友之一，而且絕不會出賣我，絕對會盡全力幫助我。

對於我唯一的兒子，我已經盡到了教育之責，但接下來作為父親我已經無能為力。我需要他重新融入社會，用他自己的眼睛去觀察，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因此，我懇求你，幫助他重新回到社會，以他的學識和才智，相信最終能獲得屬於他的成就。

如果能得到你的幫助，即便我們再無緣見面，但不管生死，對你，我都感激不盡。其餘詳情可直接詢問明覺，他會告訴你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