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字條上記錄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繃帶不會被無緣無故解開。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車。

***

我們住進了一家天主教醫院，在同一間病房。這很幸運，因為天主教醫院以醫療好、伙食好聞名。列車上下來的傷員填滿了醫院，其中許多人是重傷。我們今天沒能檢查，因為這裡的醫生太少。走廊裡不斷推過裝有橡膠輪子的平板車。車上躺著直挺挺的人。這真是個該詛咒的姿勢——四肢僵直——睡覺時興許還好。

夜裡十分嘈雜。沒人睡得著覺。我們凌晨才勉強打了個盹兒。天亮時我醒了，見房門開著，聽見走廊有動靜。其他人也醒了。有個已經住了幾天的人解釋說：「護士們每天早上會在這層的走廊祈禱。她們叫它晨禱。她們開著門，是為了你們能分享天主的恩寵。」

這麼做是出於好意，但我們正骨頭疼、腦袋疼。

「瞎胡鬧。這才剛剛睡著。」我說。

「樓上是輕傷員，所以她們才在這兒做。」他說。

艾伯特呻吟起來。我頓時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靜點！」

一分鐘後，來了個護士。她穿著黑白制服，像個漂亮的咖啡壺保溫套。「請您把門關上，護士。」有人說。

「因為晨禱才開著門的。」她答道。

「可我們還想睡覺呢——」

「祈禱比睡覺好。」她站在那兒，無辜地笑著，「再說已經七點了。」

艾伯特又呻吟起來。「關門！」我呵斥道。

她驚了，看樣子她根本無法理解：「可這也是為您祈禱啊。」

「隨便！關門！」

她消失了。門還開著。連禱又響起來。我憤怒地喊：「我現在數到三，你們要是不停，我就摔東西。」

「我也是。」另一個人宣告。

我數到五。接著抓起我的瓶子，瞄準，扔出門外。走廊裡，瓶子碎了一地。祈禱停止了。護士們蜂擁進來，剋制地責備著。

「關門！」我們喊道。

她們溜走了。剛才那個矮個子護士走在最後。「異教徒。」她嘁嘁喳喳地關上門。

我們勝利了。

***

中午，野戰醫院的監察員進來訓斥，拿禁閉之類的懲罰威脅我們。可野戰醫院監察員和軍糧庫監察員一樣，雖然佩著長劍，戴著肩章，卻不過是個文職人員。連新兵也不怎麼把他放在眼裡。所以我們由著他說，看他能拿我們怎樣。

「誰扔的瓶子？」他問。

我還沒考慮好是否要交代，就有個人說：「我！」

一個鬍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於想知道，他為什麼要承認。

「您？」

「是我。當時我很激動，因為我們被無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他說得像唸書。

「您叫什麼名字？」

「增援部隊後備兵約瑟夫·哈馬赫。」

監察員走了。

我們都很好奇：「你為什麼要承認？又不是你乾的！」

他嘿嘿一笑：「這沒關係。我有‘狩獵許可證’。」

大家當然明白。誰要是有張「狩獵許可證」，那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是的。」他說，「我頭部中過槍。他們給我出具了醫療證明。我對自己的行為無責任能力。打那以後，我交了好運。誰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沒遇到過什麼麻煩。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氣。我承認是我乾的，是因為扔瓶子讓我很開心。她們明早要是再開門，我們還扔。」

我們樂壞了。我們有了約瑟夫·哈馬赫，還怕什麼冒險。

***

我們病房裡住著八個人。傷勢最重的是一頭黑鬈髮的彼得。他肺部中彈，情況複雜。他旁邊的弗朗茨·韋希特傷到了胳膊，開始時看似不重，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叫我們按鈴。他感覺自己在大流血。

我拼命按鈴。值班護士沒來。晚上時我們沒少使喚她，大家剛換了繃帶，疼得厲害，一個要這樣放腿，一個要那樣放腿，一個要喝水，一個又要抖枕頭——這個胖老太婆最後惡狠狠地嘟囔著，摔門而去。現在她肯定以為又是這些事，不願意來。

我們等著。不久，弗朗茨又說：「再按一次。」

我按了鈴。她一直沒有露面。我們這一側夜裡只有一個病區護士。可能她正忙著別的病房。「弗朗茨，你確實在大出血嗎？」我問，「否則我們又要捱罵。」

「繃帶都溼了。有人能開燈嗎？」

誰也辦不到。開關在門口。沒人站得起來。我按住鈴不放，直到拇指發麻。可能護士睡著了，她一整天忙得焦頭爛額，已經過度疲勞，再說還要按時祈禱。

「我們要不要扔幾個瓶子？」有「狩獵許可證」的約瑟夫·哈馬赫問。

「鈴聲她都聽不見，摔瓶子更聽不見了。」

門終於開了。老太太噘著嘴進來。一看見弗朗茨，立即變了臉，她著急地大喊道：「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們按鈴了，沒人過來。」

他流了很多血。她給他包紮。早晨，我們看見他的臉變得瘦削蠟黃。那張臉昨晚看上去還幾乎是健康的。現在，有名護士會經常過來。

***

有時候也來些紅十字會的救援護士。她們心地善良，卻往往笨手笨腳。換床單時，她們總是因為弄疼了傷員而受到驚嚇，結果她們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們更為可靠。她們懂得怎麼照顧傷員。但我們更希望她們能風趣點。當然，有幾位修女很幽默。她們非常出色！有誰會不願為利波緹娜修女效勞？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遠遠看見她，她的熱情就能傳遍整個病區的側翼。這樣的修女還有幾位。為了她們，我們願意赴湯蹈火！我們確實沒什麼好抱怨的。在這裡，修女們直接拿我們當普通人。相反，一想到衛戍部隊醫院，就讓人感到恐懼。

弗朗茨·韋希特沒有康復。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沒回來。約瑟夫·哈馬赫知道內情：「我們見不到他了。他們把他送進了‘死人屋’。」

「‘死人屋’是什麼？」克羅普問。

「就是臨終病房。」

「臨終病房又是什麼？」

「樓道角落裡的一個小房間，誰快不行了，就送進去。裡面有兩張床。大家都叫它‘臨終病房’。」

「可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把人送去以後，她們就不用再做什麼了。那間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屍間的電梯。可能這麼做，也是不希望他們死在大病房裡影響別人。他單獨躺著，也更好照看。」

「可他本人願意嗎？」

約瑟夫聳聳肩：「他們通常對此已經沒有太多意識了。」

「所有人都知道嗎？」

「待得時間長，自然會知道。」

***

下午時，一個人被抬到弗朗茨·韋希特的床上。沒過幾天，這個人也被拉走了。約瑟夫打了個意味深長的手勢。病房裡不時有人進來、有人出去。

時常，有些親屬在床邊哭哭啼啼，或輕聲說著難為情的話。有個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讓她整夜守在這裡，於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趕來，卻還是來得太晚。她走到床邊時，床上已經躺著別人。她去了停屍間，手裡的蘋果送給了我們。

小彼得的情況也越來越差，他的體溫記錄看上去不妙。終於有一天，一輛平板車停在了他的床邊。「去哪兒？」他問。

「去包紮廳。」

他被抬上車。可護士犯了個錯誤，從衣鉤上取下他的軍裝，放到車上，以免再跑一趟。彼得馬上警覺起來，想從車上滾下來：「我不去！」

她按住他。他用他被打穿的肺輕聲叫著：「我不想去臨終病房。」

「我們是去包紮廳。」

「那你們為什麼拿我的軍裝？」他說不出話了，沙啞而激動地嗚咽道，「讓我留在這兒！」

她沒有回答，推他出去。推到門口時，他還試著坐起來，眼裡噙著淚，喊著：「我會回來的！我會回來的！」

門關上了。我們很難平靜，卻都沉默不語。終於，約瑟夫說：「有人說只要一進去，就挺不過去了。」

***

我做了手術，嘔吐了兩天。醫生的助手說我的骨頭沒有癒合。有個人很倒霉，骨頭長得不對，只能打斷重接。

主任醫師來查房時，發現我們新來的人裡有兩個扁平足。他十分興奮：「我們把它治好。」他說，「只要做個小手術，您就有一雙健康的腳了。護士，您記一下。」

他剛一走，無所不知的約瑟夫就警告說：「你們可千萬別做這個手術！這個老頭兒是個科學狂人，對他能抓去手術的人一律十分野蠻。他給你們做完手術，你們確實沒有扁平足了，可你們換來了畸形足，這輩子都要拄柺杖。」

「那可怎麼辦？」一個問。

「就說不幹！你們是來治槍傷的，不是來治扁平足的！你們在戰場上沒有扁平足嗎？有。你瞧！你們現在還能跑。可要是讓那老頭兒動了刀，你們就變成了殘廢。他需要的是能做實驗的兔子。對他和所有醫生來說，戰爭簡直是他們的輝煌歲月。你們去下面的病區看看，他手術過的十來個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來了，好幾年了。沒有一個人比開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還綁著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們去打斷骨頭。每次他都聲稱手術成功。你們聽著：你們要是說不，他就不敢動手。」

「啊，老天！」兩人中的一個厭煩地說，「好在是腳不是頭。誰知道再上前線會遇上什麼？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腳總比死了好。」

另一個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頭兒叫人把他們帶到樓下。又是勸說，又是呵斥，好說歹說，直到他們默許。有什麼辦法？——他們只是小卒，而他是個高階動物。他們回來時打過麻藥，綁著石膏。

***

艾伯特的情況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們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條腿。他整日一聲不吭。有一次他說，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輪手槍，他就開槍自殺。

一輛新的運輸車抵達醫院。兩個盲人被安排在我們病房，其中一個是位年輕的音樂家。護士們給他餵飯時從來不用刀叉。他曾從護士手中奪走過一回，可儘管十分小心，還是出了岔子。吃晚飯時，護士在他的床邊被人叫走，盤子裡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緊它，使出渾身力氣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臟。接著他又抓起一隻鞋，使勁兒砸向叉柄。我們大聲呼救，三個男人齊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並不鋒利的叉子已經深深插入他的身體。一整晚，他都在罵我們，鬧得人無法入睡。早上，他喊叫著渾身痙攣。

又多出一張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懼、呻吟和垂死的呼嚕聲中一天天過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裡死在了我們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護士們根本來不及考慮。

可有一天，門突然開了，一輛平板車被推進來。車上筆挺地坐著蒼白消瘦、滿頭蓬亂黑鬈髮的彼得。他凱旋而歸。利波緹娜修女容光煥發，推他到原先的床邊。我們以為他早死了，可他從臨終病房回來了。

他環顧四周：「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就連約瑟夫也不得不承認，這種事情，他還是頭回見到。

***

有幾個人逐漸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柺杖，想來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為我受不了在房間走動時，克羅普投來的目光。他總是奇怪地盯著我。所以有時我溜到走廊——那裡可以自由活動。

我們病房下層住著腹部中彈、脊柱中彈、頭部中彈和雙臂截肢的傷員。樓道右翼住著頜骨中彈，毒氣中毒，鼻子耳朵中彈和脖頸中彈的。左翼住著眼睛中彈，肺部中彈，骨盆中彈，關節中彈，腎臟中彈，睪丸中彈，胃部中彈的。人渾身都能中彈。這一點，只有到了這兒才能知道。

有兩個人死於破傷風。皮膚慘白，四肢僵硬。最後活著的——活了很久——只剩下眼睛。有些傷員凌空架著受傷的四肢，傷口下放著盆，膿水滴在盆裡，每隔兩三小時清空一次。有的人被綁在床上，幾個沉重的秤砣吊在床邊。我見到腸子部位的傷口裡往往塞滿糞便。醫生的助手給我看x光片，上面是被徹底炸碎的髖骨、膝蓋和肩膀。

人們無法理解，這些殘破肢體上的一張張臉，仍舊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而這只是一家野戰醫院，一個病區——德國有成千上萬，法國有成千上萬，俄國有成千上萬。如果這一切都能發生，那麼書寫、行為、思考，全是徹底的徒勞！如果幾千年的文明根本無法阻止血流成河，阻止痛苦的徒刑，那麼一切都是謊言，都無足輕重。唯有野戰醫院，指明瞭什麼是戰爭。

我很年輕，才二十歲。我對生命的認識，唯有絕望、死亡、恐懼和聯結著痛苦深淵的失控的淺薄。我看見民族間被迫為敵。人民沉默、無知、愚蠢、順從，無辜地互相殺戮。我看見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在製造武器和言辭，好讓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續下去。而在這裡、那裡，在全世界，我的同齡人都和我一樣，看著這一切；我們這一代人都和我一樣，經歷著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們站起來，走到父輩面前，要求清算，他們該怎麼辦？如果一個沒有戰爭的年代來臨，他們還對我們有什麼指望？幾年來，我們的工作是殺戮——這是我們人生的第一份職業。我們對生的認識侷限於死。以後會發生什麼？我們會變成什麼樣？

***

我們病房年齡最大的是萊萬多夫斯基。他四十歲，腹部受了重傷，已經在醫院裡躺了十個月，幾星期前才有所好轉，能佝僂著身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這幾天他十分激動。他妻子從她居住的波蘭小鎮寫信來說，她攢夠了路費，要來看他。

她已經在路上，不知哪天就會出現在門口。萊萬多夫斯基已經激動得吃不下飯，甚至連紅菜配烤腸也吃了幾口就送給別人。他經常拿著信，在屋裡轉來轉去。那封信，每個人都讀過十幾遍。甚至郵戳也不知查驗了多少次。信上沾滿油汙和手印，已經模糊不清。可不該來的也來了：萊萬多夫斯基發燒了，又要躺回床上。

他已經兩年沒見過他妻子了。這期間，她生了個孩子。她會把孩子也帶來。可萊萬多夫斯基卻忙活著別的事。他曾經希望他妻子來時能獲准外出。這明擺著：見面固然好，可是跟妻子久別重逢，如果可能，當然還想幹點別的。

萊萬多夫斯基就這件事和我們長談了幾小時。在部隊裡，這件事算不得什麼秘密。誰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我們中能出去的人告訴他，城裡有幾個完美的角落，還有草地和公園，沒人打擾。有一個人甚至知道一間小屋。

可這有什麼用？萊萬多夫斯基躺在床上，憂心忡忡。要是他不得已錯過這件事，他整個人生都毫無樂趣。我們安慰他，答應設法成全他。

第二天下午，他妻子來了。她是個皺巴巴的嬌小女人，長著雙怯生生、滴溜溜的鳥眼。她披著件鑲邊帶飄帶的黑斗篷，天曉得，她從哪裡繼承了這件東西。

她嘟囔著什麼，害羞地站在門口。她被我們六個大男人嚇壞了。

「瑪爾雅，」萊萬多夫斯基說著，動了動喉結，拼命嚥了口口水，「放心進來吧，在這兒他們不會把你怎麼樣。」

她繞了一圈，跟我們每個人握手，接著給大家看那個孩子。孩子已尿溼了尿布。她從她繡著珠子的手提包裡拿出一塊乾淨的尿布，給孩子換上。就這樣，她克服了最初的尷尬。兩個人開始說起話來。

萊萬多夫斯基特別心急，他總是極其沮喪地用他那雙滾圓的魚眼瞟著我們。

時機正好。醫生已經查過房，最多會有個護士過來看看。有個人又出去偵察了一番，回來後點了點頭：「連個鬼都沒有。跟她幹吧，約翰，快點。」

兩人用他們的語言說了幾句。女人紅了臉，難堪地仰起頭。我們善意地咧嘴笑著，做了個輕蔑的手勢，表示別有什麼顧慮！讓亂七八糟的偏見見鬼去吧！偏見是為其他年代製造的。這裡躺著木匠約翰·萊萬多夫斯基，一個被打殘計程車兵。那是他妻子，誰知他何時能再見到她。他想和她親熱，他該和她親熱，就這麼簡單。

兩個人站在門口。萬一護士來了，他們可以攔住、纏住她。他們願意守上大約一刻鐘。

萊萬多夫斯基只能側臥，因此有人抓起幾個枕頭墊在他背後。艾伯特抱起了孩子。我們微微轉過身。那件黑色的斗篷消失在被窩裡。我們高聲談笑，叫嚷著打起了斯卡特牌。

一切順利。我抓到一手梅花，還有四張傑克。我們差不多打了一圈，幾乎忘了萊萬多夫斯基。過了一會兒，孩子哭起來，儘管艾伯特絕望地抱著晃來晃去。我們聽見窸窸窣窣的響聲，抬起頭，看見孩子已經叼著奶瓶，躺在媽媽懷裡。事情已經順利解決。

我們現在就像個大家庭。女人變得活潑起來，萊萬多夫斯基流著汗，容光煥發地躺在床上。

他開啟繡花提包，露出幾根上好的香腸。萊萬多夫斯基拿著一把刀，就像拿著一束鮮花，把香腸切成小塊。他做了個漂亮的手勢，指向我們——那個皺巴巴的嬌小女人就挨個走到我們面前，微笑地看著我們，遞給我們香腸。她現在看起來真美！我們叫她媽媽。她很高興，為我們拍打著枕頭。

***

幾星期後，我開始每天早上去贊德學院。在那裡，我的一條腿被緊緊綁著練習運動。胳膊早就好了。

從前線開來新的運輸車。繃帶不再是布的，而是一種白色的縐紙。前線的繃帶已經極其緊缺。

艾伯特恢復得很好，傷口已基本癒合。幾周後，他會去假肢站。他依舊很少說話。比起以前，他嚴肅了許多。說話時，他時常中斷，獨自凝神。要不是跟我們在一起，他早就自行了斷了。不過現在，他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有時，他也看著我們打斯卡特牌。

我得到了療養假。

我母親不希望我離開。她很虛弱，病得更重了。

之後，連隊派我開赴前線。

和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羅普告別十分艱難。但在部隊，日子一天天過去，也就習慣了。

德意志騎士，寫有自傳。歌德曾據以寫成名劇《鐵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面對敵人逼迫投降時，貝利欣根曾說：「舔我的屁股吧！」

神父領禱，信徒按格式回答。

修女的名字libertine源自libertin或libertiner，意為思想自由者、放蕩不羈者或不受宗教思想束縛者。

瑞典醫生古斯塔夫·贊德（gustavzander，1835—1920）建立的運動醫療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