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勸你少想私事！」鄧秀梅在鄉政府的廂房裡，碰到劉雨生，看見他還是有些萎靡不振的樣子，談了幾句工作上的話，就這樣說他：「全心全意，投身到工作裡邊，你的生活就會充實和快樂。李盛氏的情形怎麼樣？」
「去過一回，她不容易講話。」劉雨生回答。
「不容易講話，就多去幾回。對這號人，要有耐心，又要細緻。」
「頂好你去，你去比我方便些。」
「你有什麼不方便？」
「叫一個男人去勸堂客們，總有一些不大合適的地方。」
「你這樣封建？依你說，我該打起背包回去了，在這裡淨和你們男人打交道，這還了得。」鄧秀梅隨即催促劉雨生：「去吧，去吧，不要忸忸怩怩，像個姑娘了。」
「請你同我一塊去，好吧？」
「對不起，我有我的事，不能奉陪。」鄧秀梅要去研究陳先晉的材料，辭別了劉雨生，當即首先找到陳大春，含笑責備他：
「看你這個團支書，怎麼連親老子都勸不轉啊？」
「他太頑固了。」陳大春生氣地說。
「我同你去看看如何？」
「隨便哪個去，都是空的。」
「這話說得太死了。」
「不管他怎樣，反正我懶得勸他。你歡喜去，自己去吧。我一跟他談起來，看見他那副頑固樣子，就要上火。」
「太愛上火要不得。你看人家李主席，從不發氣，工作反而打得開。」
從陳先晉的親人和鄰舍的口裡，鄧秀梅曉得了這個頑固老倌子的好多的事情。她知道他不愛多話，卻非常勤奮。從十二歲起，他下力作田，到如今拍足有四十年了，年年一樣；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照得舊，總是一黑早起床，做一陣工夫，才吃早飯。落雨天，他在家裡，手腳一刻也不停，劈柴，研米，打草鞋，或是做些別的零碎事。他時常說，手腳一停，頭要昏，腳要腫，渾身嫩軟的。左鄰右舍，看見他這樣發狠，都叫他做「發財老倌子」，不過，一直到解放，他年年歲歲，佃地主的田種，財神老爺從來沒有關照過他家。
陳先晉的祖業，只有一座小小的後山，和後山坡上他跟爸爸開出來的一畝不算肥沃、土肉發紅的山土。
人們公認，先晉鬍子是村裡數一數二的老作家，田裡功夫，門門裡手。只有一宗，在耕種上，他墨守成規，不相信任何的改變會得到好處。比方解放前，他佃一個五斗丘，每年作五個凼子，漚十擔大糞，二十擔草皮；年年一樣，不多也不少。他認為十擔大糞，二十擔草皮是這一丘田的恰到好處的肥量，少了田太瘦，多了禾會飄。解放後，上頭號召大家點安蔸灰，他不相信這會得到任何的益處。他說：「我作了四十年田了，從來沒有點過安蔸灰。」硫酸亞更不用提了，只要聽到這個稀奇古怪的名詞，他就枯起眉毛來，表示非常地厭惡。這幾年來，上頭提倡的四犁四耙，小株密植，架子禾等等，他一概不信。農村裡的無論什麼新變動，他都看不慣，互助組和合作社，在他心目中，更是稀奇事。他對人說：「積古以來，作田的都是各幹各，如今才看見時興，麼子互助、合作，還不都是亂彈琴！」又說：「樹大分杈，人大分家，親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鍋裡吃茶飯。如今說要把二三十戶人家扯到一起，搞得好，我不姓陳。」
土改時，先晉鬍子分進了五畝水田，只有這變動逗他歡喜。據他婆婆說：「領回土地證的那天夜裡，老駕一通宵翻來覆去，沒有睡落覺。二天一早，他挑了一擔丁塊柴，上街賣了，買回一張毛主席肖像，恭恭敬敬，貼在神龕子右邊的牆上。」
陳先晉平空添了五畝上好的水田，連他作熟了的那丘五斗丘在內，這是他祖宗三代，夢想不到的一件大喜事。他盤算著，分進的五畝水田，加上他原有一畝山土，一共是六畝田土，可以作他發財的起本了。
他的那一畝山土，來得實在不容易。這是他跟他爸爸，吃著土茯苓，半飢半飽，開出來的。山荒有樹蔸、石塊，土質又硬，捏著鋤頭開墾時，手掌磨得起了好多的血泡。
如今，晴天裡響起了一個炸雷，上頭說是要辦社，說田土要歸併到社裡，這使他吃驚和苦惱。有好幾天，他想不開。到後來，他想，田是分來的，一定要入社，沒得辦法；土是他和老子，吃著土茯苓，忍飢挨餓，開起出來的，也要入社麼？政府發給他的土地證，分明是兩種。分的五畝田，發的「土地使用證」，開的一畝土，領的「土地所有證」，如今為什麼一概都要歸公呢？
鄧秀梅剛一入鄉，就結識了陳大春。為要了解這位剛強暴躁的青年，鄧秀梅向李主席問起了他的家庭，自然而然談及了他的爸爸陳先晉。「陳先晉，」當時她笑道，「這名字多好，想必他很先進吧？」李主席笑道：「不，他最保守。」「怎麼名字叫先進，實際很落後？」「是呀，這叫有其名，無其實。這還不稀奇，頂有味的是他們父子兩個時常鬧矛盾，吵場合。陳大春左得嚇人，老倌子右得氣人。父子兩人，一個採左，一個偏右，死過不得，但又非在一起過不行。他們沒分家，大春還沒有親事，他想搬出來，脫離家庭，在後山坡上搭個茅棚子，手頭沒得錢，他的這個小小的志願還沒有實現。」
鄧秀梅又作了進一步瞭解，曉得陳先晉的舅子，共產黨員詹永鳴是革命烈士。「馬日事變」後，他逃到華容，在那裡被捕，犧牲於長沙瀏陽門外。詹永鳴的遺體抬起回來時，陳先晉夫妻去送了葬。揭開棺蓋，親眼看見了哥哥的鮮血淋漓的屍首，陳詹氏哭得死去活來。陳先晉落了眼淚，卻沒有做聲，往後他更不愛說話，不問世事，只曉得低著腦殼，做田裡功夫。
聽到解放軍來到了縣城，共產黨人又回來了，陳詹氏又喜又愁，喜的是這回晴天了，哥哥的冤仇好報了；愁的是自己的兒女也出去革命，萬一變了天，他們都會遭受哥哥同樣的悲運。陳先晉還是跟往常一樣，不大做聲，只認得作田，長年的艱辛和窮苦，使他變得有些麻木了。
一個難忘的日子到來了。解放後不久，一個響晴天，村裡來了一位白馬的騎者，一路詢問到陳家。這位北方幹部是來打聽詹永鳴的家境和遺族們的。他在陳家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響。陳先晉坐在堂屋裡，只顧抽旱菸，不大說什麼；陳媽把幹部當做自己的親人，裝煙、篩茶，親熱地回答他的各樣的問話。陳大春那時才十五，他媽媽不准他旁聽，罵道：「你還不死得去砍柴火呀？」大春拿著扦擔柴刀走出去，又從後門溜回來，躲在灶屋竹壁下，偷聽他們的談話。聽到工作幹部誇讚自己的舅舅，他心裡浸滿了榮譽的感覺，並且立志要走舅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