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後的星期五早上，霍華德·斯潘塞給我打來電話。他下塌里茲-貝弗利酒店，提議我順道去那裡的酒吧和他喝一杯。
「最好在你的套房裡見。」我說。
「如果你希望那樣，很好。八二八房間。我剛跟艾琳·韋德通過話，她好像很認命。她說她讀了羅傑·韋德的遺稿，覺得很容易收尾。比起他的其他作品，這部作品要短得多，不過它的轟動效應會抵消篇幅問題。我估計你會覺得我們這些出版商無情無義。艾琳整個下午都會在家。當然，她想見見我，我也想見見她。」
「我半小時之內到，斯潘塞先生。」
他住在酒店西邊一間寬敞舒適的套房裡，客廳有長窗，出去是帶鐵欄杆的窄陽臺。傢俱都包了白底條紋花布，配上大花圖案的地毯，營造出一種老派的氛圍，只是能擱杯盞的所有平面都放了玻璃板，房間裡有十九隻菸灰缸，放得到處都是。酒店房間最能體現客人的修養了，里茲-貝弗利酒店並不奢望他們的客人有哪怕一丁點兒修養。
斯潘塞和我握了握手。「坐吧，」他說，「你想喝點什麼？」
「都行，不喝也沒關係。我不是一定要喝點什麼才行。」
「我想要一杯白葡萄酒。夏天的加州不是喝酒的好地方。在紐約，你喝的酒可能是這兒的四倍，醉的程度卻只有這兒的一半。」
「給我來一杯檸檬黑麥威士忌。」
他打電話要了酒，然後坐進一把包了條紋花布的椅子裡，摘下無邊眼鏡，拿一方手帕擦拭過，又架回鼻樑上，仔細扶正了，瞧著我。
「我覺得你心裡有事，因此你要在這兒而不是在酒吧見我。」
「我送你去空閒谷區。我也想見見艾琳·韋德。」
他看上去有些不安。「我吃不准她是不是想見你。」他說。
「我知道她不想見我，不過我可以借你的光跟進去。」
「這麼一來我好像有些失禮，是不是？」
「她告訴你她不想見我？」
「沒有，她沒有明說，」他清了清嗓子，「我感覺她把羅傑的死怪罪在你頭上。」
「不錯，他死的那個下午，她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首先趕來的那個警官。她大概跟警察局長手下兇案組負責調查這樁案子的警官也這麼說了。不過她倒是沒跟法醫這麼說。」
他往後靠去，一根手指慢慢地撓著手心，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馬洛，去見她對你有什麼好處呢？這對她是相當可怕的經歷。我想她的整個生活曾一度非常灰暗，何必再讓她重溫一遍？你是不是想讓她相信你沒有疏忽什麼？」
「她告訴警官我殺了他。」
「她不是說你真的殺了他，要不然——」
門鈴響了。他起身去開門。客房服務員端著酒走進屋子，把酒放下，動作花哨得好像在伺候一頓七道大菜的晚餐。斯潘塞在賬單上籤了名，給了半塊錢小費，那傢伙便離開了。斯潘塞端起他的雪利酒走到一邊，好像不打算把我的酒遞給我。我沒去碰它。
「要不然怎樣？」我問他。
「要不然她會對法醫說些什麼，是不是？」他朝我皺起眉頭，「我想我們是在胡扯。你要見我究竟為了什麼？」
「是你要見我的。」
「只不過，」他冷冷地說道，「因為我從紐約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說我下結論未免太快，在我看來，這暗示你有事情要解釋。好，那是什麼？」
「我要當著韋德夫人的面解釋。」
「我對這主意不感興趣。我想你最好還是自己安排。我很尊重艾琳·韋德。作為生意人，我希望盡我所能挽救羅傑的遺作。要是艾琳對你抱有這種感覺，就如你說的那樣，我不能把你帶去她家裡。講點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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