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敏感的女人來說，有個醉鬼丈夫就等於患了一身重病。」洛林醫生說道。
「你沒工夫給他看病，嗯？遺憾！韋德夫人在樓上，醫生。耽擱你的時間了，謝謝。」
「你粗蠻無禮，先生，我要舉報你。」
「是嗎？去吧，」奧爾茲說，「不過在舉報我之前，你得先乾點別的。讓那位女士頭腦清醒些。我有問題要問。」
「怎麼做對她最好，我就怎麼做。你知道我是誰嗎？還有，要說清楚，韋德先生不是我的病人。酒鬼我是不看的。」
「只看他們的老婆，嗯？」奧爾茲衝著他吼道，「是啊，我知道你是誰，醫生。我嚇得五內出血啦。敝人奧爾茲，奧爾茲警官。」
洛林醫生上了樓梯。奧爾茲坐下來，衝我咧咧嘴。
「對付這類傢伙，你得講究策略。」他說。
有個人從書房那邊朝奧爾茲走來，是個一本正經的瘦子，前額充滿智慧，戴副眼鏡。
「警官。」
「說吧。」
「接觸性槍傷，典型的自殺。氣壓造成大面積浮腫，眼球凸出也是因為氣壓。我覺得不可能從槍上找到指紋，上面沾滿了血。」
「如果他睡著了，或者醉得不省人事，有沒有可能是他殺？」奧爾茲問道。
「當然。不過沒什麼跡象。用的是韋伯利雙彈簧無撞針手槍。一般來說，這種槍扣扳機要用力，但發射卻只要輕輕一下。用反衝力可以解釋槍的位置。到現在為止，我沒找到任何不符合自殺的跡象。我預料酒精濃度會很高。如果太高的話——」，那傢伙停頓了一下，意味深長地聳聳肩，「自殺可能就值得懷疑了。」
「謝謝。有人打電話給驗屍官了嗎？」
那傢伙點點頭走開了。奧爾茲打了個哈欠，看了看手錶，又看了看我。
「你想走嗎？」
「當然，只要你肯放。我以為我是嫌疑人。」
「稍後我們可能需要你幫忙。別走開，別讓我們找不到你。其他沒什麼。你以前當過警察，明白警察是怎麼辦案的。有時候你要趁還能拿到證據趕快辦案。這樁案子恰巧相反。如果是他殺，誰希望他死？他老婆？她不在現場。你？好，整棟宅子就你一個，你又知道槍在哪裡。設計得滴水不漏。什麼都說得通，除了動機。再說我們也許還應該考慮到你的經驗，我想，如果你要殺人，會做得隱蔽些。」
「多謝，伯尼。不錯。」
「下人們不在。都出去了。那麼只可能是某個恰好來訪的人。那人得知道韋德的槍藏在什麼地方，得瞧見韋德喝足了酒睡著了或者醉得不省人事，並且得在汽艇發出的噪聲足以蓋過槍響時扣動扳機，還得在你回房之前就離開。就我所知的情況來說，我不認為是哪個來訪的人乾的。唯一有手段又有機會的人是不會去使用它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擁有它們的人。」
我起身準備離開。「行，伯尼。我晚上都在家。」
「只有一件事情，」他沉思道，「韋德這傢伙是個熱門作家，有錢，有名望。我本人對他寫的玩意兒不感興趣，你興許能在妓院裡發現比他筆下的角色更棒的人物。個人口味不同而已，和我警察的身份沒有絲毫關係。他那麼有錢，在這個國家最上乘的地區擁有這麼漂亮的宅子，那麼漂亮的老婆，高朋滿座，沒有麻煩。我想知道的是什麼事情讓他覺得無論如何都過不去，非得朝自己開一槍不可？當然肯定有什麼事情。要是你知道，最好準備好實話實說。再見。」
我往門口走去。站在門前的傢伙回頭望了望奧爾茲，得了許可，便放行了。我跨進汽車，為了繞過擠在車道上的各種警車，我從草坪上開了過去。在大門口，另外一個警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沒說什麼。我戴上墨鏡，驅車上了公路。路上空曠安靜，下午的陽光灑在修剪過的草坪上，後面是富麗堂皇的豪宅。
在空閒谷區某棟宅子裡，有個並非無名之輩的人死在一汪血泊裡，不過這裡慵懶的靜謐並沒有因此被打破。就報界而言，這事情就好像發生在西藏似的。
在一個轉彎處，兩處地產的圍牆延伸至路肩，一輛深綠色警車停在那裡。一名警察走下車來舉起手。我停下車。他走到我的車窗旁邊。
「請出示駕照。」
我摸出皮夾，開啟，遞出去。
「只要駕照。按規定我不可以碰你的皮夾。」
我抽出駕照，遞給他。「出什麼事了？」
他朝我車裡掃了一眼，將駕照交還給我。
「沒什麼事，」他說，「例行公事而已。對不起，打擾你了。」
他揮手讓我繼續趕路，自己則走回泊在那兒的車裡。警察總是這副德行，他們永遠不會告訴你為什麼。這樣你就沒法發現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回到家，我給自己買了兩杯冷酒，又出去吃晚飯，然後再回家。我開啟窗戶，敞開衣襟，等著什麼事情落到我頭上。等了很長時間。九點鐘，伯尼·奧爾茲打來電話，叫我去一下，不必中途停車去買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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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曼·戈林（1893-1946），納粹德國政治影響力僅次於希特勒的第二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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