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他低頭看著自己的酒杯，只小口地啜著酒。「我們只見過兩回，可兩回你都對我很夠意思。你有什麼樣的預感？」
「我預感下次見你時，你會陷入更大的麻煩，可我幫不了你。我說不出為什麼，但我有這種預感。」
他用兩個指尖輕輕地摸了摸右邊的臉，「或許是因為這個。這的確讓我看上去有點兇，我想。不過這是光榮的傷疤——或者說是光榮受傷的結果。」
「不是。那疤我一點兒也沒放在心上。我是幹私人偵探的，你這個麻煩我無須理會，不過麻煩就在那兒。這就叫作預感。要是你希望我把話說得格外委婉些，那就叫作對性格的感覺。那女孩把你扔在舞者俱樂部門口興許不光是因為你喝醉了。說不定她也有某種預感。」
他不易察覺地笑了笑。「我和她結過婚。她叫西爾維亞·倫諾克斯。我因為錢娶了她。」
我站起身來，皺著眉頭瞧他。「我給你做些煎蛋。你需要吃點東西。」
「等等，馬洛。我這麼潦倒落魄，而西爾維亞那麼富有，你是不是納悶我為何不向她討幾個錢？你聽說過自尊吧？」
「你真逗，倫諾克斯。」
「是嗎？我的自尊和別人的不一樣，那是一個除了自尊之外一無所有的男人的自尊。要是冒犯了你，請原諒。」
我去了廚房，準備了一些加拿大燻肉、煎蛋、咖啡和烤麵包。我們在廚房的早餐區用了餐。那個年代建造的廚房總有個早餐區。
我說我得去趟辦公室，回來時會順路把他的箱子帶回來。他把收條給了我。他的臉現在稍微有些血色了，眼睛陷得也沒那麼深了，之前它們深得幾乎要讓人進去找。
離開前，我把一瓶威士忌放在長沙發前的茶几上。「請用你的自尊來對付它。」我說。
「給拉斯維加斯打個電話，就當是為了我。」
他只是笑笑，聳聳肩。我走下臺階時，心裡還是不痛快。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我同樣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男人寧願餓著肚子在街頭晃盪，也不肯典當他的衣箱。不管他的規則是什麼，他是在照它行事。
***
這手提箱讓人驚歎。它是用漂白過的豬皮做的，嶄新時應當是淡奶油色。配件是金的。英國貨，就算能在此地買到，它也要花掉你八百而不是兩百塊。我把它放在他跟前。那瓶威士忌還在茶几上。他沒動它。他跟我一樣清醒。他抽著煙，但興致不高。
「我給蘭迪打了電話，」他說道，「他不痛快，因為我沒早點給他打。」
「而是靠陌生人幫忙，」我說，「是西爾維亞送的？」我指了指手提箱。
他望著窗外。「不是。在英國時別人給的，在我認識她之前很久。真是很久了。要是你能借我一箇舊箱子，我就把它留在你這裡。」
我從錢夾裡抽出五張二十塊的鈔票放在他面前。「我不需要抵押。」
「我完全不是那個意思，你也不是開當鋪的。我只是不想帶著它去拉斯維加斯。再說我也不需要這麼多錢。」
「那好，你收著錢，我收著箱子。不過這房子不怎麼防盜。」
「沒關係，」他漠然道，「一點兒也沒關係。」
他換了衣服，五點半左右，我們在米索飯店吃了晚飯。沒喝酒。他在卡文葛車站上了班車，我開著車一路東想西想回了家。他的空手提箱還放在我床上，剛才他就在那兒把箱子裡的東西拿出來，放進我的輕便手提箱。他的手提箱有一把金鑰匙，還插在鎖孔裡。我鎖上它，將鑰匙系在把手上，擱在衣櫥上面的架子上。它感覺並不像是一個空箱子，但裡面放著什麼不關我的事。
那是一個寂靜的夜晚，房子裡好像比往常更空了些。我鋪開棋盤，自己充當法國人和施坦尼茨對壘。他走了四十四步就打敗了我，但我也讓他捏了兩把冷汗。
九點半，電話鈴響了，那頭的聲音我以前聽到過。
「是菲利普·馬洛先生嗎？」
「是的。」
「我是西爾維亞·倫諾克斯，馬洛先生。上個月有天晚上我們在舞者俱樂部匆匆見過。我後來聽說你好心把特里送回了家。」
「不錯。」
「想必你也聽說了，我們已經離婚了，可我有些擔心他。他離開了韋斯特伍德街的公寓，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上次見面我已經瞭解你有多擔心他了。」
「聽著，馬洛先生，我和他曾是夫妻。我對酒鬼沒多少同情心，也許是我心腸太硬，也許當時我確實有相當重要的事要辦。你是私人偵探，要是你願意，可以按行情收費。」
「實在沒必要，倫諾克斯夫人。他搭班車去了拉斯維加斯。他在那裡有個朋友，會給他安排一份工作。」
她突然高興起來。「噢——去了拉斯維加斯？他真多情。那是我們結婚的地方。」
「我想他是忘了，」我說，「要不然他會去其他地方。」
她沒結束通話電話，而是笑起來，招人喜歡的輕笑。「你對客戶總是這麼粗魯嗎？」
「你不是我的客戶，倫諾克斯夫人。」
「也許以後會是，誰說得準？那就說對你的女性朋友吧。」
「同樣的回答。那傢伙落魄潦倒，又髒又餓，一文不名。要是他值得你花時間，你會找到他的。當初他就不想接受你的幫助，現在大概同樣不想。」
「這個，」她冷冷地說，「你可就不得而知了。晚安。」她掛了電話。
當然，她完全說對了，而我完全錯了。可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只是覺得不痛快而已。要是她早半小時打來，我一怒之下沒準會把施坦尼茨打得一敗塗地——只可惜他五十年前就去見上帝了，棋局是從書裡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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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施坦尼茨（1836-1900），奧地利人，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四年間的國際象棋大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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