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主教有客房鑰匙。他去前臺拿鑰匙，我則坐在花沙發上等他。他帶著狡黠的表情把鑰匙給我看。我應當明白。

我們乘著橢圓形的玻璃電梯向上攀升，佈滿爬藤的陽臺在眼前一晃而過。我還應該明白自己正在被炫耀。

他開啟房門。一切都與過去的某個時候一如既往，絲毫不差。窗簾一模一樣，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花卉圖案，與藍底色上橘黃的罌粟花床單相呼應。外面一層白色的薄窗簾是用來阻擋陽光的。方角的梳妝檯和床頭桌，不帶一點人情味。還有檯燈。牆上掛著畫：一盆水果，幾隻按固定格式擺放的蘋果，花瓶裡插著花，毛茛和橘黃山柳菊，色彩與窗簾協調。一切都別無兩樣。

我讓大主教稍等，進了浴室。剛才抽的煙令我耳鳴不止，杜松子酒則使我渾身乏力睏倦。我把洗臉巾弄溼，貼在額頭上。一會兒後，我開始四處尋找看是否還能找到單獨包裝的小塊香皂。還真有。上面印有吉卜賽人的那種，是從西班牙進口的。

我呼吸著香皂的味道，消毒的味道，站在白色的浴室裡，傾聽著遠處隱隱的流水聲，衝馬桶的聲音。奇怪的是我有了種在家的舒適感覺。馬桶有某種寬慰人心的作用。至少身體機能還是充分民主的。人人都得大便，莫伊拉會這麼說。

我坐在浴缸邊上，眼望著乾淨的毛巾。它們曾經使我激動亢奮。它們曾意味著一件事的餘波，愛的餘波。

我看到你媽媽了，莫伊拉說。

在哪裡？我說。整個人大為震撼，驚惶失措。我意識到自己一直認為她早已遠離人世。

不是親眼見到，是在那部關於隔離營的紀錄片裡。有一個特寫鏡頭，是她，沒錯。雖然裹在那身灰衣裡，我還是一眼就認出她了。

感謝上帝，我說。

為什麼要感謝上帝？莫伊拉說。

我以為她已經死了。

她還不如死了，莫伊拉說。你應該求她早死。

我記不得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情景了。它和其他所有事情混在一塊，平平常常，沒有一點特別之處。她一定是隨便過來走走。她經常如此，一陣風似的在我們家飄進飄出，來來去去，好像我是母親，她是孩子。她無憂無慮的樣子也像孩子。有時候，她在搬遷之間，也就是剛剛搬進一個地方或剛剛搬出一個地方，會來借用我的洗衣乾燥兩用機洗衣服。也許當時她是過來向我借東西：鍋，或者是電吹風。那也是她的習慣。

當時我不知道那就是訣別，否則我一定會努力記住。可我連當時說了什麼都記不清了。

一星期過去了，二星期，三星期，當所有一切急轉而下，形勢驟然變得無比嚴峻時，我曾嘗試和她通電話。但沒有人接，再試，還是沒有人接。

她沒有告訴我要去哪裡，不過也許是因為她覺得沒有必要。並非次次她都告訴我她的行蹤。她自己有車，也還沒有老到開不動。

最後，我接通了大樓管理員的電話。他說近來都沒見到她。

我萬分焦慮。心想她也許是得了心臟病或是中風，這不是沒有可能，雖然在我記憶中她從未生過病。她身體向來健康。至今仍堅持在一個叫「鸚鵡螺」的健身中心鍛鍊，每隔兩週都要去遊一次泳。我常對朋友說她比我更健康，這話也許一點不假。

盧克和我驅車來到市區，盧克嚇唬管理員開啟了公寓房門。盧克說，她也許已經死了，躺在地上。時間越長，事情越不可收拾。你想過那會發出什麼味道嗎？管理員說了些必須經過許可之類的話，但盧克搖唇鼓舌，話說得不由人不信。他明確告訴他我們既不願等也不會走。我哭起來。也許是眼淚最後打動了他。

當那人開啟房門，我們眼前出現的是凌亂不堪的房間。傢俱打翻在地，床墊掀開，梳妝檯抽屜翻得個個扔在地上，裡面的東西撒了一地，到處堆積著。但母親卻不在裡面。

我要去報警，我說，我已經停止哭泣，只感覺從頭到腳的寒意，牙齒咯咯打著冷戰。

別，盧克說。

為什麼不？我說。我瞪著他，怒目而視。他站在慘遭劫難的客廳裡，只是呆望著我。然後把雙手插進口袋裡，人們在不知所措時常會有這個茫然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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