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下午我整個人仍處在興奮之中，一點不想午睡。我坐在窗座上，透過半透明的窗簾朝外看。白色的睡裙。窗子和往常一樣微微開啟，徐風吹進，帶著陽光的熱氣，白色的窗紗吹拂著我的臉頰。我的臉這樣包裹著，只能看到凸起的鼻子、蒙著的嘴巴和眼睛的輪廓，從外面看過來，一定像只蠶繭，一個幽靈。但我喜歡這種感覺，這種輕紗拂過皮膚的感覺。這種感覺宛若置身雲端。

他們給我安了一個小小的電扇，多少驅走了一些悶熱。它在地板上的一個角落裡轉動著，葉片包在格子蓋裡。假如我是莫伊拉，我就會知道怎麼拆開，使它成為鋒利的刀口。我沒有螺絲刀，不過假如我是莫伊拉，沒有螺絲刀我也一樣能辦到。可我不是莫伊拉。

如果是她在這兒，她會怎麼對我談論大主教？很可能她會不喜歡他。過去她也不喜歡盧克。不是討厭盧克本人，而是討厭他有家室這個事實。她說我是在侵佔另一個女人的地盤。我說盧克不是一條魚也不是一根草，他是一個人，有權自己決定幹什麼。她說我是在強詞奪理，自我辯解，我說我是在戀愛。她說那算不上什麼藉口。莫伊拉向來比我有邏輯頭腦。

我說她當然不會有這類問題，因為她更喜歡女人，而且就我所見，只要她喜歡，把她們偷過來或借過來她是從來沒有任何顧忌的。她說這可不同，女人之間的權利對比是相等的，因此性是一種機會均等的交易。我說「機會均等」是一個性別歧視詞彙，假如她要堅持這個觀點，那麼整個論點根本就是陳舊過時的。她說我把問題庸俗化了，如果我認為這個觀點陳舊過時，那我就是把頭埋進沙子，逃避現實的人。

這場談話是在我住所的廚房裡進行的。我們坐在桌子旁，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激烈地低聲爭論，這個習慣是從大學裡帶來的，當時我們二十剛出頭，爭論起什麼來總是這樣，聲音不大，但鋒芒畢露。廚房在一間破舊的公寓裡，這是一座有護牆板的房子，靠近河邊，三層結構，房子背後朝外有一座搖搖欲墜的樓梯。我租用的是第二層，也就是說，我得忍受樓上樓下吵鬧聲的上下夾攻，兩臺討厭的音響天天鬧到深夜。他們是學生，我知道。我當時還在幹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保險公司操作電腦，收入不多。因此和盧克在酒店裡的幽會，對我來說並不僅僅意味著愛或只是性。它們還意味著能夠暫時逃離蟑螂，逃離一天到晚滴個不停的水槽，逃離一塊塊不斷掀起的防油地毯，甚至逃離我為了把房間打扮得漂亮些、而釘到牆上的海報和掛在窗戶上的刻花玻璃飾物。我也種一些室內植物，可它們不是爬滿紅蜘蛛就是因為沒有澆水而乾枯死掉。我總是忙不迭地趕去和盧克幽會，將它們統統拋到腦後。

我說把頭埋進沙子、逃避現實的生活態度遠不止一種，如果莫伊拉以為她可以靠把自己封閉在一個只有女人的小團體裡而建造一個烏托邦，那就大錯特錯了。不能只是簡單讓男人走開，我說。不能只是對他們置之不理。

這簡直好比說就因為有梅毒存在，人們便理所當然要染上它，莫伊拉說。

你是說盧克是一個社會痼疾嗎？我反問道。

莫伊拉笑起來。聽聽，我們都在說些什麼，她說。簡直是一派胡言。聽起來就像你媽媽的口氣。

於是兩人一起笑起來，她告別時，我們像往常一樣相互擁抱。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停止了這一舉動，那是在她告訴我她是同性戀之後。可隨後她又說我不會使她興奮，讓我放心，於是我們重拾舊習。我們可能會打架、會較勁、會拌嘴，但它不會改變任何深層的東西。她仍然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

至今依舊。

那之後，我又換了一間好一點的公寓，我在那裡住了兩年，這兩年裡，盧克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總算從那樁婚姻中解放出來。我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用賺的錢自己付租金。新工作是在圖書館，不是那家有「死神」和「勝利女神」壁畫的大圖書館，是一家比它小的。

我負責把書裡的內容轉換到電腦磁碟上，據說這是為了減少庫存空間和圖書更新費用。磁碟工，我們這麼稱自己。我們把這家圖書館叫迪斯科舞廳，當然這是同事之間的玩笑。轉換工作完成後，那些書照理得進碎紙機。但有時我會把它們帶回家。我喜歡書的感覺，喜歡書的外觀。盧克說我有古文物收藏癖。對此他十分欣賞，他自己也喜歡舊物。

真奇怪，現在怎麼還會想到擁有一份工作。工作，大便。真是一個可笑的詞語。這是男人乾的工作。大便便，大人訓練小孩坐馬桶時常用這個詞。或者用來說家裡養的狗：它把大便拉在地毯上了。你應該用捲起的報紙揍它一頓，母親說。我還記得有報紙是在什麼時候，不過我只養過貓，從未養過狗。

《約伯記》。

所有那些婦女都曾有過工作：這在如今簡直令人難以想象。但確確實實，成千上萬甚至億萬個婦女曾經有過工作。這在從前再正常不過。可如今就像人們曾經用過的紙幣一樣成了遙遠的回憶。我母親收藏了一些，和早年的相片一起貼在剪貼簿裡。那時候紙幣已經不再流通，用它們什麼也買不到。那一張張厚厚的很有質感的紙頭，摸上去滑溜溜的，綠顏色，兩面各有一張圖案，一面是一位戴著假髮的老人肖像，另一面是一座頂端有隻眼睛的金字塔。上書我們信奉上帝的字樣。母親說人們過去常常在現金出納機旁邊開玩笑地寫上這樣的話：我們只信上帝，其他人請付現金。放到現在，這可是褻瀆的言詞。

買東西時你得帶上這些紙頭，不錯，在我九歲或是十歲的時候，大多數人已經在用信用卡。但雜貨店沒那麼快，用信用卡是後來的事。現在看來紙幣是那麼的原始，甚至帶有圖騰崇拜的性質，就像古時候在亞非一帶充當錢幣的寶貝貝殼一樣。在一切通過電子銀行交易之前，那種紙幣我自己一定也用過一些。

我想他們之所以順利得手，這是很大的因素，它使得他們能夠在人們毫無知覺的情況下，一夜之間更改乾坤。假如還是使用可以攜帶的錢幣，難度就要大得多。

一切發生在那場大劫難之後，他們槍殺了總統，用機槍掃平了整個國會，軍隊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當時他們把這場劫難歸咎於伊斯蘭教狂熱信徒。

保持鎮定，他們在電視上說。一切都在控制中。

我整個人都驚呆了。所有人也都和我一樣，我知道的。難以置信。整個政府居然就這麼消失了。他們是怎麼進入的，這一切又是怎麼發生的？

憲法被凍結時這一切便發生了。他們說這是暫時的。街頭上甚至見不到絲毫暴亂跡象。人們晚上呆在家裡，收看電視，關注事態走向。甚至不知道該去對付誰。

小心，莫伊拉在電話上對我說。就要來了。

什麼要來了？我問。

你等著好了，她說。這一切早有預謀。寶貝，你我都要大難臨頭了。她引用了我母親的一句話，可一點沒有開玩笑的意思。

接下去幾個星期，一切繼續處於暫停狀態，雖然這期間也還是發生了一些事。報紙受到審查，其中一些停業關閉，據說，是為了保密的理由。接著道路開始設卡，並使用個人通行證。所有人都對此表示贊同，因為明擺著再怎麼謹慎小心也不為過。照他們的說法，將舉行新的大選，但準備工作需要一些時間。他們說，大家只管照常生活就好了。

然而，還是有所不同。色情商場關了門，那些繞著市中心廣場四周轉圈的性服務流動車再也不見了蹤影。可我一點也不感到難過。我們都知道那些流動妓院是多麼令人噁心生厭。

該是有人出來採取措施的時候了，櫃檯後面的女店員說，我常來這家店買菸。它坐落在街的拐角處，是一家賣報亭連鎖店，只出售報紙、糖果和香菸。這個女人的年紀已經不輕，頭髮灰白，屬於我母親那一代。

他們只是關閉那些色情商場，還是別的什麼？我問。

她聳聳肩。誰知道，又有誰會在乎呢？她說。或許他們只是把那些商場搬到其他地方去也難說。知道嗎？想完全清除這些場所就好比企圖消滅耗子一樣談何容易。她把我的卡號打進電腦錢箱，幾乎瞧都不瞧一下螢幕。那時我已經是那裡的老顧客。人們都在議論紛紛，她說。

第二天清晨，我去圖書館上班，途中又在那家店門外停下，因為煙抽完了，打算再買一包。最近我煙抽得比以前多了。周圍的一切雖然表面上似乎風平浪靜，但其中暗含的緊張氣氛誰都能感覺到，就像地底下的嗡嗡聲令人心神不寧。咖啡我也喝得比以前多了，並開始失眠。大家皆有如驚弓之鳥。與以往相比，收音機裡音樂多了許多，話語則少了許多。

那是在我們結婚似乎有好些年以後。女兒大約三四歲，正上日託。

我們和往常一樣全家起床，我記得，早餐吃的是格蘭諾拉麥片，盧克開車送她上學。那天她穿著幾星期前我剛給她買的小衣服，格子的工裝褲和藍色的t恤衫。那是在幾月份？一定是九月。學校是有一輛校車專門接送孩子，但不知怎的我希望讓盧克送，就連校車我也開始放心不下。沒有哪個小孩走去上學，失蹤事件實在太多太多。

我走進那家街頭小店，平日那位婦女不在。換上的是一個男人，一個年輕人，恐怕連二十歲都不到。

她病了嗎？我把卡遞給他時問。

誰？他反問道，聽起來口氣咄咄逼人。

平日在這裡的那個女的，我說。

我怎麼知道，他說。接著他把我的卡號打進去，仔細檢視每個數字，再用一根指頭一個一個地打進去，顯然他是個新手。我用手指在櫃檯上敲打著，恨不得立刻就抽上煙。同時我禁不住納悶，不知是否有人告訴過他脖子上的小膿包是可以治癒的。他的長相我記得清清楚楚：高高的個子，微微有些駝，黑髮剪得短短的，棕色的眼睛似乎盯在我鼻樑後面二英尺遠的地方；再有就是那些青春痘。我想他之所以在我記憶中如此清晰是因為他接下去說的話。

對不起，他說。這個卡號無效。

這太荒唐了，我說。絕不可能，我戶頭上還有幾千塊錢。兩天前剛通知我的。再試試看。

確實是個無效卡，他固執地堅持道。看見紅燈了嗎？這說明你的卡號已經無效了。

你一定是弄錯了，我說。再試試看。

他聳聳肩，臉上的笑容極不耐煩，但還是重新敲了一遍。這回我仔細看了他手指敲擊的數字，再核對螢幕上出現的數字。沒錯，是我的卡號，但紅燈還是亮了。

看到了嗎？他重複道，還是那副笑容，彷彿他心知肚明什麼可笑之處，卻不打算告訴我。

我會到辦公室與他們聯絡，我說。銀行的電話系統常常出現紊亂，但耐心打幾個後通常都能接通。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比憤怒，就好像被人無端指控了一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罪名。好像這個錯是我自己造成的。

去聯絡吧，他口氣冷淡地說。因為沒付錢，我只好把煙留在櫃檯上，心想上班時可以向同事借幾根抽。

在辦公室我真的打了電話，但連著幾次，聽到的都是錄音。它不斷重複著：線路忙。請稍後再打。

整個上午線路都忙得不可開交，起碼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我又打了幾次，都沒能接通。但即便如此也還不算太反常。

午飯後，兩點左右，主任走進磁碟室。

我有事要通知你們，他說。他看上去一副落魄模樣；頭髮亂七八糟，雙眼發紅，目光游移不定，像喝醉了酒一般。

我們全都抬起頭，關掉電腦。屋裡大約有八到十個人。

對不起，但這是法律規定。真是十分抱歉。

怎麼啦？有人問。

我不能留你們在這兒了，他說。這是法律，我不得不照辦。我得讓你們離開。他說話的聲音近乎溫柔，就好像我們是一群野生動物，被他捉到關在罈子裡的一群青蛙，似乎他想顯得人道些。

這麼說我們全都被辭掉了？我說著，站起身。什麼原因？

不是辭掉，他說。是讓你們走。你們不能再在這裡工作了，這是法律。他用手一遍遍來回梳理著頭髮，我心想，他一定是瘋了。工作太緊張，緊繃的弦終於斷了。

你不能這麼說說就算了，坐在我邊上的女同事說。你這話聽起來太荒謬可笑，一點真實感也沒有，就像電視人物說的話。

這不是我的話，他說。你們不明白。請你們走吧，馬上離開。他提高了嗓音。我不想惹麻煩。如果有了麻煩，書會損失，裝置會癱瘓……他扭頭越過肩膀朝外看了一眼。他們在外面，他說，就在我的辦公室裡。假如你們現在不走，只好等他們親自進來趕你們走。他們只給了我十分鐘的時間。此時他聽起來越發癲狂了。

他是瘋了，有人大聲開口道；大家心裡一定都這麼想。

可我這裡看得到走廊外面，那裡站著兩個男人，身穿軍裝，扛著機槍。這簡直太戲劇化了，令人難以置信。可他們確確實實站在那兒：就像火星人，自天而降，忽然顯形。他們身上有一種似夢似幻的氣質；過於搶眼，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

別管電腦了，見大家忙著收拾、整理東西，主任又說。好像我們想把它們拿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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