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她感到絕望。」

「啊，是的。絕望。」她深吸了一口氣，抽了口煙。

「還記得我們絕望的時候嗎，薇拉？」

臨時收容所。避難中心。我們擠在一起睡的單人床。廁所在後院的、用廢舊報紙當廁紙的排屋。

「但人要多絕望才會去犯罪？或是甘當妓女？」

「女人總是為了自己的孩子走向極端。我為了安娜會做同樣的事。我肯定會的。你為了愛麗絲或萊克希不會這麼做嗎？媽媽為了我們不會這麼做嗎，薇拉？假如我們陷入絕境的話？假如別無選擇的話？」

「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娜迪婭。」

***

凌晨時分，我躺在床上想著那個剛果男人。我想象著那夜半的敲門聲，那快跳出胸腔的心跳，那掠食者與被捕食者間的對視。抓到你了！我想象著朋友和鄰居聚集在人行道上，扎德查剋夫婦揮動著用來擦拭眼睛的手帕。我想象著一杯咖啡，還冒著熱氣，因主人的匆忙離去而遺留在桌上，它慢慢變涼，然後結了一層皮，然後終於幹成褐色的殼。

邁克不喜歡「把他們痛打一頓再趕回老家」太太。她與那個他娶的女人判若兩人。

「驅逐出境是種殘酷卑鄙的待人方式。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第二天，我打了移民局顧問服務處給瓦倫蒂娜的來信上邊的電話號碼。他們給了我一個東米德蘭茲機場地區的號碼。令人稱奇的是，接我電話的正是那個在我父親婚後去探訪他的夾棕色資料夾開藍色菲亞特的女人。她驚訝於我的來電，但她立即就記起了我父親。

「我直覺地感到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她說，「你爸爸似乎如此地，那個……」

「我知道。」

她聽上去人不錯——比我父親對她的描述好多了。

「不只是臥室的問題——而是這樣一個事實：他們似乎根本不在一起做任何事。」

「但現在會怎樣？它會如何收場？」

「這我無法告訴你。」

我得知，假如有驅逐出境這檔事的話，執行它的不會是移民局服務處，而是內政部指揮下的當地警察局。每個地區都有在當地警察局上班但專司移民事務的警官。

「與你說話很有趣，」她說，「我們探訪當事人，把報告存檔，然後他們就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氣中。我們通常不會知道事情的結果。」

「哦，什麼結果都還沒。」

我給彼得伯勒中央警察局打電話，要求與專司移民事務的警官通話。他們讓我找斯波爾丁警察局。他們給我名字的這位警官沒上班。第二天我又把電話打過去。我本以為這個名叫克里斯·提德斯維爾的人是個男人，沒想到她原來是個女的。當我對她說起我父親的事時，她實事求是地說：

「你可憐的父親。你碰上惡棍了。」她的聲音聽上去年輕清脆，帶著泛沼澤地區的口音。她聽上去不夠老，似乎沒處理過多少驅逐案件。

「聽我說，」我說，「等事情結束後，我打算就此寫本書，你可以成為裡面最終將她繩之以法的年輕英勇的警官。」

她笑起來。「我會盡力而為，但你別指望一口氣就吃成胖子。」在特別法庭開庭之前，她什麼也做不了。然後也許會有基於同情的上訴。只有在那之後，才會有驅逐許可，也許會有。

「聽證會結束一週左右給我打電話。」

「你可以是電影裡的女主角，由朱麗婭·羅伯茲扮演。」

「你聽上去有點兒氣急敗壞。」

***

瓦倫蒂娜能把這種小企鵝咕咕咕外加摸胸的政體維持到九月嗎？不知怎的我很是懷疑。我那骨瘦如柴、弱不禁風的父親能夠靠吃火腿罐頭、水煮胡蘿蔔和東芝蘋果，再時不時地挨點打地活到那時嗎？似乎不大可能。

我給姐姐打電話。

「我們不能等到九月。我們必須把她弄出去。」

「沒錯，我們忍得太久了。說真的，我要怪……」她停住了嘴。我幾乎能聽到話到嘴邊又戛然而止的剎車聲。

「我們得齊心協力，薇拉。」我的語氣是安撫性的。我們現在相處得是如此融洽，「我們只需勸說爸爸重新考慮他反對離婚的理由。」

「不，還有比這更急的事。我們必須先申請一項驅逐令，讓她立即滾出家門。離婚的事可以往後靠靠。」

「可他會同意嗎？現在他們又回到摸胸狀態了，他說變就變的。」

「他瘋了。不是一般地瘋。不管那個精神病醫生怎麼說。」

***

這不是我父親首次由精神病醫生給出解除警報的訊號。在此之前至少有過一次，那是大約三十年以前，當我正處在被他稱為托洛茨基分子的階段。我是偶然發現這事的。我趁父母不在家之機在他們屋子裡翻箱倒櫃——就是那有著沉重的橡木傢俱和不調和圖案的窗簾、現在已被瓦倫蒂娜變為自己的香閨的同一個房間。我想不起當時是在找什麼了，但我發現了兩樣讓我震驚的東西。

第一樣，躺在其中一張床底下的地板上，是個皺巴巴的橡膠袋子，裡面盛著黏糊糊的發白液體。我驚恐地盯著它。這是最為私密的排洩物。這是我父母性交的無恥證據，薇拉和我就是這種不止進行過兩次的行為的產物。我父親的精液！

第二樣是一份醫院的精神病醫生的報告，時間是1961年。它藏在梳妝檯的一隻抽屜裡的檔案中間。報告寫到，我父親要求看精神病醫生，因為他正遭受著對他女兒（我，不是薇拉！）的病態仇恨的折磨。這種仇恨是那樣縈繞於心，揮之不去，耗時耗力，以至於他害怕這是精神疾病的先兆。精神病醫生與我父親進行了詳細的交談，得出的結論是，考慮到我父親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的生活經歷，他因為她的共產主義觀念而恨她一點也不奇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讀著報告，越來越驚訝，然後變得憤怒，既對我父親，也對那個不知姓名的精神病醫生——他做出了簡單的選擇，沒有聽到我父親的呼救聲。愚蠢透頂——他倆都是。我母親的家族遭受了無以言表的不公正對待，她遠比我父親更有理由恨我成為共產黨人，但她從未停止過愛我，即使是在我最乖戾張狂的時候，即使是在我說出的話肯定傷到了她的要害之時。

我把檔案放回抽屜。我用報紙把那隻用過的避孕套包起來，扔進垃圾箱，彷彿這樣我就能夠設法保護我母親不受它那無恥內容的傷害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