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拉姨媽接生了我母親的第一個孩子。薇拉於1937年3月出生在盧罕斯克（伏羅希洛夫格勒）。她是個可憐的孩子，哭起來聲音尖銳，揪心揪肺，彷彿隨時都會斷氣似的，攪得尼古拉六神無主，心煩意亂。舒拉姨媽寵愛柳德米拉，但不喜歡尼古拉，而她那位身為共產黨員和伏羅希洛夫將軍的朋友的丈夫也不喜歡他。在舒拉姨媽家的生活變得劍拔弩張。脾氣說發就發，門撞得「砰砰」作響，聲音一個比一個高，木頭房子就像個音箱似的發出迴響。幾周後，柳德米拉、尼古拉和小嬰兒薇拉就撤離此處，去與柳德米拉的母親（現在她當了外祖母，大家都叫她索尼婭外婆）同住，那是個有三間臥室的新公寓，水泥建築，位於城市的另一端。

公寓裡緊湊而擁擠。尼古拉、柳德米拉和嬰兒佔據了一個房間；另一間屋子裡住著索尼婭外婆；第三間屋子租給了兩個學生。弟弟妹妹都在外地上大學，但當他們回來時，就得與自己的母親擠在同一間屋子裡。沒有熱水——有時連冷水也沒有——而且儘管饑荒已有所緩和，但糧食依舊緊缺。新生兒不停地啼哭哀號。她使勁地吸吮著乳頭，但有病在身又患有貧血的柳德米拉根本沒有奶水喂她。

索尼婭外婆會把嬰兒擱在膝上，上下顛著她，唱道：

在高加索山那邊，我們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為自己的權利而戰。嘿！

馬扎爾人在前進，在前進。嘿！

舒拉姨媽說：「拿一隻蘋果，往裡面戳入鐵釘，放一晚上，然後拔出釘子，吃掉蘋果——這樣一來你就能攝取到維生素c和鐵。」

尼古拉在盧罕斯克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在公寓裡閒蕩，他寫詩，讓每個人都覺得礙手礙腳。嬰兒不停的啼哭攪得他心神不寧，他又攪得柳德米拉心神不寧。1937年冬天，他返回了基輔。

***

就在同一年，柳德米拉終於獲准去基輔的獸醫學院上學。也許開弔車的工作起了作用，終究把她變成了一個無產者。但現在它似乎是個殘酷的玩笑：帶著個新生兒，丈夫又有了工作，她不可能去上學。

「去吧！去吧！」舒拉姨媽說，「我來帶薇羅契卡。」

柳德米拉不得不作出選擇：丈夫和獸醫學院，還是剛出生不久的女兒。舒拉姨媽給她買了新大衣和火車票，還給了她一頂奢侈的帽子，帽子上帶有絹花和麵紗。柳德米拉在火車站吻別母親和姨媽。小薇羅契卡緊緊依偎著她，啜泣不已。柳德米拉上火車時，大家不得不把她抱回家。

「那你再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

「那是將近兩年後了，」薇拉說，「她在基輔一直待到戰爭開始時。隨後她來接我。哈爾科夫太危險了。我們去了戴斯謝夫（dashev），與娜迪婭奶奶住在一起。在鄉下要安全些。」

「你見到她一定很高興。」

「我沒認出她。」

一天，一個蓬頭亂髮的瘦女人走進家門，把薇拉摟在懷中。孩子開始又踢又叫。

「連你媽媽都認不得了，薇羅契卡？」

「她不是我媽媽！」薇拉喊道，「我媽媽戴了頂帽子。」

***

我們還有張母親戴著那頂帽子的照片，帽子上的面紗掀在後面，她的臉上浮現著少女般的微笑。它一定是我父親在她剛到基輔後不久給她拍的。我是在一捆老照片和信件中找到它的，它們就放在我有次在裡面發現精神病醫生的信的那隻抽屜裡。那封信早就找不著了，但照片放在起居室的一隻鞋盒子裡，周遭是散發著腐爛氣味的蘋果、裝滿連袋煮晚餐的冰櫃、小型行動式影印機，以及那臺文明人的吸塵器，它是外國貨，在國內買不到集塵袋，現如今被拋置在角落裡，蓋子敞開著，垃圾從它那文明的肚子裡溢了出來。

這間屋子依舊是個爭議地帶。瓦倫蒂娜在家時，她會坐在這裡，把電視機的聲音開到最大，旁邊還擺著個電暖氣（我父親把房間裡的散熱片修過了，好讓它不散熱，為的是保護他的蘋果）。我父親看不懂電視，大多數內容對他來說都毫無意義。他會坐在自己屋子裡，聽收音機裡播放的古典音樂，或是看書。但當她上班離家後，他喜歡坐在這裡，與他的蘋果和照片待在一起，或是眺望窗外犁溝縱橫的原野。

五月的這個潮溼的下午，我們一起坐在這裡喝茶，一面看著雨水從窗戶上滂沱而下，並且抽打著花園裡的丁香樹。我努力想把談話從20世紀30年代烏克蘭的噴氣推進技術的發展轉向有關離婚的討論。

「我知道你不喜歡這主意，爸爸。但我認為這是你重獲自由的唯一途徑。」

他停住嘴，皺起眉毛看著我。「為什麼你現在要提離婚的事，娜迪婭？那該是薇拉，她是那麼熱衷於離婚。香菸和離婚。呸！」

他的牙關緊咬，擱在大腿上的患關節炎的手指痙攣不已。

「薇拉和我意見一致，爸爸。我們認為瓦倫蒂娜會繼續虐待你，我們很擔心你的安全。」

「你知道嗎，當薇拉第一次發現還有離婚這檔子事時，她就立即試圖說服柳德米拉跟我離婚。」

「真的嗎？」這事我還是頭回聽說，「我敢肯定她不是當真的。小孩子總會說些奇奇怪怪的話。」

「她是當真的。她確實是當真的。她終其一生都在試圖讓米羅契卡跟我離婚。現在是讓瓦倫蒂娜和我離婚。現在你也來了，娜迪婭。」